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及北洋军阀对外妥协卖国、对内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激化和发展，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必将来临。在此时，出现了一场为新的政治斗争作舆论准备、扫除思想障碍的文化运动，这就是以陈独秀1915年9月创刊《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9年1月，陈独秀对这场运动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5]
新文化运动兴起伊始就高举民主主义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民主，在《新青年》创刊号里被称为“人权”。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46]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积极地宣传了民主思想，否定、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袁世凯称帝活动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陈独秀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47]李大钊则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并坚决地宣称:“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48]
由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封建主义活动均打着“尊孔”的旗号，因此，新文化运动斗争的锋芒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自然也指向了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对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空前猛烈的批判。其内容主要有:
第一，指明了尊孔与复辟的联系，揭露尊孔势必复辟。陈独秀指出:“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按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49]张勋复辟失败后，陈独秀进一步论述了复辟与尊孔的关系，指出:“张、康虽败，而共和之名亦未为能久存，以与复辟论相依为命之尊孔论，依旧盛行于国中也。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张、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掊共和。”[50]李大钊则指出:“我总觉得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51]
第二，批判以儒家三纲为中心的伦理道德。陈独秀指出:“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52]他还说，中国如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53]吴虞、鲁迅等人也对封建宗法纲常礼教残害人格，扼制人权，束缚个性，限制自由，阻碍社会进步等方面进行了批判。
第三，指出孔子学说已不适于现代生活。陈独秀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54]李大钊以进化论的观点说明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生活，指出: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55]原因是，“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56]易白沙、吴虞等也对孔子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民主和科学是互相联系的，专制和迷信也是难以分离的。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专制主义统治，总是利用封建迷信来束缚人们的思想。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着力于民主宣传的同时，高举科学大旗，这在《青年杂志》创刊时就确定下来。陈独秀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还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57]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以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思想批判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另一方面，传播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唯物主义的传播，实际上就是对封建迷信的否定和打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除迷信和偶像崇拜。陈独秀指出:“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58]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伦理道德的广泛而深刻地批判，极大拓展了中国人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新文化运动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要求进步，寻求真理，追求解放的热情，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学习科学和革命思想的迫切性。它为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准备了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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