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的发展阶段

    8.1.2　情报学的发展阶段

    1.学科形成(20世纪40年代)

    1945年7月，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布什(Vannerar Bush)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诚若所思》(As We May Think)一文，首次提出了机械化检索的设想，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文献被视为情报学的开端。1948年，英国科学家S.C.布拉德福发表了《文献工作内容的改进和扩展》，强调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文献工作到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必须革新的局面，揭示了传统文献工作向情报学转移的历史趋向⁽⁸⁾。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召开了首次国际科学情报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一些科学家开始对如何寻找和获得情报进行研究，并致力于情报服务工作，从而形成了新型的情报职业。

    2.初期发展(20世纪50年代)

    1953年，荷兰学者J.Farradane首次提出了“情报学家”(information scientist)这个名称。两年后，“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在他的倡导下首次被使用。1958年英国成立“情报科学工作者协会”(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tist，简称IIS)。在这段时期，文献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与情报学相关的明确的类别，如情报组织、存储与检索、机器翻译、科学家的情报需求等，情报学由此初步形成了学科的研究体系和内容，包括情报组织、情报存储与检索设备、机器翻译和情报需求。

    美国科学家M.陶伯、C.N.莫尔斯、A.肯特、H.P.卢恩等人相继研究出单元词索引、叙词索引、组配索引、题内关键词索引以及定题情报服务的原理和装置，为情报检索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科学家S.C.布拉德福和B.C.维克利相继对文献分布理论进行了研究，R.A.费尔桑、C.W.克莱弗登分别对分类检索理论和检索系统性能的评价问题作了相关探讨。1957年，美国科学家C.柴瑞宣布在美国把各种交流研究活动统一于情报学；同年，美国国内的手工情报检索开始转为计算机检索系统。1958年，第二次国际科学情报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这次会议使文献工作的范围扩大到了语言学、机器翻译、文摘自动化和索引自动编制、情报科学家的职业教育及相关的其他领域，为情报活动的发展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中国，情报学研究是在科技情报工作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1950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即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成立； 1955年，周总理向中国科学院领导作出建立情报机构，开展情报服务的指示；随后，在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规定了科技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国内第一个国家情报中心——科学情报研究所(“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前身)，开创了中国正规的科技情报事业；1957年12月，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办《科学情报工作》杂志(《科技情报工作》、《中国信息导报》前身)，标志着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开端；1958年，中情所建立情报大学，1959年并入中国科技大学，成为一个情报专业。

    3.快速发展(20世纪60～70年代)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渐成熟，情报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主要研究以计算机为中心的自动化情报检索系统及与之相应的处理技术。1961年，美国化学文摘社用电子计算机实现了“化学题录”的自动编排；1972年，洛克希德公司的DIALOG、系统发展公司的ORBIT等联机检索系统相继投入使用。以兰卡斯特(Lancast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于联机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情报学发展的主流。1973年出版的由兰卡斯特与弗依斯(Fayes)编著的《联机情报检索》一书，在联机存取和检索研究中作出了里程碑式的成果。

    除了实用研究以外，情报学在理论研究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E.加菲尔德发明了引文索引并试编成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普赖斯提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定律与衡量科学文献老化的普赖斯指数，苏联学者米哈依洛夫等人出版了《科学情报原理》、《情报学基础》、《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等著作，美国学者T.萨拉赛维克编著了《科学情报导论》。

    这一时期，文献计量学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布拉德福定律、齐普夫定律等经典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验证和评价，并寻求在图书馆管理、文献管理和科学预测方面的新应用。

    对于学科本身而言，情报学在不断发展完善中逐渐确立了独立于传统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学科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许多国家的文献标引、图书分类法中开始使用“情报科学”的学科名称。在本学科领域出现了众多的代表人物，并产生了一系列基础文献和核心文献。1968年，美国文献工作协会改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美国文献工作》随之成为《美国情报学会会志》。至此，情报学在美国才真正从文献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批学术团体和专业性学术杂志繁荣发展，情报学教育也得以蓬勃兴起。这些都成为情报学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

    在中国，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的情报学在短暂的发展之后，陷入了停顿，之后开始逐渐复苏。1978年，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成立；同年，武汉大学首先在国内设立了科技情报专业，情报学教育得到恢复；1979年，《科技情报工作》复刊，而后《情报科学》(1980)、《情报学刊》(1980)、《情报学报》(1982)等学术刊物相继出版。

    4.研究深化(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

    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之下，情报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加强，主要表现为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分支学科研究活跃。

    技术应用研究盛行的结果，导致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薄弱。这一问题逐渐为情报学者所意识到，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1983年，英国情报学家B.C.布鲁克斯发表了题为《情报科学基础》的系列文章，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基础，提出情报学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观点。为了更深入的探讨和解决“情报爆炸”问题，一些学者还从社会、经济等角度来研究信息社会环境中的情报问题。

    情报学研究深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分支学科研究活跃。情报学与另外的学科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研究领域，包括情报经济学、情报计量学、情报社会学、情报心理学等。这些分支学科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层面对情报问题展开了多维度的分析研究，大大丰富了情报学研究的背景框架。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全面复苏时期。中国学者开始注重情报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并引进多门学科理论(如信息论、控制论、统计学、行为科学等)，对情报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情报技术开发和情报计量学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此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招收情报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情报学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84年，武汉大学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了国内最早的情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武汉大学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随着情报学教育的兴起，各类教材和学术专著也纷纷出版，这些专著和译著不但成为当时情报学专业的必备教材，而且对于中国情报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新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

    网络技术、信息社会的兴起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这种变革构造出了当代情报学发展的新语境，一系列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应运而生，情报学研究也由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研究对象由传统的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转变为以数字形式存储和传递的信息，网络环境下实现知识的组织和提供成为情报学研究的新课题。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情报学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期。1992年，国家科委把“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科技情报”专业调整为“科技信息”专业。这一系列的事件对于中国情报学研究以及情报学教育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大高校的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改名为信息管理系，并在整合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基础上，形成以信息管理为主线的教学思路和课程设置方案。

    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日益显著。对于用户研究的关注反映出情报学由单纯技术维度转向技术、用户兼顾的取向，这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范式上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