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每个人都渴望获得平等对待，互重互爱，但人类历史中，妇女一直处于附属或次一级地位，生命不由自己控制。到了18世纪，妇女自我意识逐渐高涨，女性为自己的生存、自尊开始了两百多年的斗争。她们以行动来为妇女争取权益，组织游行、示威、演说、会议等，有些甚至身陷囹圄，仍坚持为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而奋斗。以下介绍两位女性主义者，她们都以理论和行动推展妇女运动。
(一)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是女权运动分子。她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入读巴黎索邦大学，在一个哲学小组中认识了萨特，二人很快发展成为亲密关系，但他们长期分开居住，最终也没有结婚，只维持“精神伴侣”关系。1931—1943年，波伏娃在大学任教，期间出版小说、短篇故事、文章。她在作品中阐述她怎样看待生死、人的意义等存在主义哲学问题。她在1949年出版《第二性》，影响了战后很多女性怎样思考自己在历史、文化中的角色。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以女性存在主义者的观点提出道德革命，她赞同存在先于本质，所以人出生不是男人或女人，而是逐渐成为男人或女人。她提出女性成为“他者”(the Other)，这个由社会建构而成的“他者”，变成被压迫的一群。男性在这个“他者”旁边加上一个虚假的光环，使女性变得很“神秘”，这样，男性利用“神秘”的借口而不用去了解女性，即使她们有困难，也不用加以援手。社会中不管上层人士或下层人士都对女性有一种刻板化的观念:柔弱、小气、无决断、无知识……男性利用这些观念逐渐建立起父权制度的社会。女性常被描述为“异物”、“不正常”的群体，如柏拉图祈祷时感谢神说:第一，他是自由人，不是奴隶;第二，他是男人，不是女人。连天主教圣人奥古斯丁也说女性是不能作决定、不能一致性的动物!
波伏娃批评女权先驱马莉·沃史东克拉夫特鼓吹女性要以男性为榜样，以达到男性的能力为理想目标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这想法只会使女性更相信她们不正常，她们是社会的“外族”，一切努力只为了达到所谓正常化，所以女性的成就受到限制。女性要前进便要摒弃男性是理想目标的想法。她指出女性也有能力作出抉择，也能提升自我，打破以前男性加在她们身上的内在特性而终超越自我，达成个人为己尽责，为己自由而作出的选择。
从1970年开始，波伏娃活跃于法国妇女解放行动的舞台上。她在1971年签署了“343宣言”，承认曾经堕胎(当时在法国堕胎是不合法的)，到了1974年，法国政府才修改法例容许堕胎。
波伏娃于1986年去世，大家除公认她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外，还承认她是1968年后女性主义的重要推动者。
(二)比蒂·费瑞丹(Betty Friedan)
比蒂·费瑞丹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她出生于美国伊里诺州的一个小康之家。母亲是新闻从业员，因家庭而放弃了工作，但她对这一决定一直耿耿于怀。
费瑞丹曾上过大学，但博士课程读到一半便到纽约发展她的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曾当过女记者，但战后她被迫下岗，把职位让给一位退伍军人。后来她曾当过心理医学家和社会研究员。
她婚后因生育孩子而遭辞退，当时工会没有帮助她争取什么。她只好在家中替一些杂志(尤其是妇女杂志)写文章。她在一次中学同学聚会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很多同学“学不致用”，对工作或担当的角色都很不满意。她分析资料，并与学者讨论后，发现男性/女性都被困在一些角色中。她尝试把资料与意见发表，但是没有出版社接受她的文章，于是她索性根据这些资料扩写，在1963年出版了《女性的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这本书成为当年最畅销的读物，并被翻译成13种语言。
费瑞丹成名后参与了很多的妇女工作。1966年，她和其他女性主义者成立了全美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并成为第一届会长。1967年，在全美妇女组织的大会上，与会者提出平等权利修订案和堕胎条例。1969年，费瑞丹促成召开全美争取堕胎合法化大会，专门针对堕胎合法化的议题而展开一连串的活动。1970年，费瑞丹利用庆祝妇女获得投票权50周年纪念的时机，组织妇女为争取平等而罢工，超过五万纽约妇女参加了这次号召。
费瑞丹在70年代的工作重点是为妇女政治与经济平等而不懈努力。她不大支持女性同性恋的议案，怕失去多数妇女的支持，所以逐渐跟全美妇女组织疏离。
1981年，费瑞丹出版《第二阶段》(The Second Stage)，书中指出女性成为“超级女性”的困难，这等于要求女性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兼顾。
很多人批评费瑞丹忽视家庭和孩子，而且她的言论只针对接受过教育的中产白人妇女，却忽略了其他有色妇女。费瑞丹对女性运动最大的贡献是让女性重新定义自己，而不是根据社会中的位置来做定位，例如家庭妇女对社会一样有贡献，但她们的努力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同，甚至获得很低的评价。她鼓吹女性内部革命，提升女性的自觉意识。在她的文章中，她批评教育是“女性迷思”的传播者和帮凶，消费市场与广告界共同复制了传统妇女的形象，她对此种种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试图引爆一场女性意识革命。她创立全美妇女组织，大力推动女性地位和权益。费瑞丹的贡献是“她以体制内的改革为美国妇女争取到参政权、工作权和教育权，不仅带动了女权运动的兴起，更促成了女性参与社会建设的行列”。[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