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与贾谊

    第三节　陆贾与贾谊

    陆贾、贾谊是汉初的两位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不像伏胜、申培那样埋头整理、传授儒家经典，固守先秦儒家旧义，也不是叔孙通那种见机行事、猎取荣利的“圣人”。陆贾、贾谊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汉初形势，对儒家学说有所发挥。他们的思想具有本于儒家而融合儒、法的特点，他们两人的思想也具有不同的特色，反映出汉初20多年间前后形势的变化。

    陆贾（前240—前170年），经历了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两次政治变动。他跟随刘邦平定天下，多次出使诸侯，奉命赴南越（今广东、广西）说服尉他去帝号接受南越王封号，臣服汉朝。后又与丞相陈平划策，剪除诸吕迎立文帝。他凭借丰富的政治阅历，直接总结秦亡的教训，提出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

    

    

    

    陆贾像

    陆贾《新语》12篇都是发挥“行仁义，法先圣”的儒家政治主张。他引《穀梁传》的话说：“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新语·道基》）认为仁义是万世不变的最好的政治指导思想。他举出尧、舜之治，周公之政等历史经验，说明一切先圣明王都是以仁义治天下取得赫赫政绩。又举出吴王夫差、智伯、秦代的历史教训，说明完全依靠暴力必然导致灭亡。他比喻说，居于高处的人必须有一个安稳的住处，处于高位的统治者必须有一个牢固的“巢”，以仁义为“巢”能够永久牢固不堕，以刑罚为“巢”，必有覆巢破卵之患。他的结论是：“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新语·道基》）陆贾所描绘的理想政治局面“至德之世”是这样一幅图景：

    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新语·至德》）

    以仁义为本，主要通过教诲，辅之以赏罚，建立君臣、上下、尊卑、长幼、大小、强弱、贤愚、廉鄙的社会秩序，使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人们和谐相处。这种思想是与先秦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

    不同于先秦儒家的特色是陆贾强调“无为”。他说：“夫道莫大于无为。”（《新语·无为》）作为正面的历史经验，他说虞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天下治。作为反面的历史教训，他认为秦非不欲为治，然而失之于“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结果是“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新语·无为》）。在描绘“圣德之世”的理想时，他又说：“君子之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新语·至德》）没有连夜传送的紧急命令，没有连夜催办的紧急征调，所以夜里连犬吠鸟啼也都听不到。这里明显地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有所吸取。陆贾在很大程度上把“仁义”解释为“无为”，直接反映了经过长期战乱后社会需要安定，国家需要休养生息，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在这一点上陆贾的思想与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是一致的。

    陆贾从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两方面论证了以仁义为本的政治思想。

    在天人关系方面，陆贾继承《易传》的观点，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天是生万物者，地是养万物者，人是成万物者。自然界的特点是“幽闲清静”，无意识地产生和养育万物；人类社会的特点是“附远宁静，怀来万邦”，有目的地使万物得以完成。他指出，建立君臣父子秩序，发明种植、畜牧，制作房舍、衣裳、舟车，正风俗，通文雅，都是人类特有的作用。人类以这种特有的作用与天地相配合，使天地生养的万物得以完成。这里排除了天意和天命对人事的决定权，而突出了人类社会特有的自觉能动性，但是陆贾又认为仁义是贯穿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不仅治理社会离不开仁义，《诗》《书》《礼》《乐》《春秋》体现着仁义，就是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也都体现着仁义。他给自然界强加上道德属性，就不能完全摆脱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他继承了先秦据天道以定人道的古老观念，说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新语·道基》），把自然法则说成社会法则的依据。他还进一步认为政治可以影响自然，说：“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蝮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气而见。治道生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新语·明诚》）这就与后来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很接近了。

    关于古今关系，陆贾认为：“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纲纪”，“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新语·术事》）。这万世不易、古今相同的“法”和“纲纪”就是仁义。无论古今，以仁义为原则治国就会成功，违背仁义原则就要失败，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不同的是，陆贾认为在坚持仁义的原则下，治国的具体办法应当因古今时势不同而变化。“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同上）“权行”就是推行仁义的办法依据古今时势不同而变通。“合之者善”，就是与今世实际相符合的办法为好办法。所以他又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同上）懂得了今世和近世，就可以贯通古今。他举例说，《春秋》一书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只记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小善”和鲁国十二公的“为政”，就足以知成败，何必一定要追述遥远的五帝三王呢？这些看法显示出陆贾重视现实反对泥古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历史的发展。

    

    

    

    贾谊像

    贾谊（前200—前168年），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章”，知名于家乡洛阳（今属河南），20岁时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升迁为太中大夫。因大臣周勃等的排挤，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数年后，怀王坠马死，贾谊自感为傅无功，哭泣岁余而死，年33岁。著作有《新书》56篇和《鸟赋》等。

    贾谊和陆贾的政治思想都主张以仁义守天下。贾谊也是从总结秦代灭亡的教训来探求长治久安之策的。他的著名政论《过秦论》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又说：“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秦统一后若能适应形势变化，由“高诈力”转变为“贵顺权”，本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秦没有实行这一方针的转变，招致了二世而亡的灾难。

    贾谊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期，上距刘邦初定天下已有20多年。在这期间，刘邦消灭了异姓诸侯王，陈平、周勃为首的元老旧臣瓦解了诸吕的势力，对匈奴的和亲以及对南越王赵他的安抚政策暂时安定了边境，汉代政权已基本稳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休养生息带来的经济恢复发展，阶级矛盾逐步加深，潜伏着社会政治危机。贾谊敏锐地觉察到潜伏的社会政治危机，上书文帝指出当时的“事势”“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汉书·贾谊传》）。因此，贾谊的思想比陆贾深化了一步。

    贾谊从“民本”的角度论证“仁义”的必要性。他说，政治经验告诉人们，君离不开民：安危取决于民；存亡取决于民；成败取决于民；力量来自于民。“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故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呜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呜呼！戒之，戒之”（《新书·大政》）。贾谊从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引出的政治主张是必须实行“仁义”，就这一点说是与陆贾一致的，但他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比陆贾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贾谊重新讨论了礼治与法治的优劣，他认为礼治优于法治。基本理由是：①“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礼”可以预防“恶”，使百姓不产生“为非”的念头，有“劝善”的积极作用。“法”只能在“恶”发生以后进行惩罚，起“惩恶”的消极作用。②“礼”“法”有不同的“积渐”作用。“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同上）。礼治通过教育推行，久之成俗，民乐从之，带来长远利益；法治通过刑罚推行，积怨越来越多，形成哀戚逆反的情绪，必将招致祸乱。礼法关系就是刑德关系，贾谊不反对用刑，又认为应当把德置于政治思想的首要位置。在这两点上，他与陆贾是一致的。但是，陆贾把“仁义”与“无为”联系起来，贾谊则把“仁义”与“礼治”联系起来，反映出从陆贾到贾谊的几十年间形势的变化。

    贾谊激烈批评了“无为”思想。他认为，秦之所以灭亡，主要的是它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即没有推行礼制。他说“秦国失理，天下大败”，“失理”的内容是“违礼义，弃伦理”（《新书·时变》）。又说“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僇而失其宜”（《新书·俗激》），于是导致秦代灭亡。秦亡的原因不仅在于苛政，而且在于“失礼”。因而要采取的治国方针就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建立和推行礼制。

    贾谊指出当时所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亟须用积极有为的办法解决。匈奴势力日益强盛，不断扰乱侵犯，对汉政权构成严重军事威胁。同姓诸侯王“制大权以逼天子”（《汉书·贾谊传》），形成割据之势。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歉收之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灾害之年“卖宅鬻子，既或闻耳”（《新书·忧民》）。大批百姓舍本业从末业，“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烦”（《新书·铸钱》），影响社会安定。他尖锐地指出当时的败坏世态：在光天化日之下、繁华大都之中，公然抢劫的事情出现了，利用巨额金钱和大量粮食公然行贿的事出现了，“刭大父”“贼大母”“刺兄”、吏民互斗，招摇诈骗，假冒无忌，一切怪事、丑事、坏事都出现了。贾谊把这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归结为“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新语·孽产子》），即缺乏封建等级礼仪制度。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他除提出一系列具体对策（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国家垄断采铜、铸币，重本抑末等）之外，认为根本的办法是积极有为地推行礼制。他认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新书·礼》），继续高唱“无为”是不能解决社会危机的。

    贾谊的思想有融合儒法的特点。在仁义和功利的关系上，他既强调仁义，又不反对功利，而把二者统一起来。他提出的一系列治安对策都贯穿着二者统一的观点。他的“民本”思想，既主张“爱民”，又主张把民看成可畏的异己力量加以控制。在礼制观念上，他认为礼既反映尊卑关系，又反映强弱关系。这种融合儒法的特点也就是所谓的“霸王道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