茨威格的世界忧思

    

    最初了解茨威格，是从读《世间最美的坟墓》开始的。茨威格的文字就像他的名字一般漂亮。在茨威格眼里，托尔斯泰的墓地是世间最美的坟墓。我不知道，除了茨威格，还有谁有本事把托尔斯泰的墓地写得那么美丽、自然，没有丝毫矫情？谁又有本事把这座最简朴的墓地写成“世间最美的坟墓”？读后，我寻找此文出处，惊喜地发现，原来这段美丽的文字出自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

    一口气看完《昨日的世界》。我后悔读得太晚了。为什么不早点看到这本好书呢？高远的视野、深沉的思想、独家的史实、卓越的文采，天衣无缝地玉合成这部伟大的“史记”。此书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它提醒读者：这是一本历史回忆录。我对形形色色的回忆录，可没少读。看罢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才真正领教一流历史作品的魅力。一流的历史作品应是一流的文学作品。它记录的不是表象的历史，不是毫无生命的史料堆砌，而是把一个时代的爱与恨以及一代人的痛苦与欢乐真切、生动地记录下来。这是精神的记录，生命的记录。尤其是波澜起伏的动荡年代，往往浓缩了太多的深情与无情。记录这种时代，要感情的投注与精神关切，要有超绝的才华。作为文学家的茨威格，生逢乱世，自然而然地成了一流的历史学家。有言道：家国不幸，诗家幸。茨威格用他卓越的才情，生动记录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说，为他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是他应尽的一种义务。对于这段历史，记录者甚多，但茨威格的记录，感性与理性，纪实与批判，特写与长镜头，情感与理智，浑然一体地融为一起。

    茨威格亲身经历了从平静到癫狂的漫长岁月。《昨日的世界》以一个过来人的视角记录了一个动荡、阴郁的时代。在《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以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多重身份，记录了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命运弄人，让茨威格这一代人经受了超负荷的苦难。这种苦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茨威格这代人经历了“一战”，还有“二战”，可谓祸不单行。历史在这一段进入最幽暗的路段。这里险象环生，疯癫掠走了文明，悲剧置换了喜剧，人性的“恶之花”竞相开放。

    在年轻时，茨威格醉心艺术。他对欧洲当时的前卫艺术有过人敏感。“一战”前，欧洲还是自由的欧洲，和平的欧洲，也是艺术的欧洲。没有人为的仇恨，没有艺术牢笼。茨威格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为他心中的艺术，穿梭于欧洲各大城市，如饥似渴地寻找那些属于他的知识和艺术，与当时欧洲最有才华的艺术家交往。在当时欧洲一些知名艺术圈子里，活跃着茨威格的身影。那时候，茨威格虽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并没有受到丝毫歧视，没遇到由仇恨引发的麻烦。那时的世界，仇恨似乎离人们很遥远，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制造成相互对立的东西。那是个风平浪静的时代，人性的天空风和日丽。人们安静地生活，心不需要设防，似乎这种平静从来如此，不需要省思与担忧。在欧洲的心脏，即茨威格的祖国奥地利，更是如此。生活在奥地利的人们是活在童话里的，他们沉浸在单纯的乐观主义氛围中。茨威格的父辈和祖辈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平静、清白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活跃于欧洲艺术中心的茨威格，敏锐地嗅到世界突变的气息。“于无声处听惊雷”。茨威格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一场大风暴开始在平静的欧洲酝酿。不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场大风暴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这场世界大战恰巧是在茨威格的祖国奥地利引爆的。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从“欧洲的心脏”奥地利穿心而过，顷刻间将一个太平、理性的世界彻底掀翻。对于习惯安静的欧洲人来说，这场战争来得猝不及防。

    遭遇“一战”，许多欧洲人都没有心理准备。生于安乐的欧洲人，没有感受到人性幽暗和阴险，没有觉察到这场世界大战是被恶魔导演的战争，没有发现战争背后的阴谋。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还天真地把战争视为一次浪漫的旅行，一场英雄主义的冒险。甚至有不少人害怕错过这次旅行的机会。欧洲人沉浸在虚假的爱国狂热中，为了他们心中神圣的使命，他们急不可耐地去充当炮灰。在开往死亡终点站的列车上，他们放声高歌。无知的人们唱着歌，无畏地奔向死神。这些愚昧的“炮灰”，被别有用心的政客送上了战车，他们还心怀感激，祈祷有机会精忠报国，为他们心中崇高的理想慷慨赴死。茨威格眼见仇恨在战争中蔓延，人性在仇恨中扭曲，罪恶在世界泛滥，他痛心疾首，但又感到特别的无助。是什么力量让平静的欧洲风云突变，让人性的天空转眼间布满了阴霾？在《昨日的世界》里，似乎看不出明确的答案。茨威格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以历史学家的视野以及艺术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才情，将他经历和见证的一切，零距离地记录下来，为人类留下了一份独家性的历史档案。

    更让茨威格震惊的是“二战”。“二战”是“一战”下的蛋，它带给人类的灾难更是无法预料的。“一战”的阴影还没有来得及从欧洲散去，“二战”又在人类的伤口上再刺上狠命一刀。连环的灭顶之灾，接连降临到人类的头上，使得20世纪上半叶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幽暗的时段。茨威格预感到，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是不可避免的。每当他早上看报时，他害怕看到奥地利沦陷的新闻。他多么渴望他的预感永远不会兑现，但这个厄运最终还是真真切切地降临了，而且比茨威格预料的更加糟糕。作为一个犹太人，茨威格身处世界战争漩涡之中，他所面临的危险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从战争爆发之刻开始，他就决意要做一名世界公民。作为欧洲的良心，茨威格一直在努力，哪怕这努力只是杯水车薪，也要奋力一搏。

    茨威格开始反思战争的根源，以及战争中的人类表现。在他看来，欧洲的战争灾难，知识界难辞其咎。战争爆发前，在欧洲知识界流行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他们过于自信，轻信精神和道义的力量。他们一直相信，只要有良知的存在，非人性的力量就不会过度放纵。有道义在，人类就有底线，“恶之花”就不会肆意开放。但是，两场世界战争把欧洲知识界长期培养起来的乐观主义信念彻底地粉碎了。由于欧洲知识界觉得暴行发生在“国界的那一边”，强调暴行与己无关。这无疑就纵容了纳粹的暴行，造成欧洲的悲剧，加剧人类的劫难。

    不幸之幸乃是：战争唤醒了欧洲知识界的良知。知识精英纷纷行动起来，用良知对抗暴力。他们以笔为旗，抱团取暖，为了人类共同的善，心有灵犀地走了一起。茨威格清楚地记得他与罗曼·罗兰见面时的情景。他从罗曼·罗兰那双清澈、和善的蓝眼睛里，读到了人类良心的深沉忧虑。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罗曼·罗兰表达了对世界结构脆弱性的忧思。人性恶的过度放纵，把人类放逐到无边的死海。战争让人类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歇斯底里的时代”。提到人性中的歇斯底里，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也深有同感。作为一个悲观主义的理论大师，弗洛伊德对人性中的阴暗面有着深刻的洞察。他认为，战争是人性中歇斯底里的本能失控的结果。他否认文化能够战胜“本能”，他对战争中兽性的爆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在“歇斯底里的时代”，弗洛伊德的悲观，在知识界并不是孤例。战争无情地击碎了知识界的自信和乐观主义。但是，他们又清醒地意识到，一味沉浸于悲观主义情绪中，对世界和人类只会更加不利。罗曼·罗兰们开始行动起来，用他们的心灵和智慧，将世界慢慢地温暖起来。

    《昨日的世界》不仅让我们看到人类遭遇大劫的绝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人类在绝望中一点点生长起来的希望。而这，显然不是一个尽职的历史学家所能做到的，需要有艺术家掷地有声的出场。《昨日的世界》让我们体会到了人类心灵的劫后重生。茨威格说，叙述一个时代的事实，要比再现一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昨日的世界》最为难得的是，关注世界巨变之后的人心表现。

    E·Ｈ·卡尔说，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诚哉斯言。历史是人的历史，也是由人记录的历史。绕开历史事实身后的观察者，试图要避开历史观察者去打捞所谓的历史干货，这是虚伪的，也是徒劳的。与一般历史作品只关注干涩的历史史实不同的是，《昨日的世界》再现的是鲜活的历史，将事实背后的精神脉动和情感波澜，新鲜欲活地表现出来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历史细节的背后，都有作者的眼睛，这眼睛里包含着作者的忧思。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说：“历史的探讨向历史学家展示了他自己心灵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是一部直指心灵的历史作品，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