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人心的“智慧流”

    激动人心的“智慧流”

    花　建

    攀登高视点,一览众山小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电视辩论,来自福建师范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的两支大学生辩论队,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引发热烈的掌声,时而激起深沉的思考。

    这是一次青年学子的激情亮相,尽管来自不同的学科,尽管身处东南沿海,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捧出了一颗爱国之心,为祖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献计献策。

    这也是一次信息丰富的“智慧之流”,在有限的时间内,高密度的语汇如机枪扫射,智慧的亮点如礼花升空,思维的碰撞如短兵相接,把观众的思维带入了奔腾跳跃的氛围中。

    古人云：“有第一等襟抱,方有第一等真诗”。这场辩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占据了从知识经济角度看西部大开发的制高点。纵观历史,世界上许多大国,都有过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也都有过从经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资本、技术和劳力的一幕历史。19世纪中叶美国的西部大开发,20世纪初加拿大开发太平洋沿岸,60年代以后以色列开发沙漠地区,就是典型的实例,其中不能忘却的一幕,是成千上万的华人劳工,作为廉价而优秀的劳动力,手拿斧头和十字镐,为北美的西部开发付出了汗水和生命。

    今天,当历史推进到了21世纪初,知识经济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也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历史难题,亟待着人们去解决。2000年上海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170美元,而西部地区人均GDP还不到2000美元,农民人均月收入不到160元,还不够一张从福州到上海的硬座火车票。经济的落后联系着教育的低下,西部全体人口受教育水平不到东部地区的50%,文盲和半文盲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而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也仅仅为全体人口的0.92%。这已经成为拖住中国现代化后腿的一个重大问题。

    面对这个历史的难题,到底是先抓经济,然后来解决全体人口的教育问题,还是先抓教育,为经济发展打下充足的后劲。两个大学的辩论队员各抒己见,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抓住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认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再也不应该是美国西部片中那种牛仔英雄的时代,也不应该是在西部大规模建厂房搞工程的内迁时代,它应该有一种新的经济资源观念,以及新的整合开发观念。

    所以,一方认为：只有把经济作为西部开发的战略重点,才能在西部逐渐实现市场化的运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80年代人称：“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率先一步的深圳特区,一无历史传统,二无工业基础,三非交通枢纽,但是它成为大量资金和人才的向往之地。今天,如果西部不在体制改革上超前一步,那就会永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的建设。

    而另一方认为：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是信息、知识和知识型的劳动者。西部缺少资本,缺少技术,缺少基础设施,然而关键还是缺少知识型的人力资源。从丹尼尔森的阿尔法系数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从松田美津的“信息社会”到厉以宁的要素分析,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从经典函数理论中揭示出人力资源的作用。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基础,恰恰是培养人才的教育,可见教育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的作用。

    立论虽然不同,但是,起点都相当,那就是知识经济的观念前沿,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前线。真可谓“攀登高视点,一览众山小”!

    精彩实例多,思维火花闪

    作为电视热点的大学生辩论赛,人们最喜欢听的就是辩手们所举的实例。希腊人有句成语说：“一个精彩的实例,顶得上三个钟头的理论”。因为形象的实例来自生活,人们对形象的感知和记忆程度往往大大超过抽象的理论。而在激烈的辩论中,要举出精彩的实例,确实不简单。它必须符合“举例三原则”： 1.恰到好处,证明论点；2.通俗易懂,形象生动；3.大胆联想,给人惊喜。这就需要辨手有平时积累的广博知识面,有随机应变的辩论能力,而且有非常活跃的思维。

    在这场辩论中,激起观众热烈掌声的恰恰是双方的精彩实例,它好似沙里淘金,粒粒闪光；又好像珍珠落盘,清脆有声；更像高手射击,一石数鸟,给人以丰富的联想。

    从调节气氛的意义上看,冗长的辩论使人疲倦,抽象的论点使人费力,而一个精彩的实例,如一束火柴投入炉中,爆出明亮的火花,往往使人耳目一新,全场的气氛为之一变。

    你看,在强调教育对于西部开发的先导作用时,正方举出了国际上许多资源贫乏国家的实例：以色列建国伊始,也曾经穷得叮当响,堂堂的国家教育部只有2个人的编制,但是,就是这2个人的教育部,以色列的开国元老们制定了12年的义务教育法,真正把每个学龄儿童都送进了课堂。教育优先的发展模式,使他们在贫瘠的沙漠里建立了世界上最成功的节水农业,他们改良过的主战坦克和战斗直升机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试看今日的世界,谁敢小看这一个弹丸之地的以色列?

    而反方则举出了西部地区的生动实例：许多贫困地区的家庭年收入不到100元,远远低于联合国所说的贫困地区每人每天一美元的最低生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指望家庭可以支持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呢?如果不以经济为先,尽快摆脱贫困,那么,有了科技也要束之高阁,出了人才也要背井离乡,西部不是没有大学,而许多大学培养的高科技人才,不是一个又一个“孔雀东南飞”了吗?西部不是没有工业基地,但是,围墙内是尖端技术,围墙外是原始农业,这种严重的经济“二元结构”不改变,单靠教育投入仍然不能推动现代化。

    在这场辩论中,辩手们的滔滔对白,好似一个聚焦点,折射出他们平时对西部大开发问题的认真思考,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考验着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对经济和教育关系的把握,对21世纪全球化浪潮的观察,对西部跨越式发展的分析能力。一句话,这是一个全面的能力考察。而双方辩手出彩之处,也恰恰在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炫耀知识,而是用充满辩证法的思考,来挑选实例和论点。

    比如：反方辩手针对一般人都认同的“经济发展,教育要优先”的观点,提出：的确,没有教育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教育毕竟不是万能的,千万不要把教育的作用神化和夸大化。他们旗帜鲜明地指出：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70年代中学文凭足够, 80年代本科学位吃香,90年代硕士和博士大显身手,而21世纪留学归国人才大受欢迎,这恰恰是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知识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人才需求,决定了教育的热门学科,引导了教育的重点方向,所以,西部开发应该是经济优先。

    而正方辩手也针锋相对,声情并茂地指出：在云南,畜牧业专家们给贫困的村民送来了优良的种猪,村民们笑纳之后,在当天晚上那可怜的种猪就成了香甜的回锅肉；在新疆,政府投入巨资引入了上千万元的设备,因为无人使用,被风雨侵蚀成了一堆废铁。可见：越是贫困的地区,越要优先发展教育,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教育先行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这些例子,举得到位,说得精彩,是整个电视辩论中的得意之笔。

    回眸有遗憾,提高有空间

    在发达国家,电视辩论是一种极为普遍又广受欢迎的文化形式。正如一位电视专家所说：自从把现场直播引入了电视,电视就成为有别于电影的另一类文化,同样,自从把现场辩论引入了电视,电视就成为有别于报纸的参与型媒体。

    从60年代开始,电视辩论在发达国家大行其道,并且常常出现屏幕上激烈辩论,屏幕外激烈反响的场面。60年代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竞选辩论,70年代关于同性恋、摇滚乐和校园反叛活动的激烈辩论,90年代美国著名球星辛普森杀人案件的法律辩论,都造成了万人空巷的热烈场面,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至今还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中国,80年代开始,大学生电视辩论赛也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样式。因而,观众对电视辩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眸这一场辩论赛,也有一些遗憾和不足,首先是在破题的深度上也就是对教育和经济两者的关系上,还有待于深化。教育和经济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两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而中国的西部开发也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而且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有许多不同的做法。真可以说：“移步换影别是景,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时候,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连最基本的教育体系也无法建立起来,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包括采取“银行卡”一步到位给农村教师发工资的问题,就是因为在许多贫困地区教师的基本生活费也难以保障。而在生产力处在高技术水平,特别是信息化成为重要经济杠杆的时候,高素质的人才和高水平的教育,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风云一时的美国“硅谷”依赖斯坦福大学等高等学府作为“智力源”,加拿大的渥太华—卡尔顿科学园区依赖渥太华大学、卡尔顿大学的“人才动力”,北京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的各研究所吸收了大量信息产业人才,就是一个鲜明的实例。这在本次辩论中显然是有所忽略的。

    此外,最精彩的论点,常常破除了人云亦云的常规观念,而提出充满辩证法的独到见解。人们都说：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教育,但是,教育对于经济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中国历史上有四大书院,而且形成了影响悠远的门派,它们的故里并非经济繁荣之地,理学大师朱熹讲学时曾经聚集了近千门徒,当地的求学之风十分兴盛,但是那里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之一,而且错过了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几次重要良机。中国甘肃的会宁,曾经是一座历史名城,是1936年三大工农红军的会师之地,也是当地求学风气特别浓烈之处,孩子们“背着炒面苦读书”的精神令许多外来人感动得落泪。但是那里的经济长期处在低下水平,受过教育的人才也流失严重。这里还有一个教育本身要适应经济发展,并在前瞻的意义上引导经济的问题。辩手们对此的分析也比较粗疏,缺乏充满辩证法的深入剖析。

    “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命题,它考验着大学生辩手的思维和热情,也给我们进一步提高电视辩论的水平,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发。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