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的概念

    二战以后，经济安全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西方，政府被要求为他们的公民和整个国家提供经济安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此为其改变在国际体系中不利地位的努力辩护。共产主义国家过去一度声称已解决了此问题，然而1989年到1990年间发生的事件却残酷地打破了这一幻觉。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经济安全概念似乎是指称某种可以达致的具体的、但通常是不明确的状态，因此它是一个现实的、理性的政治目标。但除了涉及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方面，这种理解基本上是错误的。“经济安全”代表了一种可广泛应用的绝对价值，它是一个虚幻观念，一个妄想。真正的“经济安全”是由各种矛盾、妥协、交易拼凑起来的奇怪而又模糊的东西，是一个相对概念。正如常言道，有得必有失。真正的威胁与正常的行为极难区分，让人误解“经济安全”概念的陷阱几乎无处不在。

    当我们将其应用于资本主义体系(国际体系中主导性的经济组织方式)时，“经济安全”的模糊性便立刻显现出来。如我们在第三章表明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竞争体系，其活力依赖于市场上各种威胁、脆弱性、机遇的相互作用。当竞争意味着失败的危险无时不在时，居于此种环境下的任一行为体怎能期望自己拥有实质性安全呢？可能存在的只有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运转的前提就在于市场竞争能塑造市场主体的行为。个人间与公司间的竞争促进了市场繁荣，破产的阴影和盈利的曙光在刺激市场主体提高效率方面同样重要。优胜劣汰推动了体制总生产率的提高和整体繁荣。

    因此，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基石就在于其内部的所有行为体(个人，公司，国家)永远处于相当程度的不安全状态之中，这使得所谓资本主义体制下“经济安全”的说法成为一个悖论。没有一定程度的不安全，这个体制无法运转。虽然对于每个单位来说，安全的内涵是模糊的，但资本主义仍然会导致某些重要的体系性安全后果。尽管有着种种弊端和问题，资本主义仍然堪称最有效的促进财富创造和技术创新的机制，并且它在分配方面也优于其他体制。它还是政治多元主义的可靠捍卫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鉴于一定程度上经济增长缓解了短缺和分配不公的政治经济问题，可以说，资本主义促成了一笔还算不错的交易，单位水平上的不安全换来的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

    考虑到资本主义模式在现今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尝试思考经济安全问题时，人们常常处于矛盾和困惑中。将经济安全和资本主义全然对立起来当然是一个很轻松的解决办法。但是这只是一个乌托邦，人们很快又会陷入另外一种矛盾和困惑之中。鉴于经济活动的规模与专业化效应，任何复杂的、大规模的经济体系都不得不在卢西亚尼(Luciani)所说的脆弱性与成本效益或者在吉尔(Gill)和劳(Law)所说的安全与相互依存之间进行选择。[8]在经济领域中，行为体提升自身安全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减少使他们更脆弱的相互依存。然而，在获得自力更生的同时，行为体失去的却是能够提升经济效率的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大的经济体能比小的经济体支撑更久一些，但苏联的教训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最大规模的经济体，如果其一味追求所谓的自力更生的话，效率最终也会深受其害。若把这一逻辑推至极致，如卢西亚尼挖苦道，“从安全的角度，也许贫穷才是个美德”，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捍卫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难度。但这种美德也有其负面效果，因为贫穷意味着支撑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与那些更愿意承受相互依存以及由此而来的脆弱性的体系相比，前者的军事力量显得力不从心。[9]

    脆弱性与效率之间的张力无处不在，个人、公司、阶级、国家乃至整个体系本身都无法逃避这一困境。这不仅显示了这一矛盾的范围广度，同时也引发了各个层次内部和层次之间的其他矛盾。这使得我们需要在每个层次上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

    在个人层次上，经济安全的基本定义是人有条件实现自己最基本的需求(食物、饮水、居住、教育)。若是试图超越这一界定，“经济安全”就会和就业、收入分配及福利等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搅和在一起。个人的经济安全定义到底应该仅仅限于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还是应该被界定为某种生活标准的实现？如果就业权和最低收入保障被视为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那么，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市场体系的运作。假如经济效率因此过度受损，那将会面临陷入苏联式经济模式的危险，即个人经济安全的代价是普遍的低生活水平；或者像前英国式经济模式那样，导致经济的衰退以及维持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困难。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种双重属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作为消费者，个人应该感激为其提供最多产品和价格选择机会的市场。作为生产者，既然市场运作常常威胁到他们的收入或就业，他们当然有理由反对市场体系。然而，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那么，消费选择就对他毫无意义；同样，如果商店里根本没什么值得购买的商品，那么，工作和金钱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经济成功让人们可以避开这两种极端状态，从而提供了相对的安全。

    假如得到某份工作或收入的提高(至少维持既定收入水平)就被看做是经济安全的话，那么，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在相当好的环境下，否则，政府不可能按这种需求来调控经济；相反，政府常常要避免这种将会损害本国经济竞争力的尝试。即使富人也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他们还要保住自己的财产(因此还会遇到投资的风险问题)，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免于那些因财富不平等而愤愤不平之辈的威胁。每个人越是寻求减少他们在经济上的脆弱性，他们所在的经济体系的整体效率受损的风险就越大。如果他们对自己的经济安全掉以轻心，他们又将会有被经济状况较佳者盘剥之虞，或者成为市场效率竞争的牺牲品。对于个人和政府而言，如何将这些宏观和微观不安全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无疑是一个持久的挑战。经济成功让平衡更容易些，而经济失败则会恶化问题。

    商业公司是经济安全问题所涉及的另一个层次。公司是最纯粹的经济活动主体，因而至少能免于经济安全中最基本的矛盾。凭借更出众的适应性和创新能力，公司能够在市场中占得先机，或者通过垄断和政治性的市场保护措施保证其优势地位，从而获得安全。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和市场并非天生一对。作为逐利者，公司很自然地倾向于靠垄断或独占逃避或削弱市场竞争。在市场体系的束缚下，仅仅凭借更好的适应性和创新能力寻求安全的做法，势必又会造成成功者和失败者在安全问题上的矛盾态势。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除非它被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

    公司本质上是旨在实现某种功能的便利设施。它们不像国家有这么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存在的必需性。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并不在意公司内部集体性行为体存续时间的长短，相反，市场青睐组织的灵活性胜于稳定性。绝大部分公司可能会失败、解体或者被并购，但这对国家而言无关紧要，这种情况在经济活动中司空见惯。它并没干扰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虽然它对雇工们影响甚远；除非公司本身规模太大或者在经济中举足轻重(像一些银行)，否则，它们的崩溃将不会产生深远后果。规模并不总是带来效益，但规模却可能是安全的重要保证，对短期调整的成本的拒斥带来的可能是长期的经济无效率。[10]

    但是，当公司试图通过垄断或保护措施寻求安全时，它们的安全却同消费者的福利发生了矛盾。垄断和保护措施都会提高消费的价格，并且保护措施可能需要从税收中支出一定的补贴。在此种情境下，公司可以声称其自身的存续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全，否则，国家的战略性产业领域(诸如钢铁、造船、食物、航空、能源等)将有可能不再为本国所控制。在这一事实面前，公司为避开市场竞争所导致的成本的增加、产品质量下降等问题不得不被重新考虑。

    安全问题所涉及的另一对象是阶级。将安全概念应用到“阶级”时，困难倍增。阶级跟国家相比是一个更为模糊的实体，我们甚至很难确定其自然边界究竟在哪里。在实际的政治意义上，阶级并不拥有确切的统一行动能力，这一点与国家和个人迥然不同。阶级或许拥有明确的整体利益和心态，但这并不一定能够为个人和集体所体认。由于缺乏组织凝聚力，阶级很少能够制定决策，因此它很难被视为具有维护自身安全能力的“行为体”。虽然一个阶级有其共同利益，但在阶级内部，矛盾、竞争却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会上升为剧烈的暴力冲突。尽管斗争方式已今非昔比，但工业巨头们的好斗性与过去的封建贵族们相比不遑多让。对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言，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历史进步的宿命论断使所谓的阶级安全毫无意义。如果一个阶级比如资产阶级在到达其成功的顶峰后注定会被掷入历史的深渊中，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将他们与“安全”联系在一起？

    由于大部分经济行为体的形象模糊、转瞬即逝，因而，安全概念更加适用于比经济结构更为稳定持久的政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假定阶级和公司的安全利益主要被托付给了国家。这一假设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相当接近，后者视国家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因而国家自然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论述过的，除去统治阶级的影响之外，国家仍有其自身的根基和运行机理。时至今日，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否认“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存在，因此国家安全必须被视为国家和阶级共同利益的结合体，而非仅仅取决于其中任一要素。[11]

    关于国家和阶级之间不同的结构及运行机理，加尔通曾给出过一个较清晰的解释。在他看来，尽管每个国家内部各有其阶级结构，但阶级结构也深深嵌入了整体性的国家间关系网络之中。因而，国家内部的中心—边缘(精英—大众)结构演化为全球范围内工业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边缘国家的精英们与中心国家的精英们享有相当程度的共同利益。然而，尽管各国精英与边缘人群之间都处于对立状态，但是，第三世界精英和其本国大众之间的矛盾却更加尖锐，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太多可供分配的资源(因为他们也是体系的边缘人)。中心国家的边缘人群和外围国家的边缘人群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融洽，前者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是以整个体系对后者的剥削来支撑的。

    这种笼统分析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它遮蔽了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精英间广泛多样的冲突，例如福克兰群岛的领土争端以及巴西雨林生态问题上的争议等。但它的长处在于可以更清楚地展示出阶级利益怎样影响了国家行为，以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又如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它也有助于理解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日益加剧的弱国家的安全问题。

    国内阶级结构，特别是精英和大众间疏离感的广度和深度，是评价一个国家强弱的显性指标。如果再和民族因素掺杂在一起，阶级分化将会产生某种政治上的威胁。无论是国内或国外因素的增加，一些国家都将会对此极为敏感。阶级和民族疏离程度都很高的国家很容易同时受到民族主义和左派政治力量的攻击。如果其中一方面的疏离程度较高，而另一方面的关系相对和谐，那么强势群体可能会比较容易地驯服弱势群体。在某些地方，如南非和巴西，阶级分化和种族分化绞结在了一起，这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政治脆弱性。

    这些观点引发了经济安全概念如何应用于国家和国际体系的问题。在这些分析中，经济安全面临着各种相当尖锐的矛盾，尤其是脆弱性和效率的矛盾，这需要进行更为详尽而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