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次大讨论”看青年人生观变化
价值观和人生观紧密相联，价值观是人生观的核心内容，它是人们对于人生目的、人生意义以及社会行为进行评价和取舍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在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中，人生价值观居于比较深的层次，它影响和派生着一系列与人生的目的、意义相关联的，包括学习、生活、劳动、婚姻等观念。因此，我们回顾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先得从人生观谈起。
一、“潘晓”问.人究竟为什么活着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一封青年女工的信牵动了广大青年的心，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所遇到的来自社会现实的许多困惑。这场人生意义的讨论开展之后，引起强烈反响，已不局限于《中国青年》杂志一家。各中央报刊、地方报刊也载文参与。这引发了许多青年人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
（一）“潘晓”来信讨论的进程
讨论从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的信为起点，至第12期结束。1981年第1期、第6期、第11—12期又发表了部分讨论内容。关于这次讨论的缘起和目的，肇始这场讨论的“编者的话”作了表述。它指出：“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急待振兴的重要关头，在科学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摆出来了。”“应该怎样看待社会？怎样对待人生？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怎样才能生活得有意义？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何在？——让青年们自己来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吧。”“我们相信，在一场对人生意义的广泛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青年们会有所收益。‘潘晓’同志和更多的青年会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进的路标。”（《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下面未注出处者，出处相同）
至该年底，群众性的讨论延续了7个月，共收到信稿5.7万多件，在第5—12期杂志上共编发了111位读者稿件，约18万字，作为这场讨论的结束。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从理论上作正式的总结。文章谈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等4个专题，近3万余言。
（二）“潘晓”来信反映了什么
引起全国青年热心讨论的“潘晓”来信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从内容构成来看，除了开头语、结束语之外，内容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或前半部分是她对人生历程的感受。她走过了这样几个历程：1.她早年在良好的家庭里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受到雷锋、保尔英雄人物影响，相信共产主义，将来要入党。2.她接受社会教育的结果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人生观：“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从她的年龄可以判断，她是1957年出生的。她形成人生观的时间正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她提出这样的人生观是否需要改变呢？3.她感受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对立。“文革”中的混乱，如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人不苟言笑、外祖父写检查等与她所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她的态度是回避现实。4.来自家庭的打击。外祖父去世，为了钱与家庭吵翻、关系冷酷，母亲不给寄抚养费。受生活打击，自己不得不到一街道小厂当自食其力的工人。这时，“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5.来自基层组织的打击。给领导提了意见，不能入团，“又一次地失望了”。6.来自好朋友的打击。自己犯了点过失，好朋友把她的知心话汇报给领导。7.来自爱情的打击。全身心地爱上一个正受“四人帮”迫害的、“处境一直很惨”的干部子弟。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个高干子弟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她在总结这一历程时，发出这样的困惑的呼喊：“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信的第二部分或后半部分是她追寻人生意义答案的思想过程。她的求索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观察和请教社会各种人，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她认为：人生目的“为革命”，太空，不想再听这种说教了；“为名”，离一般人太远；“为人类”，“和现实联不起来”；“为吃喝玩乐”，自己又不铁心。思想陷入矛盾的泥淖。2.求助于读书。中外作家的经典中揭示的丑恶与她现实中看到的“如此相像”，加深了苦恼。最后她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启示，认为：人都按人的本能选择，而不是根据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为过去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感到可笑。3.“看透”人生之后，她表现为双重性格：谴责庸俗的现实，同时又随波逐流。4.与周围的俗气的人格格不入，立志弄文学，“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作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5.对人生规律的理解。她认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6.内心矛盾极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她固执地捍卫着从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寻来的“人生真谛”，反对改造她这种认识的“任何专横说教”。但她仍自相矛盾，没有生活动力，以至于想到削发为尼，“想到去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潘晓”的经历和追寻人生意义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她从这场讨论中得到了什么帮助呢？青年朋友们从中得到什么帮助没有呢？
（三）有争议，有共识
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引向深层探讨。因此，这次讨论取得的共识不多。如果说这场讨论达成了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对“潘晓”这样青年的同情、理解，以及引起了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当然，同情和理解也是从各个角度出发的，思索也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分歧和争论主要围绕这样几个问题：
1.“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不是人生的规律
这是“潘晓”信中的核心问题。她的经历、寻觅、也是她苦恼的根源。在讨论中，对于潘晓这个结论有不少青年朋友不同意或反对。一位读者在《“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一文中认为，潘晓从相信“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退到“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从无产阶级人生观退到了剥削阶级人生观，是一种“动摇”。他说：“潘晓同志会认识到‘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态度是错误的。有这种人生态度的人，总是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动机和行为都是自私的，为自己出人头地，为自己争名夺利，为自己活着。如此极端利己主义的行为非但不能‘为别人’，还往往会不择手段地损害别人。……‘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第13页）
北京一位读者也不赞成“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逻辑。他认为，“在实际中，主观为自己的人并不总是能做到客观为大家的。主观为自己可能会产生两种效果：当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相一致时，主观为自己确能在客观上有益于大家。可是当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这就面临两种抉择：要么牺牲他人满足自己，要么牺牲自己满足他人。选择前者的人是自私的人，选择后者的人是高尚忘我的人”。（《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但也有人对“潘晓”的这一人生哲学结论持完全赞成的态度。广西桂林一青年认为，“不论是哪一类人，他们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像你所说的‘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所以，我说雷锋也是自私’的，因为他的言行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只不过他主要为了满足自己的高级需要。”（《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江西南昌一位读者认为：“人活在现实中，首先必须千方百计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斗争，然后再去满足别人。这是人生规律。”（《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广西藤县一读者说得更直接：“人生的意义何在？为自己。……只要不是白痴，谁不愿意黄金屋？谁不愿意千钟粟？谁不愿意颜如玉？……像雷锋助人为乐，寄钱给灾区，也好解释……他除了是良心的驱使之外，无非是想使别人赞声他‘好’。”（《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南京一读者也认为：“我对潘晓同志对人生意义的一些看法非常赞同和欣赏。我同样认为：如今社会上的人们是为私利而活着，离开了私利，人们恐怕就会像没有油的汽车一样发动不起来。”（《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除了上述反对和赞成两种意见外，部分青年持折衷的态度。
2.怎样认识和对待我们的现实社会
“潘晓”在来信中提出的第二个重要命题是怎样认识和对待我们的现实社会。她经过来自家庭、社会、工作单位、友谊、爱情各方面的打击后，感到孤独、苦闷，认为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活得很累。
不少人从方法论上引导“潘晓”全面辩证地看待现实社会。有一篇文章指出：“我们许多青年人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者‘全部’，或者‘全无’。当我们由书本所形成的理想与客观现实不符时，那么一切都完了。或则是承认我们的理想境界完美无缺，神圣不可侵犯；或则是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弊病是命运主宰，甘心听从于命。”（《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有一位读者也指出，“潘晓”对待社会现实的方法不对：过去没步入社会时，“不了解现实社会本来存在着的复杂情况，只看到光明面，未看到阴暗面，用幻想代替现实”；步入社会，受到生活的打击后，又变成“只看社会的阴暗面，不看光明面，把少数人的自私、丑恶，夸大为现实中的一切人都是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这种从思想方法上揭示潘晓困惑的分析，可以说切中要害。
从以上这种积极劝导角度讲话的人是较多的。这说明大多数人不主张消沉。但也有人作出另一种“劝导”。南京一位读者这样劝“潘晓”：“如果你在一个环境中感到生存受到了威胁，那就证明你的存在有不合理的因素。如果这不合理的因素是你过于认真的话，为何不用虚伪作为适合环境的保护色？我为团支部写过年终总结，越是胡诌，越能得到一些人赞扬。过去曾疏远我的人开始接近我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我是个快乐的小伙子。呵，可笑的人生，不戴上假面具，在人生的舞台上就有随时被推下台的危险。”（《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3.怎样看待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是“潘晓”表述的一种人生观的核心，她把自我价值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干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自我，不相信别人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目标。对“自我价值”问题，讨论中始终存在两种对立意见。
一种意见强调自我价值与社会的一致性，同时也主张纠正“文革”中忽视自我价值的偏颇。中国人民大学夏起光的观点即是如此。他认为：过去，“我国社会一直比较忽视人的价值。”“否定了个人的价值，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否定社会的价值。”“不能设想，人民对于自己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却能够真正地充当社会的主人，并行使自己的主人的权力。”“提高个人的价值，就意味着改善社会关系。”“提高个人价值的途径是提高个人的素质，承担更多的义务，创造更多的财富，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开封韩方也持这种看法：“自我是伟大的，但它只有在不断完善中，才能得到光辉的实现；自我是伟大的，但它只有在为整体的奋斗中，才能得到光辉的实现；个性是伟大的，但只有在其共性的解放中，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第7期）江苏无锡许少君认为：“人活着，就要有价值。而人生的价值只有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才能展现出来。”（《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但是，与之相对的自我价值观也是鲜明的。武汉赵林大声疾呼：“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被发掘了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人们将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快去发现自己吧，快去让个体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吧！你将会发现，整个现实社会在觉悟的个人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可怜”；“你应该去发掘自我，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己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4.到哪里去请教
人生遇到困惑，到哪里去请教？“潘晓”请教过哲学家、文学家，最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她并未解除苦恼。在引导“潘晓”从理论上弄清问题时，一种意见是向马列主义请教。山西榆次的一位同志引导“潘晓”说：“文学作品要看，但现阶段主要应看哲学作品。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原著。”（《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山东鲁临也作了现身说法：“我再次学习了我以前为寻找阶级斗争翻过的马列著作。我力求去理解这些著作的主要思想和基本方法，不再搞简单对号和只言片语。这样一来，一些过去似乎完全没有看见过的道理，都明明白白地写在著作中。”（《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宁夏杜力夫则认为：“真正的‘硬汉’应走过卢梭和康德，走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光明，以此献身于人类解放的事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幸福。”（《中国青年》1980年第11期）还有更多的人，在探讨自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引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点，这在青年中是占主流的。
但另一种意见是建议向其他两方面思想家请教。武汉赵林劝导“潘晓”：“你最好去读一些卢梭和康德的书，他们会教导你怎样对待生活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对思想出路的看法也大不一样。
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十分关心这场讨论。1980年6月18日下午，他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了解讨论情况，并发表了对这场讨论的意见。他指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和答案。”“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得要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和听得进。“人生的道路是复杂和曲折的，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着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的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胡乔木同志这些谈话，讲明了对这次讨论的基本意见。即：一是对类似“潘晓”来信中表露的思想要理解；二是要创造一个让青年人讲真话的氛围；三是要实事求是地、讲究方式方法地给予回答和引导，帮他们找到希望。
这场讨论的结果是共识不多，争议却很大。它反映了我国那个特定时期的现实，社会激烈变革带来思想的活跃，这正说明对青年进行科学引导的重要性。同时，“潘晓”讨论它标志青年从对政治、对社会的关注转向了对自我、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转向对具体实在的人生道路和自我价值的追求。“潘晓”讨论提高了整个社会对青年问题、青年工作和青年研究的关注，使社会开始注意到青年作为一种社会主体的存在。
二、“离不开雷锋的日子”
“雷锋叔叔不见了”“雷锋又回来了”“给雷锋安上常住户口”“雷锋在西点军校落户了”，伴随着间或发出的这样那样的叹息和惊喜，30多年前曾遍及神州大地的学雷锋活动几起几落，又蹒跚地走过了改革开放的20年，回顾和总结这一曲折的历程，重新认识雷锋精神的实质、内涵及其历史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
众所周知，在“文革”中雷锋的名字被张铁生式的“反潮流英雄”所取代，雷锋这个名字在“文革”后期几乎销声匿迹了。粉碎“四人帮”后，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而在人民群众强烈呼唤下刚刚复苏的雷锋精神，却又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80年代围绕下列讨论和其间流行的一些观点，构成对雷锋精神的三次大冲击：
第一次是上述的“潘晓讨论”。抓住了青年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意是引导青年正确认识人生价值，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观点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传统道德价值构成了冲击。
第二次是1982年上映的美国影片《冰峰抢险队》引发一场争论。影片中抢险队员麦克唐纳的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让许多看惯国产片的年轻人震惊不已。由此引发“麦克唐纳＝雷锋？”大讨论。由于麦克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不像我们以往所宣传的英雄那样是高大全的，所以引起当时广大青年的强烈兴趣。
第三次是在1983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先后涌现了两个响亮而真实的名字——张华与张海迪。后者被当时誉为“当代的保尔与雷锋”，前者则引发出一场影响很大的青年大讨论——如何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大小。这场讨论虽是由“张华救老农是否值得”引出的。大学生张华为救老农而牺牲，有人从人的价值角度“质疑”，说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张华为风烛残年又无知识的老农献身，是“金子换豆子”。同时，理论界有人以《道德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为题发表文章，主张“商品经济不能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
第四次是在1988年“蛇口风波”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淘金精神”的争论。雷锋精神在新时期究竟如何理解？对“淘金精神”究竟如何看待？这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深圳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
时过20年，回过头来重新反思上述讨论，现在人们的看法更趋于理性了。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据统计，1979年通过当时权威的《中国青年》杂志向全国青年推荐的学习典范11名；198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名；1986年更是猛增到55名。这个变化不仅是数量上的，它隐含着一个深层的理念。计划经济对人的要求反映在人们观念上，就是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统一步调。那时中国青年价值观没有选择的可能，照着一种标准模式去学习就行了。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开始进入了一种能够有多种选择的状态。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不同的倾向和要求，这些也正是与青年主体意识的提高相联系。数量增加，不断推出各种类型、各有侧重的青年典型，就是为适应这种差异性而作出的调整，千人一面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确实如此，90年代后期的中国青年，他们的生存背景、奋斗经历、关注热点以及成功特点都更趋于多元化，提供给当代青年更多选择机会和成功之路。也就是从那时起，社会推出的青年榜样开始逐步从过去僵化的模式中走出，注重实际，可亲、可近、可学。青年典范无论是言行举止、思维方式、穿着打扮都更加具有同生活中青年的接近性。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精神榜样新的理性认识。
三、“朗朗”寻找丢失了的“草帽”
自1986年学潮之后，如何“重塑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形象”便一度成为当代青年（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关注、探讨的一个重点。这期间有两次讨论格外引人注目：1988年《中国青年》第1期刊登名为“郎郎”的来信所引出的讨论；以及1989年《中国青年》第3期发的“无名”的来信所引发出关于“寻找丢失了的‘草帽’”的讨论。[1]
这说明当代青年在打破了现代迷信后又离不开精神上的偶像。曾记得1988年上海复旦一位大学生在自己的诗中这样写道：“我们别的没什么，只是成熟找不到思想的‘锅’。”这大约可视作当时中国青年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写照。于是便有了那封格外引人注目的“郎郎来信”（《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大学生郎郎的诉说》，《中国青年》1988年第1期）。对于这封信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中国青年》曾这样描述：《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的问题讨论，在全国尤其大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截至3月底，来稿已逾千件。“郎郎”的信被全国各地的在校大学生争相传阅。据悉，南京大学、南京师大等院校还将“郎郎”的信誊写、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上，北京师院、北京外交学院团委还以此为主题用团日活动的形式连续召开座谈会展开大讨论。因此在1988年“郎郎”已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代名词。
这反映了中国青年在理想主义破灭后，出现了思想空白与精神危机的问题。旧的彻底地逝去，而新的却未来临，他们在新旧交替的空白处困惑……“郎郎来信”深刻地揭示了当代青年社会化与世俗化的冲突。社会化要求他们成为进取向上的“社会人”，而世俗化则肯定即时快乐，即“现在的欢乐就是未来的理想”，这便导致不仅找不到真正的快乐，反而陷入更深的迷茫。于是又有了1989年初那场在大学生中反响热烈的“寻帽”讨论。（《中国青年》1989年第3期）虽说“学潮”冲淡了人们对这次讨论的过多关注，但“寻帽”问题被当代大学生提出却是发人深思的。
《中国青年》编者按这样写道：1989年第3期发表的无名同学来信，如石击水，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千百封来信飞向编辑部；大学生切磋琢磨，研究生座谈争论，青年朋友热烈讨论“寻帽”现象。大学生寻找“草帽”，是来自对日本电影《人证》中“草帽歌”的象征引用。“寻帽”现象揭示了目前青年社会化与世俗化的冲突。社会化需要他们成为进取向上的社会人，而世俗化则肯定及时快乐。他们刚刚成为社会化的“半成品”，却又被世俗化的浪潮所吞没。奋斗与享乐是青年的两难选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前现代化”阶段，物质基础贫乏，需要人们艰苦奋斗，但却出现了“后现代化”意识。以享乐、轻松和生活得潇洒为宗旨的人生哲学抬头，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究竟是戴“草帽”的人出了问题，还是“草帽”本身出了问题？“无名”同学的信，代表了变革时代相当一部分同龄人的心态：“我可以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但我不可以不快乐。”“现在的欢乐就是未来的理想，未来的理想就是现在的欢乐。”这种人生态度，不仅没有使他找到真正的快乐，反而使他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于是那曾使他充实、给他热望的“草帽”，又成了迷茫中的灯塔，前进中的路标。
许多青年、大学生认为，“无名”同学在追求快乐与理想中产生的困惑和迷茫，是社会变革和个人成长过程中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具有广泛讨论价值。就“寻帽现象”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1.“草帽”是什么
部分青年认为，“草帽”是成功的社会角色的象征，而“草帽”的丢失是青年在向这一角色迈进过程中受挫引起的。有的同学认为，“草帽”象征着传统的理想主义。商品经济使青年以往的理想、价值观受到冲击，而新的又尚未确立，所以感到迷茫。还有同学认为，“草帽”是一种人生追求，是一种来自生活底层的执着的奋斗精神，丢失了这种精神，生活必然充满困惑。另一部分同学则认为，他的“草帽”是社会为他选择的统一规格，并不是他自己编织的，因而，随着自身需要的觉醒，“草帽”的丢失是很自然的。有的同学说，那丢失的“草帽”不是别的，正是过去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救世“精英”心态，把人生的价值只理解成贡献的大小，表明我们理想教育的欠缺。这种教育以世界观包容人生观，共产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取代一般道德原则，它导致了多重价值取向中，青年的“草帽”屡屡失落。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理想还原”，在共产主义最高政治理想之下，允许和倡导人们合理科学地确立自己的个人理想、职业理想，形成多元的心态结构，使社会活力长盛不衰。在众多观点的激烈交锋中，大多数人认为“草帽”并不是具体的事业、目标，“草帽”实际上是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或者说是精神支柱，是对理想的追求所产生的快乐而又充实的情感。参加讨论的许多人都与无名同学有过相同的经历、相似的追求与迷茫，他们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谈到自己过去的“草帽”由于是在他人的赞赏与鞭策中戴上的，缺乏自己的理解，所以无法属于自己。
2.要不要“草帽”问题
关于要不要“草帽”的问题，青年、大学生中有那么几种看法：（1）认为在今天自我与个性苏醒的时代，任何“草帽”都只能是一种束缚，既然觉得戴上太累，干脆就别戴；（2）反对的观点则认为，不戴任何“草帽”可能吗？至少不戴本身就是一顶“草帽”；（3）认为关键在于个人感觉，如果觉得“戴”得很沉重，不适合自己，不“戴”也无妨。但大部分人的观点是：人不能没有、也不可能没有“草帽”，但并不是人人头上的“草帽”都合适。个人应摆脱原有的思维模式的束缚，轻松愉快地去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草帽”。
3.怎样编织“草帽”
“怎样才能编织一顶适合自己的‘草帽’？”这是讨论中的热点。多数意见表明，为避免失败以至形成精神危机，应该客观估计社会容量和个人自身能力，量力而行。平凡的人就需要平凡的欢乐，个人的精神是否有真正的寄托，同个人与社会是否和谐密切相关。也有人认为，社会环节不尽如人意，社会给人选择机会不平等，使人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草帽”。
相当一部人则认为，社会环境是客观的，抱怨、发牢骚不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善于适应，在有限的环境中，编织适合自己戴的“草帽”。“无名”同学的迷茫正反映了8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青年的普遍心态。时代给予了我们选择的机会，但我们需要时间来适应、来选择。还有人深刻地指出，“无名”同学的困惑反映了传统观念和变革着的社会的冲突，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观念看待已经变化的世界。过去的时代不复存在了，过去的“草帽”也不复存在了，而过去的观念却还支配着许多人。没有现成编好的“草帽”，有的只是社会的土壤和现在这个季节生长着的各种各样的草，需要自己去选草，去编织“草帽”。
当然大多数青年最终仍同意“草帽”还是需要而不可缺少的，问题是需要怎样的“草帽”？怎样才能“编织”一顶适合自己的“草帽”？许多青年谈到，以往总是别人为我们选择“草帽”，中学时戴着社会、家庭为我们选择的“考大学”这顶“草帽”。进了大学“草帽”过时了，被随手扔在一边，需要一顶新“草帽”。但许多青年一旦真要自己选择时，就感到茫然了，过去的“草帽”已不复存在，但又没有现成编好的“草帽”。因此“还没开始追求便已感受到了痛苦，问题正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追求”。其实早在“寻帽”问题被提出之前的好几年，已有青年人在诗中这样感慨：“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寻帽”现象说明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青年人确立了自我的价值观，他们的注意力和热点越来越投向了自己所喜欢的事业，越来越注重实际，从而使过去的理想模式发生了变化。做人的标准已不仅仅只有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人的思想多元化，兴趣多元化，追求多元化，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必由别人代替思考，而多元化为青年更全面、更现实地确立人生追求，真正把自己和社会联系在一起。
以往的“灌输”教育，犹如替青年选择“草帽”，往往忽视社会实践对确立人生追求的能动作用，“灌输”根据传统模式，为孩子们描绘一幅美丽的生活图景。前辈们把一切说得那么美好，这似乎成为我们这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哺养方式。
而“灌输”的结果往往使青年人与将走入的社会生活产生或多或少的缝隙。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辈的厚爱与塑造，造成了孩子们将来人生问题上的弱智；“灌输”教育的实质只是教孩子们如何按照前人描绘的图画去生活，而不是教孩子根据生活去画图；“大灰狼”总是在童话故事里，而家中却始终衣食无忧，孩子由此“长不大”。
老一代人的追求之所以坚定不移，因为这是他们实践和大脑的产物，而新一代人也只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来确立人生追求。“寻帽”现象正说明了青年渴望在实践中自己编织“草帽”。有些青年丢失了爷爷的“草帽”，仿佛也丢失了自己。但青年总是在历史与现实、爷爷与孙儿告别的握手之间寻找自己的“草帽”。由于80年代的青年跨越了“文革”与“改革”两个截然不同的10年，既接受过传统教育，又面对西方思潮，所以造成许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心理失衡。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促使他们要寻找丢失的“草帽”。
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时期，社会矛盾逐渐浮现，新旧观念剧烈碰撞，使青年身处一个无所适从的价值眩晕期，“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真无奈”“一无所有”“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个最圆、哪个最亮”等流行歌词，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的内心困惑。
作为“寻帽”现象的延续，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大学校园又异乎寻常地出现了80年代最后一个热潮：“寻找毛泽东热”。大学生们凡“毛泽东”的书就读，凡“毛泽东”的书就买。这种怀旧情绪与崇拜心理，随着“精神支柱”的失落更加凸现。
四、“梅晓”：不要天使，不要撒旦
90年代对中国青年来说，是一个话语让位于行动的时代。青年对坐而论道不再感兴趣。但青年对理想的追求并没有放弃。大学生梅晓1991年1月给上海《青年报》的信而引发的讨论，就是其中冒出的精神火花。
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她诉说了内心的不安与困惑：“现在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样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太卑鄙。我想问，在今天，天使和撒旦分别是什么？有没有既不太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现实生活的快乐道可走？”女大学生“梅晓”在信中坦然承认：自己的平凡不足于探寻生命的形而上的本质意义，只是不得不问，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青年报》刊发大学生“梅晓”的来信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短时间内，大批来稿来信送抵编辑部。一类信件述说了梅晓在他们心中引起的巨大共鸣；另一类笔谈，则真诚地提出了他们对梅晓困惑的看法（包括批评）、解决问题的建议（不少是基于自身经验）。”（1991年12月20日《青年报》）
在讨论中，有人认为“选择就要承担”：现代人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但是，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还有人认为“应该学会适应社会”。一位社会学者则提出：“‘人应该怎样活着’，在90年代的今天，不仅是青年人在思索，而且成为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它是进入市场经济后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
青年学者许纪霖在他的《从潘晓到梅晓》一文中对“梅晓”讨论作了如下的总结分析：80年代之前，几亿中国人，从青年到老人都遵循同一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这些价值和模式被认为具有无可辩驳的客观必然性。在这样的“万众一心”背景下，自然没有给个人留下多少选择性的空间。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加速，社会变化首先通过青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折射出来。青年的社会性格经历了二次重大的变化。关于这两个转变，我们可以在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潘晓”到“梅晓”的两场人生观大讨论中得到证实。
五、小结
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变化，主要是沿着如下几个方面发生演变：从关注抽象的人生意义向关注现实自我命运的转变；由坐而论道转向崇尚实干；从社会批判转向对自我发展的追求。而发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四次青年人生观大讨论，透视出中国青年人生观变化上的不同时代意义：
“潘晓”讨论的意义在于：人生观问题，历来为青年一代所普遍关注。每一代青年都曾经在此驻足和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回答。而经过一场大动荡、大破坏，这个问题因此变得更加尖锐、更加突出。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不久，许多青年就开始对人生观问题的探讨，一些报刊经常收到青年的来信，反映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困惑与思索。在此之前，就曾有关于“三信危机”“看透了”和“两代人隔膜”等讨论。到了80年代，人生观问题之所以变得这样紧迫，并迅速引起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催生物。如果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个社会还无暇顾及心灵的创痛，那么，现在青年开始认真反思“形而上”的问题——“人生的意义”。
“雷锋精神大讨论”的意义在于：80年代初的“潘晓”讨论具有重大转折性意义，在这之后，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开始多元化。“雷锋精神”讨论作为“张华讨论”的延续与深入，反映了在商品经济的多样化时代中，雷锋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是否继续能成为这一代青年的精神偶像这样一道现实问题。
“寻帽”讨论的意义在于：虽说80年代的中国青年已经从虚幻的世界和幼稚的理想中挣脱了出来，但觉醒了的自我必然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个体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在没有找到之前，孤独与焦虑便难以避免。所以，“寻帽”现象说明了挣脱了思想束缚之后的当代青年，在倦怠与焦灼之中又急切希望“思想的还原”，渴望精神家园的庇护。
“梅晓”讨论的意义在于：对90年代青年来说，“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形而上”的问题已被全然消解，代之以一个更具操作性，实际性的疑惑：“人究竟怎样生活？”面对复杂的社会，梅晓承认文化的创造有其非功利的精神意义，但却更愿意追问这种创造活动本身的世俗化快乐究竟在哪里？“梅晓”不再像“潘晓”那样苦苦追求一个能够使自己安身立命的个人之道，她更着重的是从技术层面安置自己在这个纷繁复杂社会中的适当位置，既受人尊重又不失生活之乐。因此，可以说，“梅晓”所代表的正是与她年龄相仿的那代青年人的社会性格。虽说“梅晓”问题讨论无论从时间还是影响，都不及1980年的“潘晓”问题讨论，但正表明，至此，中国青年，在人生价值观上已完成了由“形而上”向“形而下”的思考方法与行动选择的转型。
总之，如果说“潘晓”讨论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不久，青年在重新寻找人生意义时的价值迷茫；那么，“雷锋精神大讨论”则反映了在商品经济时代需要怎样的时代精神；“寻帽讨论”的意义：大学生的“寻帽讨论”反映的是青年在多元价值社会中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人生价值观时的困惑；而“梅晓”讨论则反映了90年代中国青年对终极价值意义和“生活得更好”双重追求时的两难选择。
（1999）
【注释】
[1]日本电影《人证》在大陆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其中特别是主题插曲《草帽歌》：“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它飘向浓雾的山峦，哎呀，妈妈，那顶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它就像你的心儿，我再也得不到了。”这里的“草帽”象征人生理想与归宿；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青年追求人生理想过程中的困惑、苦恼。后来“无名同学”给《中国青年报》写信，反映了当时青年在人生追求中的某些苦恼，曾在报纸上引起了一场关于“丢失了的草帽在哪儿”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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