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结构研究的发展

    4.3.1　景观结构研究的发展

    董骢在其研究中指出：把环境视为一种结构的认识，开始于凯文·林奇(Kevin Lynch)对于城市意象的研究(1960)。⁽²¹⁾他从城市意象的“易读性”(legibility)出发，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底(figure-ground)”理论，区分出道路(paths)、边沿(edges)、区域(districts)、节点(nodes)和地标(landmarks)等五种意象构成的基本要素(图4-21)。这些要素以穿插和重叠的方式，形成一种点、线、面交织复合的意象结构：区域乃由节点构成，受到边界限定，道路贯穿其间，标志散布其内。而此前，人们研究城市环境的形式构成多从空间或几何方面入手，而很少涉及结构问题。林奇用五种要素描述出一个结构化了的城市形态。

    

    

    图4-21　城市意象要素

    凯文·林奇的研究基于人们的心理认知规律，并不直接描述结构要素之间几何上的空间关系，而只是描述一种组织方式。从结构主义方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内在的、共时的和具有普遍性的结构。

    在《城市意象》一书的附录中，林奇进一步引述和分析了许多自然景观的环境意象。⁽²²⁾将这一部分内容置于一部对于城市的研究著作中，绝非偶然，而是蕴含深意。这提示了将表相上差异性明显、甚至一般被认为是相对立的两极的人工建成景观和自然景观在结构层面纳入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林奇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可能，并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尝试。而对其进一步深入分析阐述的则是诺伯格·舒尔茨。

    诺伯格·舒尔茨对于自然环境自身的结构与形态有着相当的关注。这种关注在《存在·空间·建筑》中就有所体现。在《场所精神》中，舒尔茨系统深入地分析了自然环境的结构特征，亦即自然景观的结构。舒尔茨认为这种形态与结构的基础性要素是大地的形态。大地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伸展性，与地面相关的环境结构和形态取决于地面的伸展情况，即取决于地表在延伸中的起伏程度。这种变化往往具有结构上的意义，它表明一种地表状况向另一种地表结构的转换，正是这种转换产生了方向、道路、标记和限定的空间，这与人造环境中建筑元素所具有的结构功能相当。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造环境的结构是对自然景观结构的模仿和发展。在此，我们注意到舒尔茨在自然景观与人工营造物之间架起了一座同构的桥梁。他引述鲁道夫·施瓦茨的话说：“……我们谈到景观空间就想到了家——山是墙壁、原野是地板、河流是路线、海岸是边界、山垭是门口”。⁽²³⁾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能够将自然景观(如大地山川)与人工建成的景观(包括建筑与城市)置于一个统一的形态系统之中来进行研究。

    舒尔茨的研究和林奇一样，始于人们在环境中的定位、定向和参照系。两人的研究是有着明显的相通性和延续性的。舒尔茨将其“存在空间”的结构建立在三种要素之上：中心和场所(center and place)、方向和路径(direction and path)、区域和领域(area and domain)，并将这一结构具体化到景观、城市、房屋等“存在空间”的诸阶段。将舒尔茨所总结的这三种结构性要素与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相对照，两者有着相当大的平行和等价的成分。事实上舒尔茨也明确指出：“所谓‘存在空间’，就是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亦即环境的‘意象’(image)。”⁽²⁴⁾

    在舒尔茨之后，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进一步将环境结构简化为只有一种要素——中心。他认为“区域”无非是中心的影响范围，其边界有时是清晰的，有时则是模糊的，每个中心都有边界，中心的集合也都有其共同体的边界。而“路径”，可以理解为中心间的力线。亚历山大试图把人类的建造活动看作为自然进程的一部分，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遵循同样的规律，接受同样的制约，于是可以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自然结构的客观属性及其转化规律上面。⁽²⁵⁾这样的目标无疑是足够宏大，视角也足够开阔，但未免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结构要素的过于精简使得其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在深入描述景观形态和指导实际的建造方面无疑会出现困难。现实的景观结构并不是单一的中心化的结构模型所能涵盖的，而是要复杂得多。单一的中心化结构模型蕴含着各自独立、各自为政的危险。

    作为另一种可供参照的结构研究，景观生态学视野中的景观结构是指具体的生态系统或存在“元素”的空间关系，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的大小、形态、数量、类型及构形相关的能量、物质和物种的分布。⁽²⁶⁾景观生态学认为景观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的基本元素包括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基底(Matrix)及边缘(Edge)四种。斑块是不同于周围背景的非线性景观生态系统单元。廊道是具有线或带形的景观生态系统空间类型，长宽度的对比是其最基本的空间特征，是功能特征的综合性指示标志。基底是一定区域内面积最大、分布最广而优质性很突出的景观生态系统，往往表现为斑块、廊道等的环境背景。边缘又称过渡带、脆弱带、边缘带等，是景观生态系统之间有显著过渡特征的部分，景观生态系统在地球表层上的渐变特征，是边缘的发生基础。这四种类型反映了各种景观生态系统个体单元最基本的空间特征，被称为是景观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元素。⁽²⁷⁾从形态的角度考察，基底是斑块、廊道等的环境背景和发生场所，斑块和廊道则是同质的基底中异质化的存在，从这一角度，斑块和廊道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差异主要在于形状的不同。随着空间尺度的递进，基底与斑块/廊道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可以发生转换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基底，相对于更大范围的地域而言，可能只是其中的斑块/廊道级别的存在。而边缘则是异质化存在之间的交接和相互作用的地带。

    我们注意到，景观生态学与建筑营造学科对于景观的结构的认识存在着视角和方法上差异：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是一种客观的、非主体化的描述，其视角基本上是关注于大地表面这一二维平面的，俞孔坚称之为是“水平性”的，⁽²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鸟瞰视角(birdview)”；而从凯文·林奇到诺伯格·舒尔茨的研究都是基于人们对于自己身处其中的环境景观的知觉认识，是一种基于主体(人)的描述，事实上描述的是一种心理认知结构，可以说是一种“日常生活视角(life-view)”。景观生态学对于景观结构的基本认识是一种不同性质的块面的镶嵌体系，而凯文·林奇与诺伯格·舒尔茨的研究则将景观结构理解为一种中心化和网络化的体系。

    但他们对于景观结构的研究和概括又有相通之处，都是建立在一种“点—线—面”的要素系统上的(图4-22)。俞孔坚指出：关于景观的结构分析一般常用两种模式：“点—结—线—面”模式和“内—外”模式。⁽²⁹⁾其中“点—结—线—面”模式则是尤为基本而有效的。林奇的城市意向诸要素是典型的“点—结—线—面”模式；舒尔茨“存在空间”的三种基本的结构性要素正对应于点、线、面这三种要素，而景观生态学归纳的景观生态系统的斑块、廊道、基底及边缘诸结构性要素，同样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点—线—面”模式。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中心”则属于一种“内—外”的结构模式，但这种模式往往存在着过于简单化和内向化的问题。

    

    

    图4-22　景观中的点—线—面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的齐康教授对于城市形态和结构的研究和描述，提出了“轴、核、群、架、皮”的体系。他指出：“轴(axis)”是一种线性的发展方向和基准；“核(core)”描述了城市中不同层级的中心；“群(group)”则是要素在一定空间界域内的集合，也是城市建筑群组成的基本单元；“架(frame)”是将城市中不同的要素串联、组织和支撑起来的系统，具体化为道路系统和线性空间；“皮(definement)”则是界面和表皮，是外在的形象。这一组概念不仅仅是描述、分析和研究城市形态的有力工具，同样对于我们描述和分析景观形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轴”“核”“群”、“架”即可被视为景观的基本结构性要素。它们同样属于一种“点—线—面”模式：“核”是结构中的具有中心性的点要素，“轴”是结构中具有中心性的线要素，“群”是结构中的面要素，同时也是点的集聚，而“架”则是线要素的系统。

    本书对于景观结构要素的识别和分析，将基于“点—线—面”的体系，同时结合齐康教授提出的“轴、核、群、架、皮”这一组概念。结构层面的点、线、面与形象层面的点、线、面既有联系，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面”这一概念上尤为明显，后文的分析将述及)。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景观中点、线、面诸结构性要素及其系统的识别和描述，都与尺度的界定密切相关。理论上的点是没有大小的，线是没有宽度的，面是没有厚度的。但这样的状况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究竟怎样大小的要素能够识别为点?多宽的要素能够被识别为线?以怎样的密度集聚的要素集合能够被识别为面?这类界定主要是在比较中确定，亦即是一种层级化的区分，而很难做出精确的定量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