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青团从1922年5月在广州正式成立至今，已有90多年的光辉历程。在这90多年的岁月中，中国共青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始终紧密团结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从建团初期仅有15个地方团组织， 5000多名团员的小型社团，发展至今（数据截至2007年）拥有约7543．9万团员，19．1万团干部，294．6万基层团组织，在中国政治社会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大人民团体之一。[2]共青团不仅很好地完成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交代的重任，更为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企业等组织输送众多优秀的年轻干部，是中国政治生态中最为重要的机构之一。然而，在国内外政治学界，涉及共青团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却不多。近年来，由于大批拥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干部纷纷活跃在中国政坛的各个领域。共青团这一课题才逐渐引起西方政治学界的重视。对此，笔者将在本文中介绍西方学界关于共青团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成果，并对现有成果提出几点质疑。
一、西方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研究理论
（一）非正式政治理论兴起的背景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体制主要呈现列宁主义的政党结构［1］，其政体也不存在西方国家的两党或者多党制的选举制度。因此，早期西方政治学界对新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都沿用当初他们针对苏联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极权主义研究途径”（totalitarianism），［2］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挖掘政治精英的集体共性和具体领导人的个性特质对权利运行和决策的影响。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政治精英之间的高度统一局面被彻底打破，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认为用极权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探究中国问题已经不合时宜。因此，转而构建和发展起三大中国精英政治研究理论：一是，探究由不同重大历史事件而塑造的不同世代精英之间关系的世代政治理论（Generational Politics）［3］；二是，源起于一战后的美国的技术官僚治国理论（Technocracy），西方政治学界主要运用该理论分析“四化”干部政策执行以后，大批具备理工背景的技术官僚迈入中国政坛核心这一现象［4］；三是，强调政治精英之间冲突的“非正式政治研究理论”（Informal Politics），狭义称为“派系政治理论”（Factionalism Politics）［5］这也是现阶段广泛运用于共青团研究的主流理论，也是本文西方共青团研究理论依据介绍的主要内容。
（二）非正式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学者观点
西方政治学界认为，列宁主义式的传统共产主义政体，由于组织构建上的“提名制度”（Nomenklatura System）和决策机制上“民主集中制”原则（Democratic Centralism），使得中国政治精英获得高度集中的权力，与此同时，权力的使用又缺乏足够的监督。所以，非正式关系（Informal Relationship）成为影响中国精英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派系（Faction）则是政治精英参与政治活动的基本单元。但是，对于“派系”的定义，组成派系的“非正式关系”的涵盖内容，“派系政治产生的原因”，以及“派系斗争中游戏规则”等具体问题，则有不同的主流观点。
具体而言，关于“派系”这一概念和“非正式关系”所涵盖的内容，Samuel Huntington认为，“派系”实质是一种政治联结体，主要出现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都比较低的时期［6］。Jorgen Domes最早提出派系模型，他认为，中国政治派系主要分为以共同经历为缔结基础的“结构性”派系（Structural Factions）和以部门利益为形成基础的“功能性”派系（Functional Factions）两大类［7］。Andrew Nathan提出派系政治模型（Factionalism Model）来解释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与团结模式（Patternsof Conflictand Coalition），他认为以领导人为核心辐射出去的人际网络，成员之间具有上下位阶不同的垂直特点的“雇从关系”（Clientelist Tie）是缔结政治派系的基础［8］。Tang Tsou则认为影响中国政治的非正式关系不应局限于垂直关系，应该将“平行关系”（Parallel Relationship）（如：同位阶官员之间的关系）加入派系组织关系网络中考量。除此以外，他认为“派系”一词的提法过于局限，未充分考量正式组织在非正式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不能准确区分和阐述该缔结关系到底是成长于什么领域（正式组织，还是非正式组织？），因而主张将其命名为非正式行动团体（Informal Groups）或者是政治行动团体（Political Action Groups）［9］。Lucian Pye运用中国政治文化理论，提出宗派主义模型来阐述其派系政治的观点，与此同时，他指出中国文化一方面强调领导人应该和谐，另一方面又强调下属对上司绝对忠诚。因此，表面的和谐和实质的派系斗争是中国政治的主要动力。［10］Lowell Dittmer综合各方概念（主要是Andrew Nathan，Tang Tsou和Lucian Pye等人的理论），进一步将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扩充为非正式政治理论（Informal Politics）（即本文选用的提法）。他指出，中国政治中，非正式政治的核心是关系（Relationships），在分析中国政治现象的过程中，不仅应考虑单纯派系互动，而且更需要将非正式政治的因素和正式政治因素纳入分析考量之中。［11］
关于“派系政治产生的原因”，Lucian Pye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在中华文化和伦理传统熏陶下中国人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缺乏安全感。也就是因为这一特点的驱动，中国政治生态才会呈现出各式各样关系缔结的派系政治。［12］寇健文总结归纳学界的主流观点后提出，非正式政治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权力斗争”、“政策分歧”、“官僚组织利益冲突”三派观点。其中，主张“权力斗争”一派认为，政治斗争的核心在于权力分配问题。因此，对于权力的争夺才是中国非正式政治斗争产生的根本原因；主张“政策分歧”的一派认为，纵观我党历史，所有的党内斗争都是围绕路线斗争而展开的，因此，政治斗争产生的原因主要源于政策分歧；而主张“官僚组织利益”一派根据西方官僚政治理论，认为派系冲突虽然与权力、政策相关，但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背后的官僚系统的利益驱动。［13］
关于“派系斗争的规则”，围绕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斗争结束后的结果，学界主要存在五种观点。具体包括：Andrew Nathan的“礼仪原则”（Codeof Civility）[3]，Avery Goldstein的“向获胜强者靠拢”原则（Bandwagon）（毛泽东执政时期）和“权力平衡”（Balanceof Power）（后毛主席时代）[4]，Tang Tsou“赢者全拿”原则的（WinAll）[5]，以及Lowell Dittmer“循环权利平衡”原则（Recurrenceof Power Balance）[6]。
二、非正式政治理论研究视角下共青团的研究成果
在非正式政治理论的框架下，西方学者开始从非正式政治理论的视角去看待共青团组织及其干部，并提出了“团系”／“团派”[7]概念（其中，笔者倾向于寇健文提出的“团系”称呼，因为此概念将为共青团研究跳出“非正式政治理论”／“派系政治理论”视角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同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对由共青团组织晋升到省部级以上领导岗位的官员进行系统的分析。
（一）“团系”研究对象的界定
对于团派研究对象的界定，Cheng Li和Lyn White认为，应当选定在团内获得仕途重大飞跃的干部（“．．．whoadvancedtheircareerthrough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14］而在其相关文献中，经常将团系干部范围限定于，拥有共青团工作经历，并且担任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以上身份的干部，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有过团组织工作经历的中央政治局的干部。寇健文则认为应当限定为在“共青团内职务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各正副部长及各省团委正副书记”［15］。随后，他修正自己的观点，将1973年以后，在共青团内担任“副厅（局）级”以上官员纳入研究对象［16］。
（二）“团系”干部的研究结果
纵观西方主流的共青团研究文献，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观点［17］：
（1）相比其他派别的干部，团系干部的平均年龄最低，受教育程度最高（主要为研究生层次）。其中，所涉及的学科背景主要围绕经济、法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因此，总体而言，团系干部的政治发展潜力巨大。
（2）团系干部在省级党委或者政府工作人数众多，不过，工作性质主要局限在组织、宣传、统战、纪检、教育等方面，而在外贸、外交、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任职者不多，因而仕途发展带有一定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更意味着团系干部不可能一方独大，必须通过分享权力以及与其他精英团体通力合作，进而保证中国政治生态的多元化。
（3）从团系干部成长背景来看，大多数团系干部来自平民家庭。因为没有显赫家庭背景、革命功绩、经济专长、外交专长和与军队间鲜明联系等因素支撑，因而带有鲜明的平民主义（Populism）色彩，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更为倾向于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等领域，有利于获取普通民众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
三、对于西方“团系”研究的质疑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运用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政治学视角去研究共青团组织及其干部，对于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预测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受制于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误区、传统观念和现有理论的制约，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制度层面变化，过分看重“关系”在中国政治生态的作用，并将这一考量因素纳入决定性因素加以分析，必然导致他们对共青团研究以偏概全的结果。以下，笔者将从理论适用性、研究对象选取和研究方法三方面对西方政治学界关于共青团研究提出质疑：
（一）在理论适用方面
正如辩证法中所指出的，事物总是辩证统一的，有正式的，就有非正式的。中国政体有，西方政体也会有，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然而，西方学者套用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去看待中国社会，尤其是先假定中国社会是一个完全以“关系”为主的政治生态大背景下，去研究共青团。可是，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法治层面都取得较大的发展。现阶段中国政治生态是怎么样，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笔者认为制度性考量因素必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这点，不少西方学者近年来也开始察觉到这一误区，在派系考量的同时，也从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去思考中国政治［18］。
除此以外，共青团以及团干部在本质上不能严格按照非正式政治理论圈定派系。与其他派系不同，共青团干部身份多元，到底具体哪些干部应该归入团系干部的考量当中，难以用统一标准加以确定，强行按照派系观点加以区分，会犯唯心主义错误。比方说，同是团省委副书记和团中央副部级干部，可是在西方文献中有些干部归入团系干部中考量，并将其比喻为团系领军人物之一，而有一些却不归入团系干部考量。在划分为团系干部的分析名单中，有些干部既属于团系干部，也同时带有其他类别干部的鲜明特点。因此，严格套用非正式政治理论去研究共青团，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二）在研究对象方面
研究对象的局限，必然导致对共青团的认识缺陷。现阶段，西方文献主要集中在“厅局级”以上团干部（而美国学者将研究对象仅限定在团中央领导及与胡锦涛总书记有过接触的团省委书记之中）。若论及参与政治活动，在我国公务员系统中，“副处级”以上干部即可有资格在公务员系统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间进行转岗工作。同时，转岗现象较为普遍，也有大量仅在团内担任“处级”甚至处级以下的党政干部，现也晋升至省部级高官之列[8]。倘若仅把共青团当作派系缔结的场所，未免错误评价共青团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从派系角度下对团干部的评估结果缺乏客观性。共青团作为全国性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其组织机构涵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高校和人民团体等社会各个领域，而干部队伍异常庞大。倘若将处级以上团系干部纳入分析系统，共青团干部受教育学科涵盖是否仅限于人文社科类别，共青团干部中是否存在外贸、经济、金融、科技等方面的管理能手，则尚属未知。如果按照非正式政治理论角度去看待共青团组织，必然难以将“处”一级团干部纳入分析系统（因为要求与派系领导人有直接或者间接联系）。然而，若从组织功能化的角度将共青团作为一个机构（Institution）加以研究，其分析结果将会更为准确和客观。
（三）研究方法方面
现阶段西方文献关于共青团的研究，已经有了横向的比较分析（如：团系与其他派系的对比分析），然而，却缺乏纵向的比较分析（即，团各个历史时期的比较分析）。其研究的历史跨度集中在1978年至今，因此，未能充分展示共青团干部培养和输送发展全貌。在西方政治学文献中，共青团研究主要开始于胡锦涛担任团中央书记至今。对于之前的团干部，尤其是建国之前的共青团研究仅在历史学研究中略有出现。因此，缺乏从历史发展角度的比较分析，不能完全呈现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而也看不到制度化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西方政治学界从非正式政治理论中探究共青团组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是，由于固有的思维定式和研究理论的局限，西方政治学界较少将共青团组织视作一个完备、成熟的政治精英筛选、培训、输送的机构（Institution），并从中去探究其服务于我党政治精英更新、活化（Renovation）的重要职能。笔者认为，经济社会在发展，新生元素不断涌现，能否及时有效地吸收新生元素进入体制内，避免其对现行体制形成重大冲击，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标准［19］。而与此同时，政治精英作为执政党乃至全社会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20］，能否有效地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我党的队伍，使其认同和发展我们老一代政治精英们的价值理念，不仅是摆在共青团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我国政治学界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笔者希望借此文抛砖引玉，呼吁更多的专家从政治学角度去研究我们的共青团，并为其发展提供切合实际的设想方案和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David L．Shambaugh，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2］关于极权主义研究文献，请参考：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3；Carl J．Friedi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New York：Praeger），1961；Leonard Bertram Schapiro，Totalitarianism（London：Pall Mall Press），1972；Robert C．Tucker，The Dictatorand Totalitarianism，World Politics，Vol．17，No．4，July 1965，pp．555-583．
［3］关于世代政治研究，请参考：Marvin Rintala，“Generations：Political Generations，”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vol．6（New York：Collier and Macmillan），1968，p．93；Michael Yahuda，“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China”，China Quarterly，no．80，December1979，pp．794- 805；Ruth Cherrington，“Generational Issuesin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1980s Generation of Young Intellectuals，”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8，no．2，June1997，pp．302-320；Lucian W．Pye，“Generational Politics in a Gerontocracy：The Chinese Succession Problem”，Current Scene，vol．14，no．7，July1976，pp．1-8．
［4］关于技术官僚理论，请参考：Cheng Li and Lynn White，“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Asian Survey，vol．28，no．4，Apri l1988，pp 371- 399；Cheng Li and Lynn White，“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Asian Survey，vol．38， no．3，March 1998，pp．231-264；Xiaowei Zang，“Elite Forma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Technocracy in Post Mao China，”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vol．24，no．1，March 1991，pp．114-123；Xiaowei Zang，“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Technocracy or Political Technocracy？”， Asian Survey，vol．33，no．8，August 1993，pp．787-803；Chienwen Kou，“Elite Recruitment and the Duality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The Mobility of Westerneducated Returnee Elitesin China，1978-2008”，in S．Philip Hsu，YuShan Wu，and Suisheng Zhang（ed．），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pp．166-186．
［5］［13］寇健文．中共精英政治的演变——制度化与权力转移1978—2010．台湾：政治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2010：1134．
［6］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9：381．
［7］详细请参考Bo．Zhiyue，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Economics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1949（New York：M．E．Sharpe，Armonk），2002；倪星，原超．从二元到多元：海外中国政治精英研究评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51：132．
［8］Andrew Nathan，“A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Politics”，The China Quarterly，no． 53，January1973，pp．33-66；Andrew Nathan，“An Analysis of Factionalism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in Frank P．Belloniand Dennis C．Bellereds．， Faction Politics：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anta Barbara，California：ABC CLIO，1978），pp．387-414．其中，“clientelisttie”翻译成“雇从关系”与寇健文相关著作翻译一致。
［9］Tang Tsou，Andrew Nathan，“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in CCP Politics”，The China Quarterly，no．65，March1976，pp．98-117；Tang Tsou，“Chinese Politicsat the top：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Balanceofpowerora Gameof Win All？”，The China Journal，no．34，July 1995，pp．95-156．
［10］Lucian W．Pye，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Santa Monica，CA：Rand，1980）．
［11］Lowell Dittmer，“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China Journal，no．34，July1995， pp．1 -34．
［12］Lucian W．Pye，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Santa Monica，CA：Rand，1980）．
［14］Cheng Li，“Hus Policy Shift and the Tuanpais Coming-of-Age”，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15，Summer2005，pp．1-16．
［15］寇健文．后文革时代共青团领导干部在中共党政群系统的发展》．3334（出自陈俦美（编辑），《新世纪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2002）．
［16］ChienWen Kou，“CYLCadres Rising in the Era of Hu Jintao：Factional Considerations or Organizational Mission of Channeling Cadres”，Prospect Quarterly， vol．8，no．4 October 2007，pp．49-95．
［17］Li Cheng，Lynn White，“The Six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Hu Gets What？”，Asian Survey，vol．43，July／August2003，pp．553-597；Cheng Li，“The‘New Deal’：Politics and Policies of the Hu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vol．38，no．405，December 2003，pp．329-346；Cheng Li，“Hus Policy Shiftandthe Tuanpais Coming-of-Age”，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15，Summer2005，pp．1-16；Cheng Li，“Reshuffling Four Tiersof Local Leaders：Goals and Implications”，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18，Spring 2006，pp．1- 22；Cheng Li，“New Chiefs：Hus Groundwork for the 17th Party Congress”，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13，Winter2005，pp1-14；Chien-Wen Kou，“CYLCadres Risinginthe Eraof Hu Jintao：Factional Considerations or Organizational Mission of Channeling Cadres”，Prospect Quarterly，vol．8，no．4 October2007，pp．49-95．
［18］关于中国政治呈现制度性发展的文献，请参考：David Bachman，“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China Journal，no．45，January 2001，pp．95-100；David Bachman，“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Asia Survey，vol．32， no．11，November 1992，pp．1046-1062；Lowell Dittmer，“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China Journal，no．45，January2001，pp．53-67．
［19］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World Politics， vol 17，no．3，April 1965，pp．386-430．
［20］Lester G．Seligman，“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hip”，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4，no．4，December 1950，pp．904-915．
[1] 陈蕴哲，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秘书长、共青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团校共青团工作理论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台湾中兴大学特约研究员、聊城大学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政党政治、精英政治、国际政治等。
[2] 数据来源为，中国共青团网团史展览馆，网址为：http：／／www．gqt．org．cn／695／gqt＿tuanshi／。另外，其余两大人民团体分别为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
[3] “礼仪原则”主要是指，派系之间进行斗争虽有胜负之分，但是获胜方不会，也没有足够能力消灭失败的一方。详情请参考：Andrew Nathan，“AFactionalism Modelfor CCPPolitics”，p．46．
[4] Goldstein认为，在毛泽东执政时期，因此出超的革命功绩和个人魅力，没有任何派系或者个人和他构成竞争，因而中国政治精英一同向其靠拢。而在毛泽东逝世后，各派系之间则呈现权利平衡的局面。同时，此原则也受到Lucian Pye支持。详情请参考：Avery Goldstein，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1949-1978（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Lucian W．Pye，“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of Guanxi：Paradoxes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China Journal，no．34，July 1995，pp．35-53．
[5] “赢哲全拿”原则，主要指一派彻底将对手击倒，获胜方将取得斗争中所有战利品（如政策制定、人事任免等）。同时，此原则也受到Joseph Fewsmith支持。详情请参考：Tang Tsou，“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p．97；Joseph Fewsmith，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Armonk，New York：M．E．Sharpe），1994，pp．8-10．
[6] “循环权利平衡”原则是指在Nathan“礼仪原则”的基础上，一旦剥夺派系领导人正式职务，这个派系的关系网络很容易瓦解。因而，随着新领导人的任命，另一新的派系将走进竞争舞台。参阅：Lowell Dittmer，“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pp．1-34．
[7] “团系”称呼主要源自学者寇健文，“团派”称呼多源自美国共青团研究学者如Cheng Li，Lynn White等。
[8] 关于此观点，笔者曾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所发布的各省委常委官员履历进行整理归纳。发现，截止至2007年10月（不包含军队的统计数据），约19名省委常委拥有团中央工作经历，约57名拥有团省委工作经历，约20名有团市委工作经历，约9名有过团县委工作经历，约2名有过镇（街道）团组织工作经历，约8名有过政府部门团委工作经历，约15名有过高校团委工作经历，约9名有过企业（工厂）团委工作经历，约9名有过其他基层团组织工作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