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古典乐观主义者。在拮据困顿之中，乃能贫中取乐，苦中寻乐，不羡慕因不义而得到的富裕和显贵。《论语·述而篇》第十六章记载：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饭”字作动词用，吃的意思，就是吃非常粗的食物。饮水，喝点冷水。
孔子说：我吃一些粗茶淡饭，睡觉的时候把胳膊弯过来当枕头，生活的乐趣就在这中间。如果靠不义获得的富裕和显贵，对我来讲犹如天上的浮云一样。
孔子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他说“乐亦在其中矣”。这是孔子的生活心态。面对富贵，孔子的态度是取之以义。要是不义而富贵，对他来说犹如过眼烟云。倒不如吃粗粮，喝清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过得心安理得。
那么，孔夫子是不是不欲富贵了呢？并非如此。事实上他和他的学生一直在奔波求官，也就是在求富贵，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取得富贵，是正当手段，还是不正当手段？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意谓：以不义手段占有的财富与官位，对于我如同天际的浮云。《论语·里仁篇》：“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于此重申其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之道，违此而获，则被视如过眼烟云之不足取。同时亦表明其于清贫生涯甘之如饴、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与襟怀。
此处孔子当然不是讲他的生活现状，仅是申说他已有了决不舍义求富的决心，达到了“有义则有乐”的境界。孔子这不是说他能以苦本身为乐，也不是说他把受苦作为乐的条件，他乐的乃是体现在这种生活中的精神追求、人生境界，以及他将为自己能够拒绝“不义之富”的诱惑，选择“虽然苦但有义”的生活，而感到安慰快乐。
对于孔子这种安贫乐道、追求仁义之乐的精神，毛泽东或他的老师是肯定赞同的。早在1913年11月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毛泽东就记下这样的话：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91页）
在课堂笔记中毛泽东很认真完整地把孔子这段话记录下来，表明他很喜欢和欣赏这种快乐精神。在长沙读书期间，他经常把家里给的那一点钱都用在了买书订报上，自己节衣缩食，甘愿过着菲薄的物质生活而满足精神的愉悦。
毛泽东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生艰苦节俭惯了，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和奢侈，始终保持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毛泽东为了革命以苦为乐。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思想，解决了吃饭难以及部队补给难的问题。毛泽东带领的队伍，靠小米加步枪赢得了新中国
全国解放后，虽然条件改善了，但毛泽东仍然不忘艰苦奋斗。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从不搞特殊化，也不允许家人和子女搞特殊化。为了做到饮食合理健康，毛泽东的日常生活配有保健人员。但毛泽东不愿按照保健医生制定的菜谱吃饭。因为他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和个人喜好。
毛泽东在日常饮食上保持着湖南人的习惯。他喜欢吃辣椒，也爱吃苦瓜。毛泽东曾对工作人员说：“苦瓜这种菜，我的家乡很多。有些人吃不惯，是怕它的苦味。我不但吃得惯，还一生都爱吃，就图它这个苦味。我这个人一生没少吃苦，看来是苦惯了，以苦为乐了!”
晚年的毛泽东有位鲜为人知的管家。毛泽东有时称他“同志”，有时称他“我那盏不灭的灯”。这位管家叫吴连登，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整整十二个春秋。毛泽东家只有一个库房，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中国第一家庭仓库”，一没金银首饰，二没豪华服装，三没外国元首赠给的任何一件礼品。“仓库”里排着几只木柜，里边放着这样四部分物品：一是毛泽东的旧衣旧鞋旧袜和几套供换洗的衣服；二是毛岸英的一些书籍及衣服等遗物；三是江青的一些衣物；四是一些很小的布头、破毛巾、小球毛线等。
毛泽东逝世后，吴连登看到这位伟人身后除有几套毛式中山服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的遗嘱；在这位伟人的身后，只有他终生酷爱痴迷的80000多册书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金室”管理的稿酬120多万元人民币。后由有关部门安排，他的子女每人仅分到8000元。这就是这位大国领袖的全部家当！
青年毛泽东或他的老师，把人所共之的“乐利”分为两种：躯壳之乐利与精神之乐利。推崇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是“圣人”所喜的精神之乐利，以完善自己的精神人格。他用一生的奋斗诠释着这种崇高的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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