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禅宗思想
前述，胡适分禅宗为楞伽和般若二宗，指出:“达摩一宗亦是一种过度时期的禅”，“当时名为楞伽宗”。(34)此说虽为一家之言而有待进一步论证，但亦与汤用彤“语气似婆罗门外道”之说大体相合，于有意无意之间，标示出禅宗与达摩思想理路之不同；禅宗思想的发展自有其文化历史的路径。所有这些无疑与客观实际相符，并起到了开启将来的作用。他还分禅为印度禅与中国禅，强调“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说是中国禅。中国禅之中，道家自然主义的成分最多”，显然道出了禅学的精微。达摩与慧能禅学相去之远，于此可见一斑。
胡适强调:“常言以为达摩未来中国之前，中国没有禅学，也是错误。”“自后汉末至三国已有许多书谈到学禅的方法，可见中国从2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并举出了晋代(2世纪晚期)安世高译的《道地经》、《大安般经》，之冢译的《小道地经》，3世纪(284年)竺法护所译大著《修行道地经》等禅学著作实例。至晋末，公元404年前后，鸠摩罗什又译出大批佛典，亦不乏谈禅之作。在南方，公元410年前，佛陀跋陀罗便翻译了神会以菩提达摩取代达摩多罗的《禅经》。而菩提达摩行化中土，则是公元500年以后的事了。据此胡适明确告诉人们:“说达摩未到中国时中国没有禅学，那完全是错误”，三四世纪，“时人已有主张整理佛教了”。先是慧远的净土念佛法门，强调“以禅智为宗”，推动禅佛教的简化运动；继有道生的顿悟之说，进而综合天台止观法门，而实现的中国化的禅宗思想——充满老庄自然主义的佛教哲学。他以慧、定区分中国禅与印度禅，充分反映了他对禅宗思想的理性诠释。他将禅宗思想和方法概括为不说破、贵在自得和行脚三个原则，高度体现了他对禅宗的研究基于理性而非信仰，重在事实而非传说，确认历史而非神话的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因此他对禅学世俗化的界说，虽然浅近，却又充满了丰富而又寓意深刻的人生哲理。
他尤其强调，道生以庄子“得鱼忘筌”、“得意忘象”之说为依据，“创造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包括顿悟成佛等为后世禅门崇尚的理论，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所谓六代传宗的神话，凸现禅学形成、发展另有一条历史的路径。胡适因此而言:“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35)从某种意义上看，胡适的结论应当说符合思想发展的历史真实。
事实上，禅之一字，是中国思想家取诸《庄子》寓言篇，并以之对佛学超二元对立的观念和超越的意境所进行的创造性翻译，为后世提供了创造性思维的可能性。由安世高的“断生死，得神足”的超越意识，至谢敷的以慧守意、慧皎《高僧传·习禅篇》“妙万物以为言”、僧肇之《不真空》等三论，直到道生的顿悟成佛，以及牛头法融“虚空法体”、“道法自然”、“无心为道”，在在与庄老思想趋合。后起之《坛经》，承前启后，以本体无对、无相为基础，以否定性思维为进路，充分展现其超二元对立的精神，实现“但行直心”、“见性成佛”的自然主义，即“随缘”的否定性结果，同时在此理论框架上建立起中国禅宗。因此可以说，禅宗是大众化的庄老哲学!佛学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化传统，而且传统文化，特别是庄老思想也重铸了佛学，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了华夏民族的人生观念、理性思维和审美意识。前辈学者除胡适外，不少人也有相同的意见与论述；佛门更有如印顺的有识之士，同样持“曹溪禅融摄了牛头，也就融摄了老庄”(36)，实际上就是禅宗庄子化的观点。胡适于此有较为准确的认识，但缺乏深入的考察与论述。
具体而言，胡适对禅学研究作出的贡献有四:
第一，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禅宗与禅学之发展。
第二，突出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肯定其推动禅宗思想走向全国的重大作用。
第三，以理性和世俗化的方法界说禅宗哲学。
第四，认为《坛经》为神会之作，虽是大胆假设而乏小心求证，但却从侧面进一步肯定神会对《坛经》，即对禅宗思想的积极推动。其视之与老庄虚无的自然主义息息相同，同样有深刻的见地，为后世《坛经》和禅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注释】
(1)《胡适手稿》第7集，《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2)《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胡适:《禅学古史考》，《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4)胡适:《中国禅学之发展》，《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5)胡适:《与入矢义高讨论早期禅宗史料》之五，《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6)上引均见胡适《禅学古史考》，《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94～108页。
(7)胡适:《与入矢义高讨论早期禅宗史料》之四，《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8)汤用彤与胡适书，《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9)胡适:《答汤用彤教授书》，《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0)胡适:《诗僧与谐诗》，《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1)胡适:《与入矢义高讨论早期禅宗史料》之五，《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12)胡适:《与柳田圣山讨论禅宗史纲领》，《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13)胡适:《菏泽大师神会传》，《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14)上引均见《与柳田圣山讨论禅宗史纲领》，《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3页。
(15)胡适:《菏泽大师神会传》，《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16)《禅宗史的真历史与假历史》，《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17)胡适:《楞伽宗考》，《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2页。
(18)胡适:《楞伽宗考》，《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与柳田圣山论禅宗史纲领》，《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6页。
(20)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2，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67页。
(21)胡适:《楞伽师资记序》，《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22)《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胡适:《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台北《“中央”日报》1953年1月12日，转引自《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24)胡适:《坛经考》，见《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65页。
(25)《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6)胡适:《坛经考》，《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27)南阳慧忠师语，见《景德传灯录》卷28。
(28)胡适:《菏泽神会大师传》，《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37页。
(29)胡适:《坛经考》，《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30)胡适:《坛经考》，《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31)胡适:《菏泽神会大师传》，《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32)胡适:《坛经考》，《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33)以上引文均见胡适菏泽大师神会传》，《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144页。
(34)胡适:《答汤用彤教授书》，《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5)胡适:《中国禅学之发展》，《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36)印顺:《中国禅宗史·序》，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