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先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激发了中国平民空前的致富热情,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短短的30年里,“北京共识”、“世界工厂”、“中国模式”等绚丽的名词相继地加在了中国人的头上,更有些中国平民还直接奔向了全球性的“财富榜”,在全球性财富竞争行列里,大有异军突起之势。
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中国经济在高速运转；也看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已成为了振奋人心的画面：中国人确实富裕起来了!
可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少数“先富起来的”的那小部分人,不但先富起来了,而且还越来越富了,以至于独自走进了世界级富豪榜的行列。
我们也切实地看到了另个社会现实景象：一部分人是先富起来了,但是没有带动大多数人也富起来,社会贫富的差距被一再地拉大了。
景象一：世界排名的福布斯2010年富豪榜中国内地上榜富豪名单
宗庆后大陆64岁70亿美元
张近东大陆47岁45亿美元
王传福大陆44岁44亿美元
许家印大陆51岁40亿美元
梁文根大陆53岁36亿美元
马化腾大陆38岁36亿美元
李彦宏大陆41岁35亿美元
刘忠田大陆46岁32亿美元
吕向阳大陆48岁31亿美元
周成建大陆44岁31亿美元
王建林大陆56岁30亿美元
景象二：2元女子宿舍——背景资料
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记者戚小光偶然中走进了一个一天2元住宿费的女子宿舍,20多个女人挤在一间屋子里。
2元女子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她们在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她们每天不足2美元的生活费,她们的病、残,甚至动刀打架……
我们的社会却漠视着她们,没有给她们应有的回报和关爱,甚至连起码的生存保障都没有给予,只有任其年老体弱的她们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悄悄地消亡。
“先富起来的”那小部分人与“后富起来”和“未富起来”的多数中国平民之间的差距变化值,也让世人感到震惊了。（注：据有关部门统计：收入4元人民币/天以上的人数，全国约在1亿人左右）
于是,有人会问：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存在问题？
笔者以为：邓小平先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共同富裕”的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实情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
问题是在于我们的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的实际工作,却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演变成了“让一部分人的富上加富”。
这让我联想到了“火箭”和“自动扶梯”的区别。
我们希望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去想一个基本的问题,在实际的执行情况里你们是充当服务于少数人的“运载火箭”角色,还是帮助多数人上一个台阶的“自动扶梯”角色？!
邓小平先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原本意图是递进式的,他老人家最终是想带动多数人的共同富裕。
可是,我们的某些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接着更是为了出政绩或树榜样,锦上添花地加大力度地对“先富起来”那部分人,继续加大力度地一直扶持下去,使得这部分人富上加富,直达“世界之巅”不罢休。
我想其实依照邓小平先生的本意是：我们的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的工作形态,应该是“过程式”、“搬运式”,而不是单一的“垂直提升式”。
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满园春色。应该放弃对已经富裕起来的那些特定的少部分人的再扶持,转而扶持另一小部分平民再富起来!
我们不是“仇富心理”的支持者,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登上世界级富豪的宝座,可我更期盼的是多数人的共同致富。
由于我们的社会力量有限,且其基本职能是“为人民服务”的谋取大众利益。同时,也因为那些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和自身的再发展能力,而还有更广大的这部分人却还处在贫困线的边缘。
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被长期禁锢的创富热情,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精神释放下,少数的平民创业的成功实绩,让我们的广大平民看到了富裕的希望。那些靠自我奋斗积聚财富的最早成功者们,成为了广大平民学习的楷模,他们的成功经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当作成人激励以及教育子女的活教材。
可是30年后,当多数平民通过各种学习和尝试,逐步发现成为富裕阶层的事与自己越来越不相关,这种致富期望热情逐渐地被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所灭杀时,众多的国人心理也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
昔日的崇拜对象和学习楷模,逐渐演变成了今日的泄愤和仇恨的对象,国人的“仇富心理”现象开始蔓延。
这种被快速拉大的贫富差距和“仇富心理”的加剧,使得中国的社会仇视心理得以再次抬头,逐步演变成为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的隐患。
这种隐患在信息经济的初级阶段,在“资本主导”、“社会工作偏离”和“被放大的数字鸿沟”这新三座大山的共同作用下,不仅不被减弱地继续客观存在,且开始呈现出了相反的急剧恶化的不良趋势。
这种反向趋势的发展,在当今社会保障体系匮乏下的中国,就显得尤为危险了。因此,在社会经济持续地繁荣的同时,我们也更应关注国民心理和创业教育观的转变,特别警惕“仇富心理”的加剧,防止进而转向社会化的仇视。
于是,中国现实的国情迫切需要我们警惕数字鸿沟的再扩大,并着手搭建众多的“自动扶梯”和采取弱化“发热的资本主导”的相应措施,多通道地帮助一批又一批的广大平民上一个新台阶。(关于“发热的资本主导”在后续章节我们再讨论)
今天,在“发热的资本主导”下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经济的未来还能持续地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我们在的内需市场是靠一小部分富豪来支撑,还是靠广大的脱贫的大众？答案也是肯定的：就是“水涨船高”。
我们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源和力量不停地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搬运尚未致富的平民们,使多数的脱贫人群具有消费能力,这样的结果必定是：我们的社会经济是一个可持续发展轨迹,必定是一个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
也许,这就是“自动扶梯”与“运载火箭”在社会学中的区别。
我的曲折经历和丰富的联想告诉我：假设我们普通的平民,能搭载“自动扶梯”,并借助于一种个人力量以外的“外力加速器”,充分发挥个体行动效能的一致性,其效果是领人吃惊的。
“自动扶梯”和加速器,终将会把一批一批的小部分平民,不断地被送往致富之路。总有一天,我们的广大平民能真正地实现共同的脱贫致富,真正培育出了占中国总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真正诞生了的我国内需市场的支撑力量。
只有到此时,扩大内需也就不再是口号,而是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也将真正的可持续地繁荣。
笔者认为平民不仅能脱贫,“平民也能产生富豪”。
平民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不单靠资本积累而脱贫,这是否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呢？
我的回答：不,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因为新时代的到来,使得我们平民劳动者的智慧劳动效能发生了根本转变,且这个新智慧劳动的“能量加速器”也已经出现,这就是智慧经济里即将完善的“智慧共享体系”。
伴随着智慧经济的脚步,一个能快速产生平民富豪,具生命现象特征的新经济形态正在到来。
这一新经济形态的到来,使得资本不再是唯一的市场主导者,“智慧劳动”正借助于智慧的共享体系,逐步与资本一起分享着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
这种经济主导因素的变革,势必会引起我们的社会经济重大革命。
它将促使我们的社会财富创造和再分配规则的修正,也会推动我们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的功能,由“运载火箭式”逐步转向“自动扶梯式”,使得正在逐步熄灭的平民希望,再一次地被点燃。
正是由于随着智慧经济时代的到来,“智慧共享体系”这个“能量加速器”把我们平民的智慧劳动效能成倍成倍地放大,并促使了智慧劳动开始成为经济的新主导者,使得我们的平民再次燃起了“不靠资本而创业致富”的新希望。
别抹杀了平民的希望,一旦这种希望被泯灭,昔日崇拜的创业成功者,将被演变成大众仇富的对象,社会仇恨和社会动荡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我们平民要的不多,要的仅仅是稳定的生活和希望值。于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生活保障+希望=和谐经济的终极目标。
这个经济主导地位的演变和重新燃起的希望,使得我们的创业思想和教育观再次得到转变,从原始的拜金主义开始转向了可持续的对“智慧创造力”的崇敬。
《智能移动终端下的非现场经济》研究,就是希望通过观察和分析智慧经济及其特有的社会表现形式——非现场活动所带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尝试性地去找到、并开启这扇“天方夜谭”的新窗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