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社会必是文明社会。斯密发现，商业塑造出了“文明”（文雅、礼貌）的人，“谨慎的人”，也是“经济—理性人”。“经济—理性人”（economicman）隐喻涉及文明社会对公民的理性要求。
斯密对孟德斯鸠以下见解深表赞同：“贸易使野蛮的风俗日趋典雅与温厚。”[31]他也赞成曼德维尔的以下见解：商业社会以“强大、富裕和文雅而闻名”[32]。斯密发现，长期经营商业会在商人身上养成的“讲秩序、重节约、谨慎小心的习惯”。他称现代社会为“文明的商业社会”[33]。在他的历史发展“四阶段论”中，经常互用“商业社会”和“文明社会”。曼德维尔对商业社会人格与古代人格的精彩对比给斯密留下了深刻印象：“未开化者心中的爱之所以极不可靠，是因为他们的种种激情都更游移、更善变。在野蛮人身上，那些激情比在有教养者身上更经常地相互冲突，争占上风。有教养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已经学会了如何获得个人安逸和生活舒适，如何为了自身利益而遵守规矩和法令，常能屈从较小的不便，以避免更大的不便。在最下层的粗人中，在教育程度最差的人中，你极难见到常久的和睦。”曼德维尔发现，与人长时间和谐相处需要一种特殊的技能，“没有人为的技巧，两个人之间绝不会有牢不可破的长久好感。最好的朋友若总在一起也必定会发生口角，除非双方都以极大的谨慎相处。”[34]
商业社会的人是理性的、能够克制自己欲望与激情的文明人。他们通过这种克制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文明人对欲望与激情的克制不是为了禁欲，而是为了用和平、有效的方式来满足欲望。这种自我克制还体现在人们的商业经营行为上。
斯密发现，商业社会盛产一种“经济—理性人”。他们在工作中有自制、严谨、诚实、节约、异常勤奋等品质。这些品质与后来韦伯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不谋而合。“经济—理性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获取财富时的审慎。“把自己的健康、财产、地位或名誉孤注一掷地押出去，是人们不乐意做的事情……我们所依靠的增进自己财富的主要方法是那些不致遭受损失或危险的方法：在自己的行业或职业中的真才实学，在日常工作中的刻苦和勤勉，以及在所有的花费中的节约，甚至某种程度的吝啬。”[35]第二，诚实而不欺瞒。“他的谈吐纯朴而又谦虚，而且，他讨厌其他人常常用来欺骗公众对其注意和信任的一切胡吹乱扯的伎俩。为了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声誉，他自然倾向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己真实的知识和本领。”[36]第三，善于交友，但不是那种炽烈的友情，是一种“冷静而又牢固和真诚的友爱”。在交友中，“他并不被对他们杰出才能的轻率赞扬所左右，而是为自己对他们的谦虚、谨慎和高尚行为的审慎的尊重所支配”。他不喜欢一般的交际，很少去那种好饮酒作乐的社交场合，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会过多地妨害他那节制的习惯，可能会中断他那坚持不懈的勤劳努力，或者打断他严格执行的节约”[37]。第四，不愿意承担任何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责任。“他不在与己无关的事务上奔忙；他不干预他人的事情……他把自己的事务限制在自己的职责所容许的范围，他并不爱好那种显要地位，这种地位许多人想从对他人的事务管理似乎具有的某种影响中取得”[38]。谨慎同英勇、善行、遵守正义准则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维持的。谨慎推行到最完美的程度，必然意味着艺术、才干以及在各种可能的环境和情况下最合宜的行为习惯或倾向。它必然意味着所有理智和美德的尽善尽美。这是最聪明的头脑同最美好的心灵合二为一。这是最高的智慧和最好的美德两者之间的结合。谨慎、经济、理性、英勇、善行、守约都是对文明社会公民的要求。
斯密认为，商业社会的人之所以显得“温文尔雅”，是因为他们能够将生理与心理的冲动力置于理性的计算之下，形成一个“深度自我”。在心理层面，这体现在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对“本我的压抑”。斯密虽然没发明这些心理学名词，但他对人的这个心理过程有着深刻认识。斯密试图诉诸“公正的旁观者”来克制人的自利本性，其起作用的方式和“超我”如出一辙：自我控制的美德在大多数场合主要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一种原则——合宜感，对想象中的这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情感的尊重——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如果没有这种原则所施加的约束力，在绝大多数场合，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每一种激情就会急速地发泄出来并以此为快。愤怒就会由这种激情自身的烈性引发出来；恐惧也就会由这种激情自身的极度焦虑引发出来……对他人的情感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是什么这些问题的重视，在大多数场合，是震慑所有那些难以驾驭和骚动的激情，把它们变成公正的旁观者能够体谅和同情的那种心情和情绪的唯一原则。[39]
在休谟那里，“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职务。”[40]然而，到了斯密那里，“经济—理性人”已经占据社会生活的核心位置。斯密不赞成休谟的如下说法：“人如果宁愿毁灭全世界而不肯伤害自己一个指头，那并不是违反理性。如果为了防止一个印第安人或与我是完全陌生的人的些许不快，我宁愿毁灭自己，那也不是违反理性。我如果选择我所认为较小的福祉而舍去较大的福祉；并且对于前者比对于后者有一种更为热烈的爱好，那也同样不是违反理性。”[41]斯密从《道德情操论》对“道德感”的关注到《国富论》对经济理性的强调，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思想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