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将红军游击战时期的“打圈子政策”，发展成为运动战中的“蘑菇战术”。
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集结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的兵力，企图以嫡系部队胡宗南主力从南线突破，夺取延安。其战略意图是，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西北解放军，或逼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与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
我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与蒋胡部周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抗战后期从晋察冀调来的教导旅，由太行山调来的新编第四旅等部，西北野战军全部仅六个旅，两万六千多人，与国民党军的二十五万兵力之比约为一比十。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枪炮少，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
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后，确定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消灭，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解放军在其他战场打击与消灭敌人。
从3月13日起，胡宗南军十三万人，分两路向陕北发起进攻。我军以三个团的兵力五千余人在富县、临真镇以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抗击进攻之敌。在完成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的任务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
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军周旋。敌军东奔西突，寻找我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缺粮，将我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进剿’。”胡宗南占领延安以后，更加骄狂，断言我西北野战兵团“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把主力集结于延安附近，急于寻我主力决战。我军以小部兵力诱敌北上安塞，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甘谷驿等地，待机歼敌。
3月24日，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一军五个旅被我军诱至安塞。敌三十一旅则于二十五日进入我青化砭伏击圈内，我军立即拦头、断尾、从两翼出击，仅经一个多小时激战，三十一旅直属队及九十二团二千九百余人全部被歼灭，旅长李纪云被俘。整个战斗打得非常快速，干脆利索，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当时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之一”。
4月15日，毛泽东指示西北野战军：
“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过去办法”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办法，就是诱敌深入，疲惫敌人，在运动中歼灭的办法。
我军按照毛泽东战略意图，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鼻子在陕北高原上“游行”，始终居于主动地位。胡宗南部疲惫不堪，迭遭败仗，经青化砭、羊马河两次打击后，愈发谨慎，行军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宿营，多露天宿营。复经一次次扑空，寻我主力不着，部队疲惫，士气沮丧，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相反，却始终未见我中央机关踪影，丢盔解甲，损兵折将，一年中间胡宗南主力丧失殆尽，最后不得不退出延安。
对此一节，国民党的战史也说得明白：“战斗遂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队间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始终凭借其严密之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
敌军“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就是已成疲惫不堪的“惰归”之军！
毛泽东撤出延安仅仅四十多天，就指挥部队三战三捷，打掉了胡宗南一万四千多人，逼得胡宗南在陕北“武装游行”、人困马乏、进退维谷，而蒋介石三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计划也不得不宣告破产。“蘑菇战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我西北野战军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在1947年到1948年仅一年多的陕北战争中，胡宗南损兵折将十万余人，输掉了老本，最后不得不从延安撤走。
毛泽东从延安撤出时，曾经预言：“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战争实践证明了毛泽东预言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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