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生活世界”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由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书中首次提出，其深层动机是为了解决欧洲深刻的理性主义文化危机。胡塞尔认为，这场危机实际上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危机，其根源在于自然科学被视为唯一科学，科学世界偷偷取代了生活世界，对客观性和精确性的无限追求代替了对事物本真的思索，导致主体的目的、意义和价值逐渐被遗忘以至失落；而要摆脱这场危机，必须返回日常生活世界，重新回归被遮蔽的主体的始源性存在。“应该说，自从现代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理论以来，现代哲学才真正将哲学返回到作为一切思考与哲学研究之前提的人的现实存在状态上来，才使哲学与人的具体生存活动的结合成为了可能，这也为在现代哲学中重新复兴实践哲学传统奠定了基础。”张能为，《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即“惟一现实的、在感知中被现实地给予的、总能被经验到并且也能够经验到的世界”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37页。。简言之，生活世界“是由人的日常生活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直观的世界’，而不是科学给我们提供的抽象的‘课题性’世界。它是一个为一切科学抽象和哲学反思做‘奠基’的活生生的充满人性的世界。”尹星凡、黄永烈，“返回生活世界”，尹星凡 等编，《西方哲学经典命题》，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 与科学世界相比，生活世界具有优先性，因为它始终是先于科学而存在着的，并保持着人与世界的统一性；而科学世界则把人从统一的世界图景中作为主观性而排斥出去，抽象掉其感知性、情感性与意志性的文化性质和精神特征，对人们日常经验中的直观事物作了几何化和数学化的处理，从而掩盖了生活世界的本来意义。“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提出，同样昭示着20世纪60年代时哲学的重要转折，即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此前居于主导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重心是对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和准确；而“经过文化转向之后的新科学哲学所持的立场大致是一种文化学和人类学的立场，其根本标志就是对科学哲学的人文理解，纠科学主义之偏。”洪晓楠，《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经历了文化转向后的科学文化哲学开始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价值评价，承认主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特征等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对于科学精神的影响，从而打破了科学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消弭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隔阂。

    胡塞尔在剖析生活世界的主观空间结构时，将其划分为“熟悉世界”和“陌生世界”两个层次。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感知和理解的世界是“熟悉世界”，人们在这一世界中与熟识的他者进行交往活动，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并对其中所包含的环境、习俗、法则等信息了然于心；而“陌生世界”则是我们无法依赖经验而直接了解的那一部分，对此我们只能依靠经验的连续性对之形成一个大致的、粗浅的认识。胡塞尔对于生活世界的这种划分实际上表明了人类认识的限度问题。他认为，仅仅凭借科学知识，人们并不能获得对于外部世界全面的、透彻的、准确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确可以通过从外部世界中所获得的经验性认识了解他者，并形成对客观世界一定程度上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始终无法突破人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因此是不够全面也不够客观的。其实，无论是对于异域文化，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他者，甚至是对于原作本身，译者的认识都始终是存有一定限度的。他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或亲身的体验来充实自己的认识，加深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但是始终无法弥合与作者的体验和感受的距离。文本的内容并不像自然科学试验的对象那样，可以客观而清晰地呈现自身，而是糅合了许多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这一方面充分展现了作品的复杂性，使它更具有神秘感和独特性，从而也拥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也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设置了很多认识和理解方面的障碍和困难。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胡塞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首先，提出一个包罗万象的生活世界概念；而后，利用现象学还原将其世俗内容逐项排除，突出先验自我；再又以先验自我为立足点，衍生出一个包括各种世俗经验因素的本体论体系。”涂成林，《现象学的使命——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随后，舒茨一方面继承了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基本界定，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其超验哲学的立场，将生活世界由一个意义领域扩展为构成其他社会实在领域的基础的社会实在层面，并反复强调: “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3页。 这样，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就由体现个体生存的意义上升为社会的文化基础和意义源泉。舒茨在《社会实在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我的日常生活世界绝不是我个人的世界，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是一个我与我的同伴共享的世界，是一个也由其他他人经验和解释的世界，简而言之，它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共同的世界。”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索昕 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409页。 可以看出，舒茨从一开始就将日常生活世界设定为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这样不仅肯定了主体的存在，也说明了主体间进行以达成相互理解为目标的交往活动的可能性，更指出了主体间通过个性化的阐释和相似的体验，可以实现信息的共享与心灵上的沟通，这在实际上也说明了翻译活动的可行性。

    此外，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也对生活世界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他的视野中，生活世界并不是自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而是一个全面异化的领域，是一个非本真的存在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则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介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重要层面，其异化必然阻碍“总体的人”的生成，遮蔽和束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中的革命倾向。因此，他将马克思仅应用于经济领域的异化理论扩大化，认为异化充斥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表现在生产力、意识形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其自身的本性等等之中，因而主张按照生活的本质去分析和批判日常生活世界，揭示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克服人性的分裂和矛盾，以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社会。捷克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和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阿格妮斯·赫勒(Agnes Heller)都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均倾向于把日常生活世界理解为一个具有自在性和重复性的领域: 科西克认为日常生活的运行具有自然性，是一种无意识、不假思索的活动；而赫勒则认为除了自在性之外，日常生活还具有经验性和实用性，因而主张扬弃日常生活的自在性，使之人道化，在日常生活的主体间建立起自觉的关系，并使个人由自发和自在的状态进入自由自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