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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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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始,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中国外交的总目标。这就是“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中国外交政策虽经几次调整,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相互对峙的冷战格局。这一格局的出现,对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正确分析战后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建国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三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框架,并基本奠定了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格局。这“三条方针”的提出和“一边倒”格局的形成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党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是:新中国如何迅速获得国际承认;如何防止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保障国家安全;如何争取必要的国际援助以恢复经济和进行建设。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长期以来,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一直抱着同情和支持态度,并提供过重要援助。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

    实行“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迈出的第一步。随着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制定,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还通过谈判,先后与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此后,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随后,又于1954年和1955年先后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以大国的姿态独立自主地登上了国际舞台。

    为了突破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寻求对外关系的普遍发展,50年代中期中国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此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广泛认同,成为各国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50年代中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对外关系以多种形式迅速展开,不仅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所进展,而且出现了以亚非国家为主要对象的建交高潮。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使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为中国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形势的发展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虽然仍在继续,但美苏关系从战后的持续紧张转为时而缓和、时而紧张;二是两大阵营在这一时期都遇到如何调整内部关系的问题,美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而苏联同东欧国家及中国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明显;三是以反帝反殖为中心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中美、中苏关系出现的重大变化,中国对外政策从“一边倒”转向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

    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逐渐暴露和发展。主要是中共不同意苏共过分强调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也不同意苏共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1958年以后,由于一系列涉及中国主权事件的发生,中苏分歧逐渐从两党之间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意见之争,扩大到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重要方面,双方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致使两党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而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不同阐述,又演变为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一场大论战,最终导致了中苏分裂。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紧张关系长期得不到缓和的根本原因是台湾问题。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反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中国在50年代先后发动了两次炮击金门作战,即两次“台海危机”。此后,中美两国关系陷于僵局,只留下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条维持联系的渠道。60年代上半期,美国不仅继续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而且在印度支那地区不断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此,中国确定了“援越抗美”的方针。在公开宣示援越抗美决心的同时,周恩来又在不同场合,几次警告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边界,同时也希望避免出现中美之间的战争。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并考虑到当时的现实,中美双方最终还是避免了再一次的军事较量。

    在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苏联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企图,坚决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坚决反对美苏合谋“主宰世界”;另一方面是积极争取“两个中间地带”(当时把广大亚非拉国家称为第一中间地带;把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称为第二中间地带),积极支援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特别是支援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斗争。这一时期,中国妥善解决同某些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又同一批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交,震动了整个世界。中法这两个在两大阵营中分别有影响的大国,克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造成的障碍,同时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形成了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气象。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中国顶住了苏联和美国的压力,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外交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和突破;另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的全面倒退、美国侵越战争的扩大等情况的出现,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相当严峻。这个时期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外交工作的长远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70年代是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第三阶段。此前,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外交所受到内外限制很多,但是,毛泽东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外交战略,使中国外交跨入了一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大发展时期。

    从60年代开始,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两极格局逐渐发生变化。经过战后的长期发展,世界很多国家的力量都有了一定增长。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抗,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美苏两国再不能如同战后初期那样控制世界了。60年代末期,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形成均势,而此时美国又深陷越南战争,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争斗中处于不利境地。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形势,在两个超级大国中,美国首先感到调整对外政策的必要。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通过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使美国摆脱困境。

    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调整对外政策,以改变“文化大革命”后在外交上陷入的不利局面。1969年3月,发生了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的事件。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已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任务变得更为紧迫。

    1971年春,“乒乓外交”[237] 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向缓和的序幕。7月,通过基辛格博士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翌年2月,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与尼克松等举行了会谈。随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在《联合公报》中,中美双方表示,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关于台湾问题,中方重申自己的立场,并指出台湾问题仍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美方则表示: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在政治上长期尖锐对立的中美两国从此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联合公报》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精神与双方展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中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地位,这是联合国内一切维护正义的国家,多年来为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而进行不懈斗争的结果。对于这一事实,联大第二十六届会议主席马利克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毫无疑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作,联合国的工作成效将得到加强”。[238] 此后,中国迎来又一个建交高潮,不仅迅速同40几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亚洲的近邻日本和西欧的所有主要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于1973年提出“一条线”战略思想,即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建立一条从日本到欧洲再到美国的联合阵线。[239] 第二年,又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还要争取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在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一条线”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基本结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导思想的混乱,对此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70年代对中国外交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阶段。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第一次为建立新的世界格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中国外交战略的这次转变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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