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社会心理学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社会运动_社会学

    第二节　社会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长约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然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都市运动(urban movements)、环保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其诉求各异，规模不等，形式多样，彼此相应相求，互渗互动。时至今日，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如此普遍，以致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社会运动社会”的概念来刻画这种景象。^[14]

    何谓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指有组织的一群人，有意识且有计划地改变或重建社会秩序的集体行为，用意则在促进或抗拒社会变迁。社会运动与一般的集体行为有着显著的不同点，一般来说，社会运动持续的时间较长，有更加牢固确立的领袖和组织内部模式，并且具有更有意识的资源动员特征。此外，与大多数初级集体行为不同，几乎所有的社会运动都有深刻的政治内涵。故而赵鼎新直接将社会运动界定为:有许多个体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15]

    一、社会运动的类型

    上文介绍的民权运动、环保运动、学生运动、消费运动等都是社会运动的不同形式。一般来说，按照其性质和激烈程度，社会运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6]

    (一)革命运动

    革命是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17]革命运动的目的是推翻现有的制度，并试图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重建社会。我们所熟知的革命有: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中国辛亥革命等。

    (二)改革运动

    这类运动的目的并非改变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格局，而是试图改变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来改善整个社会。一般来说，运动的成员对于现有秩序还是满意的，但亦认为，局部的社会改革是必要的，尤其是某些领域的改革将有助于社会更良性的运行。如当前如火如荼的环保运动、消费者权利保护运动等。

    (三)抵抗运动

    并非所有的运动都试图引发变革，有些运动是阻止变革，或者说企图扭转已取得的变革的，这类运动我们称之为抵抗运动。抵抗运动在社会转型期发生的频率比较高。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集约型企业转变成为必然，其结果之一就是失业下岗大规模出现。为抗拒失业下岗，失业/下岗工人组织起来，反对技术变革，希望回到过去的生产中去。

    (四)表意运动

    表意运动并不像革命、改革、抵抗运动或多或少都有政治诉求，这类运动并不旨在改变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而是希望改变组织社会的个人。它们试图为其成员提供某种形式的个人改造，包括使他们得到感情上的满足、塑造新的个性，或是接受不同的意识形态等。

    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流变

    (一)对社会运动的社会心理学解释

    正如在上文“感染论”中所简单介绍的，勒庞出版《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可以看成是对集体行为(包括社会运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开创之作。他认为，个人在集体中会丧失个人在独处时所具有的个人特质和理性，容易受集群的情绪感染，从而被动地接受和模仿集群中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布鲁默在勒庞的基础上创立了“循环反应”理论，不过他认为他的理论只适用于解释集体行为，而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事实上，上文介绍的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虽然社会学的味道比较强，但其中的结构紧张和一般化信念两个因素都是从社会心理学中衍生出来的。

    特德·格尔(Ted Gurr)的《为什么人们造反》(1970)一书，则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心理学的路径。在这一本书里，作者提出了“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个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

    詹姆士·戴维斯(James Davies)写的题为《人们何时起义及为何起义》一书则提出了另一个被称为“起义或者革命的J形曲线”的心理学理论。戴维斯这里说的所谓J形曲线，指的就是在一个X轴表示时间、Y轴表示某种GDP的经济量度的坐标系里面一个点状的倒J形曲线。他相信，往往在情况发生改善的一段时间之后却出现突然的经济倒退的时候，人们会发动起义。在这个倒退之后(就像一个倒J形曲线)，人们造反，是因为他们的预期超出了经济现实。他们在仍然非常穷的时候不会参与造反，只是在一段时期的增长和改善之后，人们的预期继续提高而实际经济情形反而衰退之时，他们才参与到造反之中。^[18]

    格尔和詹维斯的理论基本上沿用当时在美国心理学界颇为流行的所谓“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的研究路径。这个理论主张说，当人们因某种原因感觉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当然，这个理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时常会有挫折感，但并不是每个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会变得有攻击性。同时，这个理论只是关于个人攻击性层面上的理论。为了解释起义或者革命以及社会运动，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理论。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人们是怎样合作的。举例说，一个“挫折—攻击理论”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果我对我兄弟生气我就会打他，但是它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参加到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去。^[19]因此，被称为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第二代理论被发展出来，以图克服心理学路径的缺陷。

    (二)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是以它对组织研究的依赖，和对个人为什么参与社会运动的传统心理学解释的抗拒为其基本特征的。这种理论认为，在研究社会运动组织是如何努力去实现特定目标和这些努力是如何成功或失败的时候，关注这些组织所需要的资源，要比关注这些组织的参与者的社会心理学特征显得更为有效。比如，上文提到的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认为相对剥夺是导致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但资源动员理论学者们提出，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不平等和压迫是随处随时可见的，但我们却看不到反抗运动的随时随处发生，他们继而指出，反抗运动往往集中出现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并且发生的原因往往是由于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手中掌握的资源，如金钱和可支配时间增多了。^[20]

    资源动员理论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是以理性人的假设作为论证的前提的，提出了“搭便车现象”和“选择性激励”等重要的问题。资源动员学派的理论家继承了奥尔森的基本假设，同样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定义为“理性经济人”。在他们那里，“不满”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比如伯肖尔(Anthony Oberschall)断定，不满和怨恨是历史景观中一个相当永恒且循环再现的特征。因此，社会紧张与结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足以解释集体行动的出现。他们更为关心潜藏于个人心中的“不满”是怎样转化成社会运动这样一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的。在资源动员理论看来，这就需要一个“资源交换与动员”的过程。

    麦卡锡和扎尔德(McCarthy and Zald)可以看成是资源动员理论的集大成者，1973年他俩合作发表的《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和资源动员》以及1977年发表的《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被称为资源动员理论的代表作，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在以后的数十年里，这两篇文章被数以千计地引用和转载着。他们在文章中主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增多?其次是想对美国的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做一个预测。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增多，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增加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增多了，这种资源一是人们手中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了，二是社会上能被社会运动组织所利用的钱财资源变多了。对于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问题，两位作者认为美国的社会运动将越来越专业化。

    归纳起来，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假设(观点)是:第一，行动需要付出成本，因此不满情绪或剥夺并不能自动地或轻易地转化为社会运动，尤其是高风险的社会运动。成本-收益的权衡，无论多么原始，却总意味着存在某种程度的选择和理性。因此，如何动员人们走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常规例行，走出工作和闲暇的常规空间，是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第二，对资源动员可能发生在受到侵犯的群体之内，但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第三，资源需要被动员出来并组织起来，因此，组织行动是十分关键的。第四，参与运动的成本，可能随着国家或社会是采取支持还是镇压的态度而上升或下降。第五，正如动员是一个大问题，运动的后果也是如此。在动员的工作量和运动的成功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和一对一的对应关系。^[21]

    (三)政治过程理论

    可以说，政治过程理论是在对资源动员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过程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麦克亚当(Doug McAdam)对麦卡锡和扎尔德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一，麦卡锡和扎尔德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大量社会运动都是一些小规模低目标的改良型的社会运动，他们所提到的一些组织，如美国老年人健康协会，甚至都不能算是社会运动组织。因而，资源动员理论也许最多只能解释一些小规模低目标的改良型社会运动。其二，他们过分强调外来资源对社会运动的作用，而忽视了运动成员本身的资源。其三，他们过分强调了公司、政府精英对社会运动的正面意义，而事实上，对一些社会运动，它们是起阻碍作用的。其四，他们把个人的怨恨、剥夺感看成是常量，但事实上，它们并非常量，在一些社会运动中，它们同样起到重要的作用。^[22]

    麦克亚当分析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政治过程。他提出，决定社会运动能否崛起的因素包括以下三类:①扩大的社会政治机遇。经济及社会变迁的结果常常会带来政治机遇结构的改变，拉近了当权者与受压迫者之间原有的权力差距，增加了弱势者讨价还价的本钱。②草根组织的力量。要使受压迫群体能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起来挑战，还必须有一些已经存在的组织基础作为社会运动动员的主体。③认知解放。草根组织的力量与扩张的政治机会只是客观条件，除了这两个因素外，要促成社会运动的产生，受压迫的群体仍然必须在心理上改变原来对于自身处境的认知以及对外在环境不可改变的看法。^[23]

    政治过程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梯利(Charles Tilly)。在《资源动员到革命》(1978)一书中，梯利发展了他的两个模型，一是政体模型，二是动员模型。政体模型区分了两类人: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一般成员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而政体外成员则没有这种能力。因此，政体外成员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以便把自己包容进去，要么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甚至革命。所以，梯利认为，社会运动是政治性的，而非传统社会运动理论家所认为的病理性的。^[24]他认为，国家在社会运动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家拥有大量的权力，即使一个人想要参加到社会抗议中去那也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对于梯利来说，国家的压制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同样关注在面对一个挑战国家权威的社会运动或者抗议运动时，国家会做什么。国家的反应究竟是什么呢?国家当然可以使用暴力压制，但有时国家政权中的一些成员与社会运动者合作，甚至也加入到社会运动中去。因此当我们关注国家时，不仅需要关注它的压制能力，例如警察、军队等，更需要关注国家是否统一、强大，或者国家自身是分裂的、虚弱的。^[25]

    在动员模型中，梯利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政治机会或威胁、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他认为这些因素是通过特定的组合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的，如图19.1所示。^[26]

    

    图19.1　梯利的社会运动动员模型

    (四)新社会运动理论

    上文我们所介绍的理论多是美国主流的社会运动理论，与之相对应，欧洲也发展了自己的社会运动理论。面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运动风潮，马克思主义模型在诠释这些社会运动的发展时遇到了不少难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全部的历史可以被描述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分成两大敌对阵营、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劳资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冲突。但是6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社会运动根本不同于马克思所在时代的工人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模型的失望促使欧洲社会科学界积极寻找新的理论解释，形成了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视角。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家们将社会运动的出现解释为冲突的社会基础的转型的结果，这种转型产生了新的冲突并且改变了集体认同的建构进程。^[27]图海纳(Alain Touraine)、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梅卢西(Alberto Melucci)、奥菲(Claus Offe)是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之所以称为新社会运动，主要“新”在以下三个方面。^[28]

    ①价值观。新社会运动在价值观上是反现代主义的(anti-modernism)。它们反对把经济增长当做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的现代主义价值观;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推崇人际团结(interpersonal solidarity)，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科层体制;更多的是追求个人自治(individual autonomy)，而不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总而言之，它们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身心关系、两性关系、工作伦理和消费价值观等。

    ②行动方式。新社会运动在行动方式上既反对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也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职业取向的(career-oriented)科层组织方式。新社会运动更喜欢游行、请愿、静坐(sit-in)、进占(occupation)等体制外的、“非常规的”、直接民主的政治参与方式;在组织形式上，它倾向于采取小规模的、分权的、开放的、流动的组织方式。这一点与工人运动通常采取的工会和政党的斗争方式是根本不同的。

    ③支持者。根据新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新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往往是两部分人:一是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为现代化过程付出了代价的人，即社会弱势群体;另一部分是由于价值和需求发生转变，从而对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问题非常敏感的人，这主要是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新中产阶级构成了新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社会弱势群体还是新中产阶级，均很难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联系起来，因为这些群体内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作为妇女运动主要参与者的妇女，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但显然不能把妇女视为一个“阶级”。还有“新中产阶级”，其中既有知识分子，也有普通职员;既有高级经理人员，也有小私营企业主。因此，新社会运动很难说是哪个“阶级”的行动。

    (五)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它是在对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反思、批判、修正、补充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许多美国社会学家，对起源于勒庞的社会心理学传统持一种特别反感的态度，他们认为社会心理学既显得天真幼稚，又带有还原论的色彩，并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冲突和压迫矗立于其上的结构性条件中转移开来。取而代之的是，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被引入资源动员研究的理性模型，或关于理性选择的微观经济学模型，则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它的激励公式的表面上的吸引力，实际上掩盖了理论上十分危险的假设，这些假设不加批评地从奥尔森那里接过来，使得资源动员理论在解释社会运动是什么以及想做什么的能力上受到限制。首先，它将导致人们对价值差异和价值冲突的忽视;其次，便是对搭便车问题的不恰当的强调;最后，它提出了一个虚假的行动者预设，该行动者没有个人史，也没有性别、种族，或在一个社会历史中的阶级地位。^[29]在对资源动员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社会运动的社会心理学取向重新回到了学术前沿。

    缪勒总结到，这种社会心理学的复兴始于以下三个要素:首先是对行动者的重新界定;其次是在不同群体背景下的面对面互动中，微观动员(micromobilization)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的扩展;最后是在不同层次的时间跨度、形式化程度和工具性利用上，对社会政治文化中生产意义的对立性要素所做的详细说明。^[30]为充分介绍这种理论取向，莫里斯和缪勒还主编了《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一书，书中收集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31]比如:甘姆森在《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一文指出，要想对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家、美国的资源动员理论家和第三世界理论家所揭示的那些过程进行分析，便需要把个人层次和社会文化层次结合起来。^[32]而集体认同感、团结、意识和微观动员则能够在比社会运动这一研究领域范围更为广泛的、长盛不衰的社会心理学传统中找到它们的根基。

    克兰德尔曼斯在《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一文中指出，如果不是资源动员和新社会运动理论取向都有一个严重缺陷的话，它们能够很好地相互补充。^[33]这个共同缺陷是:这两个取向都没有能够解释是什么使得人们对他们的情境作出了如下的解释，即参加社会运动看起来是合适的。社会建构论正是作出了这类的解释。社会建构论将着重展现表意、解释和意义建构这些过程所具有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社会性的，它们都发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中，因而它们被概念化成对抗议活动的社会建构。

    为连接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学视角和结构或组织视角，斯诺等人把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frame)概念借用过来，意指“一种解释图式，从而使人们定位、认知、辨认和标定他们生活空间和世界所发生的事情”。^[34]通过赋予事件以意义，框架发挥了组织经历和引导行动的功能，从而对社会运动的参与非常有必要。斯诺等人所说的框架整合过程(frame alignment process)则是通过微观动员(micromobilization，即“影响框架整合的各种互动和交流过程”)把个人的兴趣、价值及信念和社会运动组织的活动、目标和意识形态连接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框架桥接(frame bridging)、框架详述(frame amplification)、框架延伸(frame extension)和框架转换(frame transformation)。斯诺等人后来又提出了框架共鸣(frame resonance)、主框架(master frames)等概念(斯诺、本福特，^[35]其他学者对此概念亦有所扩展)。

    (六)小结

    从上文我们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梳理来看，似乎从开始的社会心理学又回到了后来的社会心理学，但实质上，这不是简单的理论循环，而是在对前人理论批判与继承基础上发展出的新的理论视角。正如王瑾所总结的，早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范式或多或少强调参与社会运动的非理性方面，把社会运动视为个人行为的集合，较少从社会运动组织的策略模式和个人的策略行为来考察，忽视了从个人层次的感受转化到社会运动这一集体行为所需的动力机制，而资源动员范式和政治过程范式的发展则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36]资源动员论将社会运动理解为一种理性的组织化行动，更为关心“如何”的问题，即社会运动组织如何运作?领导者如何动员潜在的参与者?如何获取如金钱、大众支持、媒体关注等资源?政治过程理论的目的则在于分辨出政治体制中那些影响社会运动在抗争过程中发展，以及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采取的形式的静态或动态的要素。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遭到了若干批评，其中之一就是批评它们忽略了社会运动的结构根源。而新社会运动论则主要讨论了这个问题。社会建构论范式则突破了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关于理性人的预设，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视为处于非正式网络之中的意义建构者，给予意义建构进程与资源动员以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个体、网络或组织、社会政治文化的不同层次，以及社会运动形成、发展、衰亡的不同阶段方面分析了意义的建构问题。总之，各个理论难以评价其孰优孰劣，都从不同方面阐释了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和过程。当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独特的政治和社会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