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八月”的“八二三”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当时号称“红八月”。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红”字等同“血”字，“红八月”在记忆里，是“血八月”。记忆不会凭空，当时“西纠”在六中后院，创立了“劳改所”，用酷刑拷打出来的鲜血，在墙上题道：“红色恐怖万岁！”

    血，从北京文艺界最先出现，北京大学随着流走，以后全国血淋淋了。血红的八月里，北京烧过多少书本、文物、工艺绝活？抄过多少人的家？剃过多少阴阳头、光头叫做秃瓢？画过多少人的黑脸、红脸、花脸？抖露过多少隐私？造过多少谣、多少诽谤、多少侮辱？拷打过多少人？古老的民族，悠久的文化，多少刑法刑具可供复活？涌现多少年轻的刑吏、刑曹、刀斧手、刽子手？

    没有统计，没有研究。有一些描述记录，也没有汇集。据说，只有活活打死的人数，有一个大约估算，那也没有公布。

    难道还要再付一次学费？

    话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共和国建国近十七年时，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市文联院子里，流了红血，斗死了主席。

    已经好多天了，院子里人来人往，好像市集，又没有买卖。好像是展览，又只有大字报济济如灵堂。

    所有办公室的门都开着，随便哪里的机关、学校、街道上的人，都可以里里外外的串，反正大家都闲着。

    八月骄阳，晒透了水泥地，想必火烫，想必光线反射刺眼。可是要揪未揪，指定在会议室里“学习”，其实是等着揪的人们，身上寒冷。十多年后回忆，明知是八月，竟不以为是夏天，好像水泥地的院子，也是阴沉沉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学生，带着几个同学，自己“进驻”了文联。他是来夺权的，革委会不叫夺。但他可以管自走进会议室训话，指着一个青年作家说，你放毒，我受过你的毒害。那个年头不是这年头，青年作家也一声不响。又指着老作家说：曹靖华比你们资格老，头发、眉毛、胡子都白了，我们叫他曹三白。叫他把牌子举起来——挂在脖子上的牛鬼蛇神牌——他就举起来。叫他举高点、举过头，他就举高点，举过头。

    这个大学生忙忙的打了不少电话，叫人到文联院子里来。院子里仿佛要唱戏了，来了一伙女中学生，都十五六年纪，后脑支着两把小刷子，穿新旧拼凑的绿军衣，一律宽腰带，带铜扣。到了中午大显身手，解下腰带就是鞭子，铜扣立马见血，全不手软。

    这些中学生小姑娘，现在大约都做了母亲，对着独生子女，能够说一说这一段经历吗？

    那个大学生，当时若叫他阿Q，他会放你的血的。可他革了几天命，不见踪影。据说是位“干部子弟”，眨眼间成了“狗崽子”。他是学文学的，不知道现在还玩不玩文学，若玩，不免在书库里遇见“曹三白”的功德。回想起“举起来、举高点、举过头”。他又怎么样呢？

    作家们有进了革委会的，有戴上红箍的，有成立战斗组的，有站干岸儿的。八月二十三日，半数打入黑帮。到九月，大部分“揪出来”了。剩下几个还没有揪的，也就过了风口浪尖。因为随后“矛头”转向军政大员，文艺界原不过是个引子，人也懒得揪了。“老运动员”们把这也算条“规律”。这是后话。

    八月二十八日前，作家们也贴大字报。或揭露，批判，或应景，或表态，也有奉命交代，大致还没有到认罪的地步。唯有骆宾基与众不同，几十个字，他的字人称“符”体，画符的“符”，标题引用鲁迅名言：谩骂决不是战斗！贴在进门廊转角处，光线暗淡，却非常引人注意。有人抄写，有人目光力透纸背，有人开骂。

    文联主席老舍，由会议室踅过来看了这张大字报，不由得想说说话。可是这些日子，人们见了他，或视而不见，或掉头不视，或嗯的一声算是打了招呼，立即走开。老舍这时要说话，车转身子，看见门口台阶旁边，没有花的花坛上，站着个青年作家，扭着身子稍微活动活动筋骨，老舍也踅到花坛上——他决不会想到当天傍晚，会带血站在这里，随后给打倒在地……

    他说话了，他当然有许多话要说，他看了那张大字报忍不住不说话，谁知到头来却是这么通聊。他先说一个字：

    “您——”老北京对“您”和“你”的区分，从不含糊，老舍平日非常讲究咬字吐音。这时“您”一出口又拉长，变成“您”和“你”的混合。

    “您——你，怎么样？”

    青年作家不明白，老舍手抚胸口。青年作家想到心脏，答道：“还好。有一个四川名医给了一种小药，还合适。”

    “小药？什么为君？”中药中的主药称君。

    “三七。”

    老舍眼珠上翻，思考状：

    “三七……止血，又化淤……白药里有它……抗美援朝时候，挺起作用……您——你——”老北京人对后辈，不能称您，这确是特殊处理。“不觉着，力量，大吗？”沉重沉痛沉思：“受不受得了哇？”

    这时，进了革委会的工人诗人从廊道里出来，他想不到这一老一青公然站在门口对话，连忙收脚，转身，往回走。明是回避转身时情不自禁地一笑。这种会心的笑法，当时在人间已经失落，因此值得一记。

    到了中午，从骄阳直射的院子里，七八个女红卫兵，闯进了会议室，看见了长短紫皮沙发，透着阴凉，欢叫一声，打着手势，原坐在沙发上“学习”的走资派们作家们，赶紧让开。女红卫兵有的躺到长沙发上，有的把短沙发拉过来对上，她们要午休了。“学习”的人们原不觉得夏天的炎热，也没有大模大样躺下午休的意思，光是个“让开”实在甘心。

    又一位进了革委会的农民小说家走进来看看，也是查房。看见女红卫兵占了沙发，大家不得休息，还怕发生意外，他叫女红卫兵起来，出去，宣布这个学习室规定要锁门的，不能随便进出。女红卫兵不理，不动弹，有说紫皮沙发是修正主义，有说躺上去革革命——现在听来像是笑话，当时可是当真说的。小说家生气，冒火，可也无法，登登登往外走，走到门口，站住，对着廊道，大吼一声：

    “开会！”

    无会好开，无人好开会，也不是开会解决的事情。可是吼出来的的确是“开会”。为此记上一笔。

    吼罢，又只好登登登走了。

    老舍原有专车接送，这天中午，司机班罢车。老舍到院子门口对面，“斤饼斤面”小铺，买了个芝麻大烧饼。右臂略弯，两个手指头拎着，走过院子回会议室。没有人搭理，所有的人又都用眼角盯着他，盯着两个手指头拎着的大烧饼。老舍的口型，像是哼哼着牌子曲，不过没有出声。

    下午三点左右，院子里沸沸扬扬起来。市文化局和市文联同在一个院子，文化局出入走东门，文联西门，里面廊道曲折相通，先是文化局那边叫喊，脚步杂乱，叫人名，叫口号，一会儿嘶哑如破裂，一会儿轰隆如爆响，拳脚皮肉碰撞，拥挤推搡踉跄。

    文联会议室里“学习”的人们，屏声息气。个把人侧身窗边，朝外偷看，就有人小声叫别看，坐下，别惹眼。有点像战争年代跑警报躲飞机的景象。

    外边叫揪名旦荀慧生，老舍站起，脸上抽搐，甩甩手，嘴里啧啧几声，走出三五步，回头，坐下，木然。

    忽然文联廊道里响起脚步，如失火，如跑水，反正是水火不容情了。会议室双扇门一齐甩开，几条嗓子叫道：

    “出来，出来……”

    一个个鱼贯而出。院子里的热闹不能比做市集，已经像草台班子的“戏台下”了。应当正好是毒日头晒着，现在回想起来，却一片阴暗，仿佛烟雾笼罩。热吗？一点也没有热的印象。

    靠东靠北，里三层外三层围着，卖艺？开赌？原来却是围打盗墓匪——老作家萧军早已被迫弃文，自行考古。安排在文化局，孽根未净，自嘲盗墓。不想此时此地，正好是现成的帽子。萧老从小好练武术，叙述生平有言：“短刀一把，双拳分厢，左来左挡，右来右捅……”这时大难临头，有人说他泰然自若，否，是俨然直立，是使老了劲儿不低头，不弯腰。文化局的造反派知道此老的厉害，多半旁敲侧击。扎两把刷子的中学女红卫兵，愤然摘下铜扣腰带，七手八脚，迎面前去，劈面打下。居然，萧老倒地了。

    一个中年作家在人丛中叫道：

    “要文斗，不要武斗。”

    本是经典言语，却不灵。许多眼睛横扫过来。有手快的．一把，把这作家拽到人后。这位作家在大难全程中，没有揪出来过，是罕见现象。虽说“天网恢恢”，却又道“天时地利人和”。这位作家虽已中年，在“红八月”血海中，倒又有个红箍箍套在胳膊上。另一位中年作家盯着这红箍箍，赞道：“保家卫国。”

    把萧军从地上拉起，要他认罪，萧老叉腿站定，叉手丹田，徐徐答道：

    “服打不服罪。”

    忽然前呼后拥，从文化局门里，押出一串“走资派”，胸前挂牌，大小不一，将就材料，临阵赶制，但一律白纸黑字，血红的叉叉，来到院子中心，朝北一字排开。局长体重威亦重，这时低头垂手如仪，不过沉静仍可比拟石头。其余大体失态。

    戴红箍箍的振臂高呼各样“打倒”，四下吆喝散开散开，空出中间一片场地，如杂耍的撂地摊。

    地摊打开，看热闹的围上“卖呆”。忽然高喊人名，叫到名字的人自动走进空地，站到那一横排上来。还都自动低头，垂手。接着，有戴红箍箍的走上来，把一个黑墨未干的牌子，挂到脖子上，这算是定了案。

    现在回想起来，不论是硬汉或是软蛋，竟没有人拒绝、声明、辩白。也没有人逃避、躲藏，或是扬长或是拂袖而去。因此没有推搡、扭打、追逐。这样的自动，后人或不可解，当事人怕也说不清。

    先是文化局叫一个，文联叫一个，一对一。后来两边储备不一样，有轮空，有连叫。

    红箍箍叫人名之时，多半不露面，在人群背后“炸”出来。这个“炸”字来自当时流行用语——“把肺都气炸了”。凡出声，都作“炸”状。可又不露面，偏又都是一个院子里吃饭的人，都属“知音”，听音知底。今日推想，公开专业的刽子手上刑场，也蒙面，至少不和双方对眉对眼，原是古已有之。

    叫谁不叫谁，是否经过“协商”和“研究”？为什么说“协商”？因为造反派已经出现分歧，揪谁保谁已各有拳经。为什么说“研究”？究竟还有堂堂革委会在。兹事体大，外人不得而知。但看后来的发展，像是仓促上阵，赶临时任务，揪一批人到“国子监”去，那里破四旧烧戏装要人去下跪，既是破四旧，为什么兴下跪旧礼？又是一个现在回想才发生的问题。

    当时的声势和实际，是鬼门关点名。不过阎罗王手中，又无生死簿。这里“炸”一下，那里“炸”一下，有同时张口，有冷场。一“炸”出来，也没工夫附议、表决、通过等等过场。谁“炸”谁算数。当年“炸”者，有的今日戴乌纱帽，坐堂问事，知否知否，一进黑帮，且出不来。一出不来，自身当然难保，还要株连家族，老者日落西山，中者走投无路，小的成了贱民谬种。

    文联第一名，当然是老舍。骆宾基也靠前。他那“谩骂决不是战斗”，就决定了名次。他那牌子上的黑字是：“反动文人”。连权威都数不上。在“红八月”里，先后出现的罪名没有“立此存照”，也是可惜。张贴墙头的，竟有“渣渣鱼儿”，是残渣余孽的“形象化”。还有引自经典的“化做美女的毒蛇”。有异议，另一派写做“化做丑女的毒蛇”，“审美”与“审丑”，在刀山血海亦有分歧。

    一阵热闹过后，未及冷落，帆布篷大卡车开进院子，如贼船进港，绑架肉票，票中年老居多，又要托住牌子，又要从车后攀登而上，左右吆喝，上下推搡，踉跄塞进帆布篷，如入无底洞，眨眼不见人了。

    卡车开到帝王学府“国子监”。大院子，方砖地，堆起盘龙绣凤的戏装，金线银线的盔甲，绫罗绸缎的披挂，点火焚烧。黑帮团团一圈跪下，身后有红箍箍抽打。

    后来有人估算烧掉金多少，银几何，工艺又怎样……其实这是“微观”。从“宏观”看这一场面，叫做“破四旧”，用的完全是封建旧形式与方式，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不过这是文联院子外边的事，应当另有特写，这里恕不详述。

    戴红箍箍的和挂黑牌的都走了，文联院子里依旧骄阳，依旧市集，全北京都依旧破四旧。但文联院子里的气氛无可奈何的松弛了。竟有空隙，让一点点思索的影子到来，无奈脑筋失灵。人的脑筋，全好像麻将牌上的“白板”。

    傍晚，帆布篷大卡车回到院子，从篷里从车后边滚下来的人，全变了样。脸青面黑，焦头烂额，衣服污垢撕裂；再，原本都是头面人物，现在都成了老朽，朽木不可雕了。这个景象把院子里赶热闹的人们，也镇住在那里。静默，闪开一条路，让游魂晃晃进门。文联的，鱼贯走进会议室后边的小屋。那小屋狭窄，还放着几张三屉桌，这么些挂着碍手碍脚的牌子的，都嗖嗖的进得去。从进去起，一点声音也没有，连咳嗽，连大气也听不见，仿佛没有人，只有影子。

    老舍单独押进他的主席办公室，交给他的秘书。这间屋子明亮宽敞，窗下对放着两张两头沉大办公桌，靠里三面一圈长短沙发。老舍头包白绸水袖，不消说是从火堆里撕出来的，白绸子上挂着血迹，后脑现渗着血。老舍本是寒腿，蹒跚走进屋子，没有勒令，没有规定，他自己不去坐办公桌，也不坐沙发。在沙发前边，背靠沙发扶手蹲下，蹲到地上。腿脚不便，是先背靠再屁股出溜落地的蹲法。

    他的女秘书坐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早已无公好办，不过是避免说话，避免眼睛转过去。

    先前，只要听说主席要来，女秘书先把茉莉花茶，用一两口开水沏在杯子里。等到主席进屋，在沙发上落座，对上滚开开水送到手边。

    老舍头包着水袖，蹲着，脸色苍白，皮肉搭拉。像他一生写不厌写不败的，老北京胡同里拉车的、卖大碗茶的、唱戏的……老了，潦倒了，靠墙根蹲着晒太阳。这时，他梦见太阳吗？不知道。只知道没有勒令，没有规定，是他自己蹲下的。

    天在不知觉中，黑了。文联门口台阶上的灯，早早亮了。给院子里不回家吃晚饭，或是吃了晚饭来的革命群众照明。这一天好像是要过去了。

    忽然，齐声高叫。闲逛的人们集合起来，点名批斗老舍。革委会的人在廊头深处，商量明天的革命。这座房子现在扒了盖成五层楼房，当时是深宅大院式平房，据说日伪时期做过特务机关，廊道幽深曲折。等到革委会的人明白事体，老舍已经给架出来，站在门口台阶旁边的花坛上，两三个女红卫兵在叫喊。这些女红卫兵绿军衣依旧，纽扣不齐或不扣齐。脑后散乱，没有支着刷子。比起白天的女中学生来，是次一等。

    喊过全国通用的口号，却批不起来。老说嘴边现成话，支持不了多久。这老舍是干什么的？是作家吗？作过什么？放过毒吗？都是什么毒来着？

    一个红头红脑的工人作家，一天都在人群里串。他不张扬，只和这个那个交头接耳，微露笑容，神色是“忍俊不禁”。

    花坛上女红卫兵号召揭发，号召文联群众揭发，号召文联作家揭发，可惜叫不出一个名字来。

    眼见冷场即将降临，本着救场如救火、也是自救的精神，一位女作家应声：

    “我揭发。”

    身轻如燕，跃上花坛。声带亦单薄，扯起来言道：老舍拿美金，出卖小说剧本给美国。女红卫兵得救，高呼打倒，欢态可掬。不想老舍抖擞精神，两眼圆睁：

    “我有话说……我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前，我靠这个生活……”

    “我靠这个生活……”若在平时，话到此处，会有个隐蔽的幽默微笑。这时笑是不会有了，可是语调居然还带着幽默。

    下边是一篇账目，一九多少年，在英国，什么书，英镑多少。一九多少年，在美国，什么书店，多少美金……

    口号声起：狡辩，诬蔑，宣扬，反攻倒算……老舍年近古稀，奋力呼叫，凭着浑厚的嗓音，可以听见一声两声：

    “我有话说……”

    “我没说完……”

    他从一天的萎琐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我有话说”、“我没说完”、“我有话说”……

    有人发现他胸前没挂牌子，大逆不道。立刻有块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人头上套，那牌子只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在耳朵上，下不去，就使劲勒。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反正连手带牌子碰着了红卫兵的脸面。

    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叫“打”“打”“打”了。人群中间，一位大个子作家，平日认真，几天来沉默观察，这时义愤爆发，气冲声门：

    “他打红卫兵，他反革命……”

    花坛上女红卫兵噼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来噼啪乱打，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成团堆在地上。

    这里应当插上几句后话。才过两三天，廊道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那个揭发老舍拿美金的女作家，抗美援朝时候——不是解放前，出访东欧——不是西欧，当地一个出版商询问出书稿酬，要什么货币支付？答曰美金。翻译不胜惊讶，回国后汇报云云。

    却说花坛上不可开交的时刻，廊道深处革委会办公室里，各处打告急电话，老舍衔头甚多，人代会、政协、文化部、统战部都是有名分的，更不消说文联和作协了。但各处都泥菩萨过江，有的是耗子过街。最后落到公安部，由部落到市局，由局落到西城派出所头上。革委会的人大甩头衔，声称这样的人物，若是打死，大家不干净，如此，派来两名警察。

    革委会五六双脚，其中有工人诗人，有农民小说家，以突围势头，来到门口台阶上，振臂七八条——有的振双臂。高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老舍，交给专政机关。”

    这是正题，帮腔的喊：

    “有地方搁他。”

    “法办！”

    两位警察上了花坛，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边，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可是全无表情，也无话说，找不着词儿。老舍还堆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不去够，不去看。革委会的人纵身上前，拽起老舍，把警察的手顺便拽了过来，完成了交给专政机关的“手”续。

    老舍一生爱写警察，不论军阀时期、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还有解放后的警察都写过。写的警察都和胡同里的拉车卖浆者共气息，都富有人情味，老北京的人情味。到了七十边儿上，自己叫两个警察押到派出所去，他对警察这么一笑。

    刚走到院门口上，又叫赶热闹的围住。还好，革委会的跟在后边，解了围。下半夜，派出所通知老舍家里，夫人赶来接走。第二天早上，出门朝西北走到太平湖边，坐到傍晚，走到湖水里去了。

    这是“红八月”的二十四日，是另外一页了。

    二十三日最后的高潮过去，一是已经夜里。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留在印象里的白日不白，黑夜也不黑。

    院子里的市集，还是冷落下来了。革委会的人打开会议室后边的小屋，用勒令的方式，叫默坐屋里的人回家。趁人少，直接回去。不许乱串，到家闭门思过。第二天一早，趁人少，来机关报到。不许乱说乱动。等等。

    有人回忆，还有几句训话，还叫表表态。多半唯唯，据说骆宾基言道：

    “把人打得糊里糊涂的。”

    一位老“走资派”，人称老倔头，胶东口音。答曰：

    “我几道几几有罪，可我几道几几不几反革命。”

    一个青年造反派喝道：

    “什么几巴几巴的，解散。”

    十年后，八月二十三日这一天的经过，曾立案调查，简称“八二三事件”。未见公布结果。

    “红八月”里，“西纠”在六中创办的“劳改所”，离市文联院子不过一站地。那里蘸着拷打出来的鲜血，在墙上题着“红色恐怖万岁”。题字诸君的后代，现在有上这学那学的了。在这样那样的考试中，有提问“四人帮”的四人是谁？竟有答称“毛刘周朱”。

    血书早已干掉，那面墙也不在了。传统的、发展的、创造的刑具，在有人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之前，就收集不起来了。建馆的建议，也没有实现。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倒有保留着的。我们把鲜血和人命，也婉转叫做“学费”，我们人多，我们付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