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上古神农炎帝著《神农本草经》，神农炎帝古称“火神”，在神话中又称“太阳神”，“火”在中华文化中寓意丰富。在阴阳理论中，火为阳；气有余，便是火；火，热之极也。扶阳法是扶助补益人体阳气、治疗因体内阳气虚弱或阴寒所致病症的大法。扶阳派起源于四川，但是究其学生思想的根源，却是源远流长。它萌芽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经过宋、元、明、清朝等诸多医家的探索和创新，至清末由四川著名医家郑钦安（1824-1911）最终发展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重视阳气的思想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明确体现，《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在阴阳的关系中，认为阳气是主要的，阳气不足，人体卫外功能就下降，百病乃生。使阳气受到损伤的最严重者莫过于寒邪，阳气受伤则易形成阴证、积证。
东汉张仲景较早将《黄帝内经》理论实施于临床，张氏深刻领悟扶助阳气在伤寒和杂病治疗中的作用，特别善于用辛温辛热之品温扶阳气。如温中补虚的小建中汤，温通心阳的桂枝甘草汤，桂枝附子汤则以炮附子、桂枝、生姜为主治寒湿痹疝；四逆汤更以生附子配干姜、甘草回阳救逆，治疗阴寒内盛、阳气衰微的亡阳证。李东恒的脾胃内伤学说立足脾胃元阳之气不足致病，强调生发脾胃阳气，临证创用补中益气汤，以甘温补中升阳法调治众多疾病，为扶阳法注入了新的内容。
南宋窦材著《扁鹊新书》，开篇便提出“须识扶阳”，在理论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治病当以“保扶阳气为本”，尤其看重脾肾二脏之阳。在治疗方法上则提出“大病宜灸”的观点，言“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灸法常用关元、命门二穴。
元代医家王好古撰《阴证略例》，它是研究伤寒阴证的专著，创立了阴证学说。王好古在金张元素脏腑辨证的启发下，独重先后天之阳的虚损，认为阴证起源于人体本气先有虚损，而外又有寒邪引动。又受李杲善治脾胃气虚的影响，重视脾胃在发病中的作用，其自制的黄芪汤、调中汤、神术汤等均是这一学术思想的反映；另外，他重视温肾，善用附、姜、桂、硫等温肾散寒之品。
扶阳方法的较大创新，当属于明代医家张介宾“扶阳不忘补阴”的学术经验。根据“阴阳之气，本同一体”的理论认识，提出了充满辨证思想的阴阳调治法则：“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受此影响，明清许多医家如王九峰、叶桂、傅青主、马培之、张锡钝等在治疗诸如泄泻、喘促或其他阳虚病证时，也往往在温阳方药中结合补阴之品，均有确凿的疗效。张介宾阴阳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阳重于阴，反对朱丹溪阳常有余的观点，针对性地提出“阳非有余论”，认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为其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清朝著名尊古派医家陈修园医书甚多，流传和影响甚广。郑钦安医书中屡处可见多陈修园的溢美之词，可见陈氏对其思想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陈修园的理论基础溯于《黄帝内经》，其在《医学实在易》中阐述的天地之阴阳与人体之阴阳关系集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与郑钦安《医法圆通》里所说的“人身阴阳合一之道”“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郑钦安临床辨证的最基本的学术思想，他称之为阴阳“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