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冠服制度，从周代开始完善，有数千年的历史。既然能够凭借服装来划分等级，那么无论哪一个王朝，都希望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服饰制度。这对于礼教和统治都是有利的。而中国的百姓，对于所谓的“规矩”，习惯了以后，也不敢去轻易破坏。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国家对人们的控制力减弱的时候，最先出现变化的，又往往是服饰。这也是人们本性里，对于求新求异的一种渴望。即使在现代，喇叭裤的流行，难道不能说是一次“服装革命”吗？
当然，这样的变化，自然会引起“正统人士”的不满，在古代，把这种在服装上求新求异的现象称为“服妖”。这种不同于传统服饰发展的社会新风尚，以时代性、流行性以及个性为其内在特征，被认为是不祥的亡国之兆。
在明清两代，“服妖”的现象十分显著，男人喜红装，有很多的王公贵族把穿“乞丐装”当做时尚，层出不穷，人们也见怪不怪。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推翻了蒙古族的那些衣冠制度，回归“汉化”，他在衣服的面料、样式、尺寸、颜色上都做了规定，“中心思想”就是要做到“贵贱有别，服饰有等”。比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罗等面料，普通百姓只能用绸和素纱。朱元璋是轻视商人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老四”，所以只能穿绢和布。并且，朱元璋对于服饰的管理非常严格，制裁起来毫不手软，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据史料记载，曾经有38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而被充军发配了。
不过，到了明朝中期，出现了小资的苗头，城市的繁荣，让人们对“美的追求”蠢蠢欲动。各种衣服也开始打擦边球，来伸张自己的独特个性了。当时有一首根据宋诗“篡改”的诗写道：“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真实的情况是，江南一些城市的读书人，用红丝束发，嘴唇涂着红色的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点缀着胭脂，身穿红紫颜色的衣服，远远看去，宛如丽人。这也就是对传统的反叛，成了所谓的“服妖”了。
明代的“服妖”争奇斗艳，主要还在于底层民众，凸显了城市繁荣后，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而在清代，却有一场贵族子弟发起的以“寒乞”为时尚的“服妖”运动，后世研究说，正是由于满清王朝的服饰让一些王公贵族感到不满，所以，他们竟宁愿穿乞丐装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
近人李孟符在其《春冰室野乘》中记载，从光绪中叶以来，京城的王公贵族“皆好作乞丐装”。他亲眼见到一个王府的贝勒，竟然把煤灰抹在脸上，“袒裼赤足，仅着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跟随这个“乞丐”后面的侍从，竟有“戴三品冠者”。经过打听，才知道这种以寒乞为时髦的“时世妆”，已在京城的贵人中间流行很长时间了。
也许，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服装制度关系着礼教风俗。但换一个角度来想，物极必反，当人们经历长时间的压抑后，必然有求新求变的渴望，恐怕这正是人性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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