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你的保皇派”

    一、“我当你的保皇派”

    1966年9月，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见了贺龙，他把吴法宪的诬告信拿给贺龙看。毛泽东见贺龙没戴眼镜，关心地说:不要急，慢慢地看。贺龙看完后，面含怒色，一言不发。主席笑着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也很坦然，问主席:“是不是找他们谈谈?”毛主席说:“有什么好谈的?”并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原来，由于毛泽东对贺龙很信任，甚至有时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由于林彪和贺龙在历史上有些恩怨;再加上贺龙与罗瑞卿在工作上互相配合默契。所以林彪早已把贺龙当做罗瑞卿的后台，列入要搬掉的一块“绊脚石”。

    在8月份，林彪一伙就故意制造了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借口要追后台而把矛头指向贺龙。他们欺上瞒下，把一些长期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抓起来，诬陷为“反党分子”，并扬言说:“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反党篡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这些老同志加以残酷迫害，大搞逼供信，要他们揭发贺龙。与此同时，林彪在空军中的亲信吴法宪，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卑鄙手法，向毛泽东写信诬告贺龙，胡说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李作鹏也遵照林彪的旨意写了诬告信。

    9月19日，毛泽东告诉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特意亲切地和贺龙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

    林彪、江青还是不放过他。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一听就知道，这是警告贺龙跟他走。12月30日，江青也跑到清华大学，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要他跟父母划清界限。随后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公开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

    于是，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了，街上的宣传车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抢走，围攻的人群经常挤满院子，他的家再也没法平静了。

    对此，贺龙极为愤怒:“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我得去见见他们。”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不要去。他回答说:“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只好建议请示总理后再说。于是，贺龙请示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出于对他的爱护，没有同意他“站出来”。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受到了冲击。造反派的广播宣传车在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很显然，贺龙不便再住在中南海了。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没想到，这竟是两位战友最后一次晤谈。

    1月19日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把贺龙和薛明送到京郊的西山，并要求他们严格保密。贺龙夫妇住在山腰一所平房院落里，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外，就再没有别人了。山沟荒僻，又与世隔绝，这对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滚了大半辈子的贺龙来说，虽然很不习惯，又没有别的办法。

    林彪、江青一伙的夺权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贺龙的罪名也因此不断升级，他从报纸上了解了这些，非常气愤地对薛明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

    眼前“文化大革命”的情景使他想起30年代肃反的惨痛历史。他想以那个历史教训提醒中央和毛泽东。于是他写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将报告带给周恩来并转呈毛泽东。

    然而，贺龙的努力没起作用。他无法阻止历史的悲剧正以新的形式在重演，并愈演愈烈。

    在一个会上，林彪说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是“三反分子”。叶群在总参的会上叫嚷“贺龙要搞反革命政变”。江青也逼着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在遭到周恩来的严辞拒绝后，她仍不肯罢休，继续展开诬陷贺龙的种种活动。

    1967年夏，林彪一伙背着毛泽东，绕过周恩来，逐渐控制了被秘密安排在西山的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他的迫害。特别在生活上给他“制造困难”。

    几个月后，贺龙想起了周恩来说的:“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然而，正是秋天的9月间，贺龙却被正式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落入了林彪一伙的手中。尽管周恩来冲破阻力，又两次派人看望了贺龙。但从此以后，林彪、江青就切断了他们的最后联系。贺龙知道周恩来一定有困难，救不了他了。但这时他对毛泽东还是相信的，希望毛泽东保他。他不知道这时的毛泽东因相信了林彪一伙的诬告，已明确表示不保他了。

    1968年8月1日，建军节到了，这一天，曾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特别兴奋，引起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1968年9月18日，林彪、江青派人送来一封信，要贺龙“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是隔离以来向贺龙提出的唯一重大“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贺龙看完，把信往桌上一摔，怒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栽赃，完全是栽赃!”

    事情是这样的:1933年12月蒋介石对根据地采取两手政策，他一面以重兵围困红军，一面又亲自委派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熊先派梁素佛联络，带着熊贡卿以昔日友好的名义写给贺龙的信，说是要来叙旧，并愿意帮助解脱困境。贺龙立即识破了熊贡卿的用心，并认为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当即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为了搞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破坏的情况，遂允许熊贡卿前来。熊贡卿来到后，供述了情况，贺龙把他逮捕，并下令枪毙了。这本来是贺龙表现了对革命非常忠诚的一件事，现在却当成了“罪行”来看待，贺龙岂不愤怒。

    那天晚上，贺龙很感慨，对夫人薛明说:“1916年2月16日(旧历)，我20岁时，用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开始闹革命。战争中，贺家宗族上百口人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我的家被抄，房屋被烧，连祖坟也被挖了!我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找到了党，跟着党中央、毛主席，从没三心二意，从没有片刻懈怠。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这是怎么回事?”

    贺龙不断重复几句话:“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他又想起林彪那句话:“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当时是这样回答:“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明确拒绝了林彪的拉拢。

    林彪、江青一伙之所以疯狂迫害贺龙，置贺龙于死地，还因贺龙对林彪作过批评和揭发。他的夫人薛明也清楚林彪夫人叶群在国统区时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贺龙在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党的九大召开后，贺龙看到公报和中央委员名单，指着林彪、江青及其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想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

    贺龙不仅在政治上受迫害，而且在生活上、身体上也受到了严酷的摧残。他年老体衰，患有糖尿病，尤其需要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贺龙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贺龙吃的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还时常吃不饱，有时只好到院子里拔些野菜，用白开水洗洗烫烫充饥。由于严重缺乏营养，糖尿病逐渐失去控制，饥饿和病魔的折磨使贺龙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在医疗上，林彪死党派来了经过六次“政审”精心挑选的“医生”。这位“医生”采取各种各样的花招，抄检搜查贺龙的药品，甚至用所谓“组织决定”的名义，把贺龙一些必需的备用药品全部拿走了。医疗条件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照常听过广播以后，突然一阵恶心，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四肢无力。这是糖尿病酸中毒的表现。薛明非常焦急，立即向监护人员报告，请求医生救治。但是，医护人员根本不作认真诊断治疗，只是让那个所谓的“医生”给打了一针“止吐针”，也没能止住呕吐。贺龙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第二天，天一亮，医生要贺龙去住院。贺龙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医生坚持要住院，并声称是“组织上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医疗大权掌握在林彪一伙手中。入院前，林彪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由于医疗上互相配合不好，贺龙早上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他们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这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就这样含恨离开了人世。从入院到逝世，仅六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