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考尔的美学思想的基本点

三、克拉考尔的美学思想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gfrid Kracauer，1889—1966)是位德裔的美国电影理论家，他早年在德国攻读哲学、社会学和建筑学。30年代末纳粹上台后他离开德国，1941年起定居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受聘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负责研究纳粹战时的宣传片。1944年他发表了《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这一著名的电影史著作，从政治、社会、心理方面研究了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电影的发展历史。战后克拉考尔长期在美国应用社会研究局和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研究工作，经常在美国各理论刊物上发表关于社会学和电影美学的论文。他常常从社会学角度，从哲学背景去研究电影美学。但他对电影业务接触很少，与电影界的人接触也很少，是一个纯理论研究的学者，所以他的著作较为抽象，学究气重。但在西方电影美学史上，他却代表重要的一派，是再现电影美学的推崇者。

1961年，他发表了第一部系统论述电影美学问题的长篇专著《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在这本书中，克拉考尔把电影再现美学发挥到了极致。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和照相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亲近感。当电影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因为这种现实包括许多瞬息即逝的现象，要不是电影摄影机具有的高强的捕捉能力，我们是很难察觉到它们的。由于多种艺术手段都自有其擅长的表现对象。所以电影可想而知是热衷于描绘易于消逝的具体生活，即那些犹如朝露的生活现象:街上的人群，不自觉的手势和其他飘忽无常的印象，是电影真正的粮食。”^[1]所以克拉考尔认为电影如要充分发挥它自身的优势就要表现我们周围可见的环境。如果让电影去再现过去的事件或表现幻想，用银幕去处理故事情节都是与电影的本质相违背的。克拉考尔甚至反对那种把悲剧作为一切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的理论，认为电影和悲剧是互不相容的。如果电影是一种照相手段，它就必须以广阔的外在世界为重心，而这个无边无际的外在世界和悲剧所规定的有限的整齐有序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悲剧世界里，命运排斥了偶然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人们注意的全部中心。电影的世界则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再现，既牵涉到人，也牵涉到无生命的物体。这种真实的形象不会引起悲壮的情感，悲壮是一种人为的精神经验，把镜头对准真实生活的摄影机是捕捉不到的。总之，电影所摄取的是事物的表层，一部影片愈少直接接触内心生活、意识形态和心灵问题，它就愈富于电影性。

克拉考尔认为，艺术作品消化它们所应用的素材，而以摄影为本原的影片则只能展现他们的素材。他强调电影创作者作为艺术家，其艺术功能应当在于把事物本身的固有含义揭示出来，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意图出发，创造新的经验。正是从这里开始，克拉考尔发展了他的再现电影美学的3个基本论点:①电影不是剪辑的或其他形式的产物，它是照相的产物，所以照相的特性是电影的基本特性。②电影应当首先记录物象，但并不能停止在记录上，因为它还有揭示世界本身固有意义的功能。这就构成了电影的第二特性，即技巧特性。③电影应当追求形象的真实，所以一切抽象的真实，包括内心生活、思想意识和心灵等问题，都是非电影的。克拉考尔以这三条为基础具体规定了哪些是“电影的”，哪些是“非电影的”。这是一条明确的界限，即物质与心灵、具体和抽象、自然与人为、天成和虚构之间的界限。他认为最理想的电影题材是被发现的、被找到的故事，而不是构造出来的。

克拉考尔片面强调电影的照相本性和记录功能，把电影和传统艺术完全对立起来，使他的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许多观点上与复杂的创作实践相距甚远。按他划分的电影与非电影的界限来实践，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电影存在。但他和巴赞作为电影再现美学的重要理论家，强调电影的本性和记录功能，为电影发挥自己独有的潜力和特长，对电影创作的发展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

【注释】

[1]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员》，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