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求真·求实·求严

    求新·求真·求实·求严——宗有恒教授访谈录

    

    

    为苏步青教授祝寿，右一程天权、右三为本人、右四苏德新

    宗有恒，男，1937年出生，1960年毕业于物理学系，研究员。曾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毕业后留校任物理学系学生工作干部。1977年任光学系副主任。1978年改任物理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著有《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等著作。他一直在第一线从事大学党政管理工作，为复旦大学服务40年，于1999年退休。

    我于1955年考进复旦物理学系，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了整整50年。真可谓是50载弹指一挥间，喜逢复旦百年寿辰大庆。看见学生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如当年刚入校的我们一样怀揣着美丽的梦想和青春的活力，我颇感欣慰，也引起对往事的点点滴滴的回忆、遐想，有感而发，言不尽多。

    高中时，我们的一些同学比较欢喜数理化。高中教物理课的沈老师，课讲得很好，条理分明，有吸引力，为人又厚道，受他的影响不小（我后来还到他家去看过他几次，可是非常可惜，他“文革”后不久就过世了）。还有我们当时进图书馆看书、听讲座，印象最深的是听了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王恒守教授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及半导体和太阳能利用方面的科普讲座，对这些新兴的科学技术发展感到很精彩、很向往。填报大学志愿时，我们班上大约有五六位都填报了物理学，同时考进复旦物理学系的就有3位。就是凭了这么一种喜欢物理，崇尚科学的心情，也有准备献身科学事业的决心，我这么一个18岁的莘莘学子来到了复旦。

    当时学校除了发录取通知书外还要登报。我从市区乘公交车，第一次跑到郊区的江湾五角场的复旦报到注册，感觉很新鲜：校园很幽静，学校周围都是农田、庄稼、小河流淌。当时的校园规模不算很大，西边有一批老建筑楼房，还有一大块草坪和相辉堂。较醒目的是新建不久的大屋顶的教学主楼（即现在的电脑教育中心——一教），旁边还有几排临时搭建的平房教室。围墙朝东边的门外要经过一栋破庙，再走过一大块农田路（即现在的物理楼、生物楼、二教……所在地），才到学生宿舍（第十宿舍），我们物理学系的同学集中住在球场旁（我们称之为物理楼）的一栋楼（即零号楼）。当时报到时往往单身一人，或者有几位同学同行到校，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报到时倾巢而出，爸爸、妈妈、叔伯、姨舅、祖父母……七八个前呼后拥地陪到学校。那个时代，我们学生的自立、自理能力较强，高中毕业生自己有点意愿，有点主见，有点判别选择，再听一些老师的建议意见，看书、看科学杂志报道的宣传介绍，往往就自己决定去向，一般家里也不太操心、不大过问的。

    当时“一边倒”按前苏联的教学模式组织教育。我是第一届改为五年制的，开始两年不分专业上公共的基础课，教材基本采用苏联大学的教科书，原来中学学的英语被搁在一旁，全部从头开始学两年俄语。

    我们55级分成4个班，我是二班班长，几个班长负责安排大课座位，上课时轮流叫“起、礼、坐”。很有幸我们的老系主任王福山教授亲自上福里斯的普通物理，由数学家陈建功教授夫人朱良壁老师上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物理实验由戴乐山、华惠迪、王樨德老师负责，他们3位对教学实验要求特别严，每次要做预习，进实验室前未能通过的即不能做实验。批改实验报告也很严，不合要求重新补做。当时还要学一年的机械制图课，一般两周要制一张图，差不多要花周日半天时间。我们所学的理科课程与文科的不一样，若脱掉几节课想自学是比较困难的，即使发了烧、有些小病痛都坚持上课的。一般课前要预习、有准备地听课，特别是老师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课后得翻阅参考书做习题，还有事先不通知的课堂测验。就这样不断地督促、检查，帮助学生真正学懂掌握好各种知识。主课的期终考试采用教授主考，每个学生摸试题口试的方式进行，这对全面了解学习的深度是很有好处的。

    当时校园学习气氛很浓，校风很纯正，教师认真备课，负责地授业、解惑、传道。1956年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掀起考副博士的热潮，更使我们学理科的莘莘学子全力以赴地信奉着、实践着“知识就是力量”、“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格言。当时的校园生活是比较简单的，但还充实，有班级活动、文娱、体育锻炼，周末还有电影，学生会还组织学教交谊舞舞会。由于物理学系负担重，大多数同学无暇顾及这些活动，就是教室、实验室，吃饭、睡觉而已，晚饭后就跑到图书馆抢座位或就在食堂里饭桌上铺几张报纸就挑灯夜战了。

    可惜啊，好景不长，1955年、1956年宁静、美好的学习生活，到了1957年，风云突变。从此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1958年辟“白专”道路，1959年反右倾，1960年困难时期，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全国遭受深重灾难，复旦更是重灾区，广大知识分子、干部群众深受迫害和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复旦才获得了新生，开始恢复、整顿、重建，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飞跃发展的全新时期。

    我进入复旦时还不是团员，是个只知道埋头读书的好学生。在复旦校风的潜移默化感染下，在各位老师严谨的教育下，引领我们在物理学的广阔领域里一步一步地深入探求知识，打下一定的基础，懂得了学习方法，提高了学习能力。在党组织、老师和同学们相互关心帮助下，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确立了远大的理想抱负，于1959年国庆节前夕加入了党，服从组织决定于1960年二月份提前留校工作。我的经历较单纯，18岁进复旦园，五年求学，20年在系里工作，20年在校部工作，到过了花甲之年退下工作岗位。我是在复旦园里学习培育成长起来的，理所当然要感恩复旦、回报复旦、奉献复旦。只是回首往事，虽是尽心尽责为复旦添砖加瓦，做了该做的一份工作，但由于能力水平的有限，远远没做得更好些。

    在50年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我是复旦园里的学习者、工作者、参与者、实践者，又是50年历史沧桑、变迁发展的见证者。我十分感激复旦的风范、氛围，复旦的精神，老师们诲人不倦的教育，党组织的亲切培育，同志们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从我所带教过的学生们中也受到启发和教育，至今还保持的师生情谊，也时常激励自己更好地工作。包括复旦后勤方面的员工们，我也是要感谢的，长年累月为师生操劳的炊事员（我30多年在食堂用餐吃饭）、美丽校园的绿化工人、车队司机、保卫安全的校园卫士……复旦园里都浸含着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

    今年又恰逢纪念相对论诞生100周年，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物理年”，这是我们物理学人的盛事，也是物理学人的骄傲。这里我想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在复旦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世界永远给你新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忘记那些琐碎的烦恼，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精神支撑，而我们物理人就是把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支撑。”这种博大的胸怀、宽阔的思想境界，值得我们共勉之。李先生是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同时他对文化、艺术、美术研究也是造诣很深的。

    学习物理学是无悔的，永远不会无用而过时的。经过物理学系统严谨的学习训练而养成的唯物实证论、辩证的逻辑思维方法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转向其他学科研究甚至搞经济、管理部门工作都是十分有益的。

    我想对你们——未来的物理学家提点希望：第一，求新。新，就是我们要去求新意，求新奇的东西，要有新、要有奇。搞科学做学问，动力是什么？就是喜欢这个东西，要在这里边不断地问为什么，要敢于立意，要求新奇。实际上我们念书也是这样，要学和问，首先要问、要会问，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二，求真。就是我们要一直探索追求，不断地接近真理，也要服从真理，真理不可及但是毕竟是相对而言。另外要学会在这个绚丽多彩、变化万千、扑朔迷离的世界中返璞归真、去伪存真，求得事物的真谛。第三，求实。我们学物理的人都应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存在决定一切。我们可以假设、可以推论、可以结论，但是这个还不完善，最终要到实验室来确认，在论证实证的时候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实事求是也是说随着时间地点变化，不能保持不变。就是要在客观的环境变化当中，去实证、去探索、去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更是说要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不能有虚伪，不能说假话、办亏心事，做两面人、伪君子、变色龙，要有诚信。第四，求严。严肃的科学态度，严密的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严格的规章规范，严谨的作风品性。不为了一时的浮躁，不为名和利。淡泊名利，追求科学，执著地向着自己希望的奇异的目标前进。

    我想这不仅是对物理人独有的要求，凡是求知识、做学问、做事为人都应坚持的原则。最后我想说我很羡慕这一代年轻的新复旦人，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是时代的幸运儿，环境、条件是那么的优越，希望大家要百倍珍惜大好的环境条件和机遇，立大志、树理想。学好本领，健康成才，为振兴中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施展聪明才智。广阔、丰富、多姿多彩的历史平台，将为年轻人提供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新一代的复旦人肩负重任，任重而道远，祝愿大家在人生的征途上不断取得成功！

    在复旦百年寿辰之际，我谨以一个老复旦人的热忱祝贺，希望复旦的明天更加辉煌灿烂！

    （采访整理：赵施华、陈至俊、张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