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信仰高于一切，研究认识论最终是为解释《圣经》、证明教义服务的。到了15—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时期，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们则大多以泛神论、物活论、二元论或怀疑论来对抗正统神学的统治。这些观点包含着向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发展的一切可能性，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有直接的影响，然而还没有形成认识论的理论体系。
1.“回到古希腊”
“文艺复兴”的一个著名口号是“回到古代去”，但实际上这是用古希腊的精神旗帜引导新时代的进步思潮。在哲学领域内，这一特色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们身上表现得最明显。
佛罗伦萨的玛尔西诺·费奇诺(1433—1499)竭力推崇柏拉图，以与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抗衡。他认为人的灵魂是沟通神圣实体(上帝、天使)与物质实体的中间实体，它既可以通过沉思脱离肉体上升到认识上帝，又可以从自身下降到认识有形事物的真理。认识就是灵魂的上升和下降活动。他的哲学虽然宣扬的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但他以人为中心，肯定了人认识一切的能力，是人文主义者充满自信心的表现。皮特洛·彭波那齐(1462—1525)则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具有更多感觉论倾向。他根本否认灵魂可以脱离个别人的肉体而独立存在，认为灵魂不朽是人的自然知识无法证明的，是不可信的。
达·芬奇(1452—1519)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撇在一边，从古希腊哲学家中找到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根据古代原子论者的感觉论，他认为“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但他所谓经验除了感官知觉以外，也包括数学知识，而且是与“手工操作”、工艺和实践紧密相连的。他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发明家和工程师，他的认识论不是从经院哲学的书本上得来的，而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他在这种朴素的认识论中也充分承认了理性思维对经验和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实践永远应当建立在正确的理论上”[61]，正是经验教导我们要以理性为舵手，否则就像一个水手上了一只没有舵和罗盘的船。
2.新观点的酝酿
新观点在具有确定的形式之前，是在一种模糊的、介于两可之间的状态中酝酿着的。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9)就是这方面较早的例子。在本体论上，他宣扬一种泛神论，认为上帝就是万物的“本质”。由此出发，他认为感觉是知识的开端，但还不是科学，它有赖于上升到理性的分析比较;而比理性更高的是直观无限东西的理智，它可以无限接近于绝对真理或“神”。他在此已提出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的猜测。法国的蒙台涅(1533—1592)以鼓吹“怀疑论”为己任。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必须以人对自己的认识为基础，但恰好这一点是很难确定的。人的一切知识来源于本身不可靠的感觉;由此而产生的理性认识也是不可信的;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更使人的知识随时成为相对的;而个人之间对同一事物的判断又具有无限的差别，要作出确定不移的结论是愚蠢的。但蒙台涅的怀疑论与古代皮浪的怀疑论有本质的区别，他并没有对认识人本身和认识自然界失去信心，相反，他正是用这种怀疑清除经院哲学留在认识道路上的迷信的垃圾，使人无止境地去探索新知。他说，当怀疑论者说“我怀疑”时，他至少相信他自己在怀疑，因为他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并不怀疑自己的认识能力，“我相信我的一切力量”[62]。这种观点对后来笛卡尔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著名自然哲学家特勒肖(1509—1588)从自然科学立场提出了一种物活论的世界观。他不满足于仅仅恢复古希腊文化，而提倡“读自然的神圣的书”，要诉诸观察和经验，遵循自然、感觉和理性的认识途径，主张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自然界。这正是当时自信能用人为手段改变自然并认识自然的科学精神的典型表现。
3.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初步形成和最初分化
人文主义者们的哲学世界观发展到16世纪末期，已经出现了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在认识论上，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基础的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也初步形成和分化出来了。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是文艺复兴时期先进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自然界本身的内在创造力是一种“普遍理智”，他在这种泛神论形式下表达了唯物主义一元论观点。在认识论上，他首先以怀疑为武器否定了经院哲学和上帝的权威，肯定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他把认识分为感觉、理性、理智和“智慧”四个阶段，感觉是认识的来源，但只能认识对象的存在，不能达到真理;只有“智慧”这一最高阶段才能认识到“普遍理智”。他把认识看作这样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过程，并系统研究了每一阶段的特点，但他并未具体说明感性认识如何上升到理性认识;他认为理智和感性直观一样都是自明的，但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高，它是产生万物的“普遍理智”本身的活动。这种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对后来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康帕内拉(1568—1639)与布鲁诺一样都是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者，但他更倾向于经验主义和感觉论。他认为，感觉是物体对感官的刺激，也是概念本身的内容，一切概念都是以事物的感性特质为基础、由感觉来论证的。因此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基础和标准，它比理性知识更可靠。康帕内拉的这种认识论虽然有感觉论的片面性，但它是建立在对实践活动的初步理解之上的。他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实践活动，认识起源于实践并且要回到实践中去。虽然他所理解的实践还只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一个能动的社会历史过程，但这在当时的确是很可宝贵的思想，它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新纪元到来的时代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的确，这位人文主义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所生活的年代已跨入到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有一个人的庄严而动人心魄的说教响彻了整个欧洲:
“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63]
这个人就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兰西斯·培根。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开始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25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400页。
[3]《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233页。
[4]《海涅选集》，第232页。
[5]N.奥斯特林:《马丁·路德:古今巨人》，载《编译参考》1984年第2期。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下同)，第4—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46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391页。
[9]参见笛卡尔:《方法谈》第三部。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下同)，第163页。
[11]参见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下同)，第172页;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下同)，第201页。
[12]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30页。
[13]路德曾针对哥白尼说:“这个愚蠢的家伙，要把整个天文学颠倒过来。”见大治正则:《科学的历史》，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80页。
[14]丹皮尔:《科学史》，第172页。
[15]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45页。
[16]丹皮尔:《科学史》，第231—232页。
[17]参见丹尼尔:《科学史》，第251页;大治正则:《科学的历史》，第109页;《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2页。
[1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0—11页。
[19]《海涅选集》，第211、214页。
[20]柏拉图:《国家篇》，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下同)，第232—233页。
[2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同)，第1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35页。
[2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下同)，第293页。
[2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下同)，第148页。
[26]《海涅选集》，第229页。
[27]“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见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下同)，第9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3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7页。
[33]《海涅选集》，第264页。“神我”和“自性”是印度神话、宗教中的两个主要概念，前者有“精神”、“我”、“人”的意思，后者有“自然”、“物质”的意思。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
[35]《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下同)，第20页。
[36]《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页。
[37]《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页。
[38]对此，哲学史界分歧甚多，可参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8—54页。
[39]《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1页。
[4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3页。
[41]《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0页。
[4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2页。
[43]《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9页。
[44]《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9页。
[45]《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5页。
[46]《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
[47]《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
[48]《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3页。
[49]《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1页。
[5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68页。
[51]《古希腊罗马哲学》，第80页。
[5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3页。
[53]《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5页。
[54]参见阿赫曼诺夫:《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第282—283页。
[55]参见阿赫曼诺夫对完全归纳法从内容方面所作的解释。(见《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第283—284页。)
[56]《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49页。
[57]转引自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页。
[58]《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1页。
[59]《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3页。
[6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41—342页。
[6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同)，第311页。
[62]转引自车铭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页。
[63]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第1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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