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论及其批评

    （一）实在论及其批评

    在牛津求学期间，柯林武德的哲学训练虽源于实在论，但他仍感受到格林学派（亦称观念论、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影响，此学派既熟知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又秉持了康德理性批判的哲学精神。他们认为现实是整体的，其性质实则是精神性的，真理不可简约成某个原子式的命题；拒斥在心灵与自然、个体与国家之间进行绝对的区分，因为它们乃是相互蕴涵的并在对立统一中得到扬弃。由此，他们强调经验的整体性，经验整体的属性不可化约成任何个别部分的特性，只能归之于整体本身。在伦理学层面，格林学派受宗教关怀的牵引，反对斯宾塞和达尔文的自然进化理论，批驳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此外，早期的观念论者多为倡言民族主义的社会改革家，试图通过研究哲学来引导社会进步；他们亦珍视社会的传统价值，据此萌生了自觉的历史意识。他们的思想既扎根于苏格兰与牛津本土，又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³²⁾不过，“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格林学派在牛津园的哲学思想和教学领域中从未占据过支配地位”。⁽³³⁾究其根源，这与此学派中的佼佼者早逝不无关系。此外，20世纪上半期牛津学术圈掀起了叛离黑格尔玄学体系的分析哲学思潮，穆勒（G.R.G.Mure）指出，克罗齐在1923年应好友史密斯（J.A.Smith）之邀首次来到牛津，而此时的牛津园开始掀起了拒斥观念论（Idealism）的风潮，英国人正开始回归到他们本土的经验主义。⁽³⁴⁾显然，学术风气的转变影响了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

    就实在论的知识论而言，牛津的实在论者坚信认知对象独立于认知者之外，某个复杂的整体只是外在关联的诸多部分的集合体，这种二元分立的观念恰与“格林学派”倡导的经验整体性的观念产生了分歧。由此，在看待道德哲学方面，他们认为道德意识与人类行为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关联，伦理学只不过是一门纯粹研究道德行为的理论学科，难以规范道德行为的实践。同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亦具有同早期实在论者相似的观念，在艾耶尔（A.J.Ayer）看来，哲学研究是一种分析命题蕴涵与意义的活动，“可证实性”原则构成了检验事实陈述的意义标准；由此他区分了“实践的可证实性”与“原则的可证实性”两种类型，以及“强”与“弱”意义上的“可证实性”。⁽³⁵⁾艾耶尔指出，像“人有不死的灵魂”、“有一个超验的上帝”⁽³⁶⁾那般形而上学的问题并不构成哲学研究的命题、它们因难以获得证实而毫无意义。显然，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或逻辑经验主义者来说，他们坚信命题对应并描述了经验世界，经验是可以还原的，故他们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

    作为青年的柯林武德，他坦言自己虽归属于实在论的思想流派，然而对实在论却“有所辨别和保留”。柯林武德认为，“实在论者精熟的是哲学而非历史学，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批评，他们的工作是要阐明某种学说是否合理，而这一点他们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至于他们在某个思想家是否主张这种学说的问题上犯了历史的错误，无论这种错误是如何使我恼火，并不会影响哲学问题。于是很自然，我仍然是一个实在论者，直到我最后证实，这一学派的实证学说（positive doctrines）是虚假的，或它们的批评方法亦是不合理的”。⁽³⁷⁾质言之，柯林武德在此给出了三条思考线索：（1）实在论“犯了历史的错误”；（2）该学派蕴涵了非实证的成分；（3）批评方法有不合理之处。柯林武德指出实在论植根于直觉主义的认知理论，这一理论坚信获取知识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效仿自然科学所使用的观察与分类，进而将科学研究的过程区分成“发现事实”与“将事实分类”两个步骤。⁽³⁸⁾由此，实证主义告诫史学家一方面发现诸多原子式的事实，另一面拒斥对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然而，这种作法却误解了历史研究的特征，因为史学家研究的事实嵌入了人类的思想体系、蕴涵了历史学家的选择及主观判断。换言之，“进行认知的心灵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条件，因为它积极地参与了认知；但它是一个‘简单的’条件，其中并不具有复杂性的多样性，它的功能不是别的而只是认知。”⁽³⁹⁾就此而言，实在论并不全然是实证的，而且有赖于嵌入历史语境的认知主体，主体的历史性被舍弃了。

    其次，柯林武德认为实在论误解了逻辑本性，逻辑探讨的并不止于命题和陈述本身，还关涉到命题意欲解决的问题。由此，命题逻辑缺乏对问题的历史性思考，忘却了命题所蕴涵的预设。譬如，柯林武德对如下命题做过分析：“你不再打你的老婆了吗？”这句话可厘析出如下问题：“（1）你有老婆吗？（2）你有打老婆的习惯吗？（3）你打算以后不再打老婆了吗？（4）你已经开始履行你的打算了吗？”⁽⁴⁰⁾事实上，（1）至（4）不仅存在事实和时间上的先后，而且展示为逻辑推论的链系。倘若你是个独身主义者，“你不再打你的老婆了吗？”则成为一个伪问题，后续厘出的问题也不会产生；如果你有老婆且夫妻关系和睦、从未有打老婆的习惯，那么（2）之后的问题将不会出现；由此，逻辑实证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的作法并不让人信服。在柯林武德看来，形而上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包含了逻辑与事实的双重内涵。实在论之所以忽视事实本身，是因为他们仅局限于命题逻辑的探讨，全然不考察命题所针对的问题，由此，他们的理论预设不仅存在批评方法的过失，而且犯了历史的错误。

    最后，实在论之所以遭受批评，部分缘于柯林武德的生活经验，部分在于实在论者抛弃了传统的伦理学。柯林武德指出实在论使“道德上的腐败堕落”蔓延开了，因为实在论者告诉站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道德哲学只是关于道德行为的理论，因此，对道德行为的实践并无影响”。⁽⁴¹⁾其结果是“当年牛津园的那些哲学家为日渐生成的法西斯主义充当了宣传员，因为他们主张从实际事务中完全超脱出来”。⁽⁴²⁾然而，“格林学派”却以严肃的态度对待道德哲学，他们相信道德行为的实践蕴涵了对德性的追求和对责任的践履，而这些皆有赖于道德意识的养成和理想原则的坚守。布莱德雷在《理想的道德》一文中谈到，理想的道德植根于社会领域，“道德是一种求善意志的自我实现”，“普遍的目的是寻求自我实现（使理想的自我成为现实）；尤其，为了德性，理想的自我是一种求善的意志，我的意志与作为普遍意志的理想获得了同一。”⁽⁴³⁾由此，“个人的德性是一种肯定理想的自我的过程，这并不直接地被当作是其内容的境况，而是有关意志过程的意向性”。⁽⁴⁴⁾质言之，布莱德雷想表达个体的道德行为实质上扎根于社会实践之中，追求德性是一种意志的活动并由此影响到个体行为本身，伦理思想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抉择。在阐释幸福（happiness）时，柯林武德批驳了边沁学派趋乐避苦的功利主义，同时指责了斯多葛学派（stoics）否认外在的善（virtue），而把幸福局限于个体内在的自我完善、并坚信好人即便遭受痛苦却仍是幸福的理论。事实上，柯林武德试图把幸福追溯到并置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语境之中，且赞成后者区分的幸福与享乐（pleasure）。此外，柯林武德亦批评了尼采将幸福等同于权力的追求，由此，柯林武德坚信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善与外在权力（power）的结合，但需克制过分的欲望（desire）。⁽⁴⁵⁾显然，在柯林武德看来，道德行为超脱不了历史与社会传统、个体行为折射了其秉持的道德观并规范着个体的行为；相反，实在论者却背离了这一伦理主张，并倡导个体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并不取决于个体所秉承的伦理哲学观。柯林武德之所以批评实在论的伦理哲学，主要因为个体的生活世界是由政治的、道德的与经济的等要素构成；他或她的思想与行为受制于这般的生活世界；“如果你改变了被某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广泛接受的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思想’，你也就改变了他的世界的特性；如果你改变了他本人的‘思想’，你就改变了他与那个世界的关系；因此，在两种情况下你都改变了此人的行为方式”。⁽⁴⁶⁾显然，这种“思想行为”的哲学观念指向了现实生活世界，规范了个体的行为，而实在论者却严防哲学这片“私有领地”不受实用主义的侵扰，这种哲学偏见无疑体现了早期分析哲学的思潮，由此，这批实在论者因缺乏理论的自我反思而被柯林武德讥讽为“失去尾巴的狐狸”。⁽⁴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