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多元主义

    1　从多元文化主义转向文化间性

    在一元主义的思维框架内，事物的联系被想象为逻辑的、必然的、终极的、绝对的。在这里，我们无法想象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只能在与之相对的多元主义中寻找出路。多元主义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世界是由独立事物构成的，事物相互联系，方式多种多样，任何事物都在不同方向、不同维度与外界发生联系。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思考兴趣，而是通向一种政治思维:试图在各种利益相互冲突、无法权衡的环境中寻找利益。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阐发这一思想的时候，就内涵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本特利(Arthur Bentley)在1908年出版的《政府发展历程》一书中首次阐发政治多元主义思想，认为社会中的人组成各种群体，群体之间的竞争构成“政府”;所有群体都是在与其他群体的相互关系中不断界定自身，并且无论多么边缘，权利多么受限，所有群体都参与其中;离开其他利益群体，任何利益群体都将失去意义⁽³⁾。多元文化主义将思维扎根于多元主义思想，同时也将触角伸向政治多元主义，在多元文化权利的保障之中寻求不同文化群体的利益平衡。

    犹太裔美国人凯伦在1915年首次论述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主要是因为其犹太人意识的觉醒，以及对种族歧视的不满。他的观点直指一种种族平等诉求，诸如真正的美国精神应该是“所有民族间的民主”(democracy of nationalities)，而不是某一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绝对统治;种族血统是个人身份之中无法改变的构成要素;成为美国人，并不在于弥合种族差异，而是在于保留种族差异。但是，这种文化多元主义所涉及的种族都来自欧洲，不涉及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凯伦以精英主义的姿态表达出两点警示:其一是种族融合任其发展将导致人造文化的泛滥，保护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抵御这种负面影响;其二是文化扩张将显现出文化霸权主义所导致的暴力后果⁽⁴⁾。他所说的平等仅仅只是尊重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而非平等地追求利益;相反，要消除社会流动对人们的诱惑，要警惕人们对富人生活方式的向往而构成的社会威胁。因此，他希望每一个种族都各安其位，安于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传统而自豪。显然，这样的文化多元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种族隔离方案。

    虽说文化多元主义思想的开局存在重大缺陷，但它成了人们持续关注的政治问题。到1971年，文化多元主义思想“照进”现实，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正式代表政府将“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列入政府的施政大纲，明确宣称不主张同化，不主张消除文化差异，每个人都能在一个团结统一的国家中和平共处，并鼓励各民族在保持本族文化的前提下彼此共享文化特色和价值观，使社会更加丰富多彩。随后，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等国家纷纷仿效。从此，多元文化主义被看做是对同化政策的一种积极的替代方案，意指那种承认少数族群的公民权和文化认同的政策，或更宽泛地说，是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肯定⁽⁵⁾。虽然并未形成统一的表述，但在客观上，它大致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其一，由形式上的人人平等转向同时承认种族差异、文化差异平等，形成一种“承认的政治”⁽⁶⁾，提供了不同文化或不同族群的共存(co-exist)的政治目标，从而为跨文化传播建构了宽容的政治氛围;其二，由公民的普遍性权利转向同时承认因群体差别而享有的不同权利，如自治权、多种族权、特别代表权⁽⁷⁾，挑战了把一切种族传统纳入现存的文化规范和习惯的美国“熔炉”模式，保障少数族群进入讨论、协商、沟通渠道，使得跨文化传播有可能建立在权利对话的基础之上。

    然而，多元文化主义所提供的政治基础又是不可靠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过于带有传统的文化理解，过于强调“差异”，使“差异”和“差异权”成为彼此分离的藩篱，使文化多元主义转换为“多元单一文化主义”(plural monoculturalism)，即通过特殊文化认同的诉求而引向隔离区化(ghettoization)和文化原教旨主义⁽⁸⁾。当全球化所带来的同质化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各文化群体越来越扎紧文化的篱笆，使文化对话变得越来越艰难，所谓权利对话越来越转变为权力博弈;同时，各文化群体也越来越关注自我群体的利益，而很难达成共同利益，使得不同文化或不同族群的共存变得虚幻起来。这样一来，多元文化主义政治难以摆脱的悲剧是，一方面，过度的差异和族群利益表达可能演变为偏见，而偏见在群体间交往中会造成紧张感、刻板印象和成见;另一方面，差异可能削弱交流、合作和共同努力的有效程度，使社会陷于分裂。在前南斯拉夫等一些民族纷争不断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悲剧不断上演，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创伤，也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失去共同价值、共同目标的文化多样性将会导致分裂和冲突，进而葬送所有人的利益，而且“多样性越是突显，长远的危险就越大”⁽⁹⁾。这其实就是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的致命弱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文化多元主义政治，倒退到文化一元化或强同化的“熔炉”模式中去，那样，我们就抛弃了它所包含的历史进步意义和跨文化传播所需要的一部分合理因素。我们所要做的是回到不同文化或不同族群共存的政治目标上来，超越多元文化主义政治，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政治。

    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内涵不同文化或不同族群的共存的政治目标，可它为什么不能达此目标呢?这是因为其明显的政治偏失在于强调了文化群体的主体性，而忽略了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问题，即如何形成文化间的互恵理解，提高每一个个体超越自身和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从而建构完整的自我意识。文化间性表达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化通过自身的关系而构成自己，也通过与别的文化关系构成自己。那么，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交往怎样达到积极效应呢?根据多样性假设(the diversity hypothesis)⁽¹⁰⁾，若来自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们能够充分参与社会，这种参与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方方面面，人们拥有共同的目标，且种族、文化身份被尊重与珍视，那么社会的和谐统一便不难达到。但是，这样的假设还不足以应对一个悖论:尊重与珍视种族、文化身份，就意味着将人们划分为界限分明的不同群体(“我们”与“他们”)，而这就有可能在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间形成紧张感、偏见和冲突。有关研究显示，要使多样性假设通向和谐的目的:(1)必须补充交往与合作的条件，即如果不同群体成员拥有平等的地位，且交往合作，会使个体成员感到凝聚力，增加群体间的好感，感知群体间的共性，从而形成群体间的理解与接受⁽¹¹⁾。(2)进入交往中的个体如果不仅将自己视为某个群体的成员(如美国的黑人和白人)，而且还看作更广泛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美国人)，其效应比仅仅把自己当做某一群体的成员要积极得多。同时，双重文化身份和多文化身份不仅有可能性，而且有益于少数群体的社会、心理适应以及整体幸福感和舒适感的提升，可以肯定，其在多个维度均优于完全同化和文化适应⁽¹²⁾。(3)就交往的效应而言，多数群体比少数群体更为积极，一种可能性是，那些具有较强种族、文化意识的少数群体成员，一旦发现自己原有的身份与高层级身份相牴牾或被社会所贬低，就不会像多数群体那样产生同等积极的效应。面对这种情况时，可以通过增进对少数群体的了解，尊重和珍视其种族、文化身份来逐渐改善⁽¹³⁾。所有的研究都在证明一种可能性:从文化间性出发，可以对治差异所引发的偏见与社会分裂，消解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危机。

    文化间性并不缩减文化的多样性，而是加强了文化的多样性，由单一文化身份转向跨文化身份;它也不以损害少数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是强调在尊重少数群体利益、寻求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利益平衡;它放弃“多元单一文化主义”的角度，转而从多样性交往层面看待不同文化或不同族群的共存;它拆解多元文化主义在国家内部筑起的群体间的壁垒，试图使每一个人在交往与合作中感知群体间的共性，形成群体间的理解与接受。由此，文化间性通向自由的、和谐的多元文化主义，从而形成了跨文化传播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