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聚集的动因。他在1991年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第99卷，第3期)是一篇具有影响和代表性的重要文献。[9]克鲁格曼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中，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Dixit-Stiglitz(即D-S模型)(1977)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描述产业聚集的“中心—外围”(Core-Periphmy)(1991)模型。提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认为规模效益递增导致产业集群效应更好的发挥。以企业规模衡量内部规模经济，实证研究发现了规模经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扩大的证据。克鲁格曼还指出了集群的“路径依赖”，他认为在某一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其开始的领先地位或许是偶然事件所引起，区域专业化在历史偶然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并建立起来后，就会在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持续下去。区域发展因此被“锁定”，这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对于企业在空间内的聚集同样具有明显的地理含义。克鲁格曼(1991)便引用了Dalton地毯作为例子来说明路径依赖对区域发展的作用，如果没有地方大学对地毯技术的研究，也就没有区域的地毯聚集生产。Dalton成为地毯生产的领先者后，规模经济与外部性又增强了其领先地位。由于技术是路径依赖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轨道也可能是路径依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