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政策无效性”命题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求证的基本命题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由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发展演化而来的一个经济学流派。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1979年萨金特在其《宏观经济理论》一书中把他们这个学派的理论称作“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该书第16章的标题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14)。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及其代表人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代：
第一代（20世纪70年代）：研究货币周期理论，当时称作“理性预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以及英国经济学家明福德（Patrick Minford）等。
第二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实际周期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爱德华·普雷斯考特（Edward C.Prescott）、约翰·泰勒（John Taylor）等人。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的理论主要求证以下四个基本命题(15)：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背景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能够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它具有一定的实践与理论背景，就此概括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经济实践发展的实证背景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前半期，美国经济陷入滞胀，面对这种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经济现实，当时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无法做出合理而可信的理论解释。
（二）经济理论背景
1.当时现有理论的主要缺陷。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缺少微观基础；以适应性预期假说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以及货币主义模型，与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理性”这一最基本的经典假设存在矛盾；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适应性预期假说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通常在经济趋势预测及其政策建议方面存在失效；货币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立足于实证分析方法和经验研究的结果，缺乏规范分析和严谨的理论论证，发展着的现实实证表明，货币主义的实证性经验结论，与一般意义上理论常识的推理逻辑以及发展变化的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所谓的“弗里德曼悖论”。
2.计量模型分析技术的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求解大规模的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技术支持，为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3.理性预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论证基础与假说前提。理性预期思想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1961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约翰·弗雷泽·穆思（John Fraser Muth），在《计量经济学》杂志（1961年7月号）上发表一篇题为《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的论文，首次提出“理性预期”概念，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驳了该大学另一学者赫伯特·A·西蒙（Hebert A·Simon）所主张的“有限理性”。
理性预期假说的思想提出之后，开始未能引起广泛重视，因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潮中，理性预期学派最初是作为货币主义学派的一个分支，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大多是一些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的较为年轻的学者。然而，20世纪7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滞胀”背景之下，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开始连续发表论文，运用理性预期概念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批评凯恩斯主义以及货币主义，从而在美国经济学界逐渐形成了以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普雷斯考特、巴罗等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成为理性预期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经济周期理论和资本理论的研究中，卢卡斯从经济计量学角度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重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之后，理性预期概念已经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此而发展成为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
理性预期学派在采用并不断发展穆思提出的理性预期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反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主张，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回复到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的、传统的、被认为是“古典学派”的状态，因而理性预期学派又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否定，以及与现代货币主义的相背离，使理性预期学派在当时的西方经济理论界独树一帜，掀起一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预期革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经济学》（第11版）一书中指出：“现代的经济论战过去是在两派之间进行的，即货币主义学派同执中的后凯恩斯学派之间的论战，现在则在三派之间进行了。”(16)这里的第三派即指理性预期学派。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一）个体利益最大化
“合乎理性的人”（即“经济人”）和“完全信息”，这是整个西方经济学中两个最基本的假设条件，就此而言，个体利益最大化本身是西方经济学中微观分析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方法及其理论观点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微观缺失”问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现象毕竟是个体经济行为的后果，因而强调指出，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具有微观理论的基础，特别是要符合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条件。因此，个体利益最大化，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宏观分析的一个基本假设，重在强调宏观现象分析的微观前提，这也构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其它假设赖以存在的一个前提。
（二）理性预期
所谓理性预期，就是在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做出的在长期中平均说来最为准确的，而又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理性预期意味着经济当事人关于未来结果的主观概率分布等于经济系统的客观概率分布，或者说当对某个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等于基于同样信息条件的数学期望时，这种预期就是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假设具有三层含义：（1）做出经济决策的经济主体是具有理性的，即经济主体总是力求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预期，从而努力追求和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2）为了做出正确的预期，经济主体在做出预期时总是会力图得到有关的一切信息，包括经济系统内外的影响该经济系统的有关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所有信息，以及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系统了解和有关的资料与数据，决策者在其形成预期的过程中，将充分利用这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并且会尽可能地考虑到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3）经济主体的预期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与任何其它预测方法相比，理性预期误差的方差最小。由于经济主体总是会依据尽可能充分的信息随时修正预期误差，因此，理性预期误差在时间上是序列不相关的，理性预期误差仅仅是随机的，与在预期形成的时间可得到的信息集是不相关的，即t期的预期误差只能来自于(t-1)期无法预期的在t期所发生的随机干扰，如果没有不可预期的随机因素，则预期值与实际值就会完全一致；导致随机误差的随机变量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常数δ2的正态分布。
（三）市场出清
这个假定来源于古典经济学。这里的市场出清假设，是指市场持续地迅速出清，这就是说，市场供求具有充分的价格弹性，一旦市场出现暂时的供求失衡，价格可以作出迅速调整，保证市场连续出清。因此，经济中的所有市场都与瓦尔拉斯传统相一致而持续地迅速出清，经济被看成是处于持续的（短期和长期）均衡状态。市场持续出清假定，构成新古典学派最为关键性的假定，这一假定与正统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
（四）自然率假说
关于自然率假说，在前面“货币主义的理论假说”中已作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卢卡斯批判”
1.“卢卡斯批判”的基本思想
在被称之为“卢卡斯批判”的一篇文章中(17)，卢卡斯提出以下的政策批评：
（1）批评凯恩斯主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货币主义所提出的“政策时滞”这一反对理由之上，新古典学派进一步提出更为彻底的批评理由。卢卡斯指出，凯恩斯主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18)是建立在适应性预期基础之上的，适应性预期仅仅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数据来估算模型中的参数，根本未考虑到经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总是表现为理性预期下的最优化过程。事实上，每当政策制度发生变化时，经济当事人的预期便会随之改变，在这种理性预期下的最优化过程中，经济当事人是依据充分信息而不断地及时调整模型参数的，这种调整就是在改变函数或模型本身。因此，依据凯恩斯主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做出的预测必然存在着系统性失误，凯恩斯主义政策是无效的。
（2）批评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若干变量的一个高度稳定的函数(19)，因此，只要实施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就可以稳定价格总水平、稳定经济。然而，卢卡斯认为，当某一项政策发生变动时（不管是随机的变动、无规则的变动，还是规则的变动），或者当一项既定政策的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时，公众都会改变其经济行为，因此，即使中央银行实施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流通速度也会发生变化，货币主义坚持的货币政策目的未必实现，就性质而言，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也是无效的。
2.“卢卡斯批判”的经济学意义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批评的存在：第一，“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只是代表在某一种具体情况下所执行的具有特殊性的政策，政策制定者并不能准确把握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真实预期，相应地，政策制定者根本难以知道这种具体的特殊情况下经济模型中参数的变动状况；第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目的，在公众的理性预期下难以实现。因此，“卢卡斯批判”的经济学意义，可以做以下三点简要概括：
（1）论证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性。政策制定者如果只是依赖过去的规则，公众的经济行为与政策目标的要求之间就是不一致的。（2）力求回归传统，即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论思想。作为新古典学派先驱的货币主义，还仅仅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及其在货币政策上的相机抉择主张，然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沿袭货币主义基本思想道路的基础上，却迈出了更大、更为彻底的步伐，反对一切宏观经济政策，割裂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回归传统的“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即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论思想。（3）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伴随着这种传统思想的“回归”，在方法论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了论证自由主义传统以及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新思路，这就是依据个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微观层次作为逻辑起点系统地研究宏观经济问题，进而论证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的传统的货币中性论思想。这种新思路、新方法，推动了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化分析基础的科学发展。
（二）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20)
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就是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又称卢卡斯总供给假说，由于该曲线是把理性预期假说融入菲利普斯曲线，故又称“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定之上的：（1）理性预期假说；（2）工人的劳动供给和厂商的产量供给都取决于相对价格。
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传统总供给曲线，是在货币工资具有完全伸缩性的假定下得出的。传统总供给曲线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存在长期的大量失业现象。这一结论并不能有效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现实，因而传统理论后来就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新古典学派企图弥补传统理论的缺陷，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为此，新古典学派对传统总供给曲线加以修改和补充，这种修改和补充最主要的就在于为该曲线添加了一个预期变量，从而形成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附加预期的总供给有以下两个主要研究方法：
1.附加预期的劳动供给与总供给假说
关于劳动的供给，假定工人都有正常的或预期的平均实际工资的概念；在任何时候，工人都必须决定在工作与闲暇之间要分配多少时间。如果当前实际工资超过正常实际工资，工人就有当前更多工作的激励（即接受更少的闲暇），而相应地预期将来就会接受更多闲暇（更少的工作），即预期实际工资会是较低的；反之，则情况就正好相反。因此，劳动供给的变动情况，就取决于工人们当前已察觉到的（预期的）实际工资暂时变动，劳动供给的这种变动称之为“时际替代”，即劳动的供给实际上是工人们在一定的预期下，以当前闲暇替代将来闲暇（或者反过来）的一种“自愿”的选择行为反应。
在关于劳动供给主体的行为分析基础上，卢卡斯导出所谓的“意外供给函数”，即附加预期的总供给函数，可以简化表示为(21)：
Y-YN=α（P-Pe） （5.2.1）
该函数表明：产出量（Y）偏离其自然率水平（YN），这是实际价格水平（P）与预期价格水平（Pe）之间离差的反应，例如这种离差就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未预期到（意外的）价格水平的上升。即当实际价格水平大于预期价格水平时，各经济主体感到意外，并且会误认为这是他们自己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涨，结果就会导致整个经济中产量和就业的供给增加。如果没有未预期到的价格意外，产出就会处于自然率水平。
2.附加预期的商品供给与总供给假说
关于厂商的商品供给，假定任何厂商都知道和熟悉市场上自己产品的现时价格，但是对于其它市场（产品）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了解和掌握却是需要一定的时延；因此，当某个厂商感到自己产品的当前市场价格上涨时，该厂商就面临着所谓的“信号精选问题”，他必须首先要判定：这种价格上涨是属于相对价格的变动还是绝对价格的变动，相对价格变动因素与绝对价格变动因素在影响自己产品价格上涨中的权重；厂商的供给决策与供给变动，就取决于该厂商响应当前已察觉到的（预期的）其产品的相对价格暂时变动。
在关于厂商供给的行为分析基础上，卢卡斯又导出另外一种“意外供给函数”，即另一种附加预期的总供给函数，可以简化表示为(22)：
Y-YN=α（P觶-P觶e） （5.2.2）
该函数表明：产出量（Y）偏离其自然率水平（YN），这是实际通货膨胀（P觶）与预期通货膨胀（P觶e）之间离差的反应，这种离差就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而形成厂商的通货膨胀预期误差（即未预期到的价格意外）。如果没有价格意外，即厂商的通货膨胀预期等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则产量和就业就会处于自然率水平。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以卢卡斯总供给假说为理论基础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一代，其经济周期理论体现为货币经济周期，将经济波动归因于货币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即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化。然而，由于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客观上存在着信息不完全对价格充分弹性的实际影响；第二，实际产出与就业变化的实践经验数据却表明，经济波动并非是完全随机的，而会表现出惯性，这与货币意外冲击下的“随机游走”的经济周期模型分析并非一致；第三，当时建立在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上和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经济周期模型，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滞胀并不能做出很好的解释——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重点转向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RBC）（有的地方译作“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23)。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中“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分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二是经济周期理论的创新，主张和强调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充分论证供给冲击对于宏观经济、经济波动的广泛影响，为宏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将宏观经济长期基本趋势的分析与宏观经济波动、宏观经济均衡的分析有机统一起来，从而打破长期以来割裂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割裂长期分析与短期分析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来源于意料之外的实际因素的冲击，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就是石油危机和农业歉收，此外还有诸如战争、人口增减、技术革新等因素带来的冲击，总之，造成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是很多的。实际因素主要是通过使人们的偏好发生变动、改变技术状况（生产率）或者使可利用的资源发生变动等途径，从而引起经济波动的。
实际周期理论还认为，引起经济波动的最常见、最重要的冲击是技术冲击。对于技术的经济功能内涵，实际周期理论接受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技术变化的定义，这就是：技术变化包括任何使生产函数发生移动，而不涉及投入要素数量变化的因素。根据这个宽松的定义，诸如管理的成功与失败也构成技术冲击，也会带来技术变化(24)。
以技术进步为例，经济波动是新的技术环境下新的均衡状态的自动实现。假定经济中初始存在着一个因技术创新而引起的正向的技术冲击，则新技术投资就会迅速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总供给曲线上移，从而就会波及整个经济主体的经济预期、经济行为的调整和整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过程也就是技术的冲击过程，表现为经济的高涨繁荣；当技术冲击产生的经济能量释放完毕，如果再没有新的技术的接续冲击，则厂商就会逐步觉察到，与保持稳定状态下经济增长的所需资本相比，他们持有的资本存量可能表现出偏多，因而他们又会调整投资行为，所有经济主体都会调整预期，于是经济就又趋于稳定和平静；经济的这种稳定和平静，不是原有均衡的简单重复，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和均衡水平，而是新的社会技术状况下的一种新的均衡水平。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技术冲击的简单经济逻辑，如果经济中存在的是负向的技术冲击，则情形就会相反。由于技术冲击通常不会是连续的，因此，每次技术冲击就会形成一个经济波动周期。
由此可见，技术进步的现实波动会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劳动时间等宏观经济变量发生变化，进而厂商和消费者会调整关于投资、消费、劳动供给等经济变量的预期，解释这样的经济不稳定性，货币因素就是不相关的，货币政策也就不具有任何实际效应，货币是超级中性的。经济波动（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适应和吸收技术冲击过程中均衡水平的技术基础的更新，是持续移动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动态均衡的基本实现形式；这种经济波动代表着一种新的均衡水平，即新的均衡价格和新的均衡数量。在波动的竞争理论方面，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化状态的；既然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均衡过程，那么，经济波动就具有帕累托效率，因而不可能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也就没有必要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是对均衡与效率的破坏。
因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无论在长期或短期中，都是可以自行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经济周期是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实际因素的冲击，通常主要是技术冲击，这些实际因素是外生的，与市场机制无关；市场经济自身无法预测这些实际因素的冲击，因而冲击就会导致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这种周期性波动却又是市场均衡机制作用的表现形式。
（四）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发表文章，通过一个两时期模型对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动态关系的分析表明，公众在做出当期决策的时候，既要考察政府当期的和过去的政策选择，也会考虑政府未来的政策趋势，同时还会考虑自己的选择行为可能会对政府决策产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未能充分考虑公众对政府政策的预期，因此，政府最初的一项即使是最优的决策，在稍后的时间里通常也就无法成为最理想的执行政策，由此便产生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制度安排或者制定某种规则，使得公众充分相信当经济进入下一个阶段后，政府在前一阶段的承诺仍然还是它的最佳选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策只需要考虑当期的问题就可以使经济达到最优均衡，政府所期望实现的结果就能实现。
具体而言，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也称作“动态不一致性”或“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是指由于政府政策总是在时间上表现出不一致性，因而人们就不相信或不会充分相信政府的政策承诺，从而造成经济政策目标无法完全实现的问题，换言之，就是由于政策对公众而言缺乏足够的（充分的）可信度，导致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达不到政策设定的预期目标，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考虑到这种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存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指出，如果能够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增强和确保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那么，就可以实现一定的帕累托改进，从而使该“问题”得以解决。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认为，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政府政策的非连贯性及其政府政策“时间一致性”可信度的缺乏、在于公众无法形成对政府政策的稳定预期、在于政策制定者与理性个体之间的动态博弈。然而，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根源却在于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人们的偏好是时间的不规则函数；二是政策制定者与经济个体之间在目标函数上存在着差异；三是经济个体之间因偏好不同而产生的外部性，即尽管政府的出发点通常是追求能够代表所有经济个体福利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但是，经济个体之间的效用函数却不完全相同，某一个体的最优化选择及其调整就会通过社会福利函数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对其他经济个体产生外部性，进而导致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五）李嘉图等价定理与公债中性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为了扩大开支，弥补财政赤字，政府究竟是通过征税筹资还是发行债券筹资，不同的选择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征税直接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或财富，相应地减少个人的消费或储蓄；而债券筹资是要还本付息的，发行债券相当于等额地减少人们的当前税收，因而就不会减少个人的消费或储蓄。因此，凯恩斯主义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方面，主张政府应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扩大财政支出，实施赤字财政政策，从而刺激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资本形成，公债便成为政府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公债就是非中性的。
然而，李嘉图早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对于政府扩大开支的资金筹措方式，即税收筹资和债务筹资，却曾表达过这样一种可能的等价思想：即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无论通过发行债券还是通过征收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人们会意识到，债务筹资意味着人们未来税负的增加，于是人们就会把相当于支付未来税负增加的这部分财富积蓄起来，这样的话，人们现在可支配的财富数量就与征税时的情况实际上一样。李嘉图提出的这样一种等价思想，西方学者称之为“李嘉图等价定理”。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罗伯特·巴罗运用理性预期假说，通过论证和复兴“李嘉图等价定理”，从而否定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即认为征税与举债等价，公债是中性的。巴罗认为，在理性预期者看来，政府发行公债后需要还本付息，因而未来就会有更高的税赋，因此，公债只是一种延迟征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付将来的税收负担，人们就会将当前的减税收入储蓄起来而并非是进行现期消费，从而导致人们当前的消费减少，这与现在加征税收的效果就是相同的，二者都会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或财富。
在巴罗之前，经济学家虽然已经开始认识到政府公债的发行，可以通过人们对将来赋税的预期而促使消费者当前的储蓄增加，但是，考虑到公债偿还的代际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公债对消费或者说储蓄对消费的这种抵消作用只是部分的，因为人的生命周期是一定的，对部分人而言，公债引起的赋税负担实际上总是会全部或部分地落在后代身上，如果充分考虑代际转移的这部分债务存量的影响，那么总体而言，今天的纳税人就会觉得持有债券可以使得自己的可支配收入或净财富增加，于是与加征税收相比，发行公债就能够刺激人们现在和未来的消费。针对这种观点，巴罗在《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25)一文中则认为，今天的纳税人是通过遗产与后代紧密联系的，假定人们具有“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那么，消费者是关心后代的，他们既从自己的消费中获得满足，也能够从子女后代自身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因此，如果考虑到这种代际关怀，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种“公债对消费的抵消作用只是部分的”，就不能成立；如果政府增加财政预算赤字，增加债务筹资，人们为了尽可能减少子孙后代的税赋负担，为了提高子孙后代的消费效用水平，为了留给子孙后代更多的遗产，今天的消费者就不会增加其目前的消费，而是会更多地储蓄，这样，李嘉图等价定理依然成立。
五、主要观点及其政策主张
（一）宏观经济政策无效
1.基本的逻辑归论
这里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根据自然率假说，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中总是自动趋向和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经济状态，这就是均衡状态，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效果事实上似乎就是使社会经济脱离这种状态；这里暂不论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造成“脱离”(26)的这一事实的必要性或者说理由，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即使有必要，按照理性预期的假设条件，政策制定者最终也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2.“政策无效性”命题
（1）除非由于随机冲击影响劳动市场供求而扰乱经济，否则，经济总是处于自然率水平；即使某种冲击造成经济偏离自然率水平，这种偏离也不可能累积，因而只是暂时的，经济会自动向它们的趋势水平收敛，即恢复到自然率水平。
（2）只有未被预期的意外冲击才会影响短期的实际变量。由于经济波动只是经济当事人预期错误的结果，而这种预期错误又是随机的和非系统性的，因此，经济波动在性质上具有不可预测性。
（3）可预期的总需求政策是中性的。由于回归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论思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推崇市场自由主义的规则和理念，因而在他们那里，就不可能存在现代意义上作为原因和结果而同时存在的非中性功能需要的货币政策主张。新古典学派指出，如果政府当局公开实行有计划的货币政策（即政策并不具有欺骗性，人们可以得到有关政策的真实信息），由于存在着理性预期假设，因此，即使在短期内，货币政策也不能影响产量和就业，这可谓货币的超级中性。无论长期或短期，计划运用公众可完全预期的财政金融政策把产量和就业稳定在自然率以上或以下的任何企图，都只能是无效的。可预期的总需求政策，只会影响价格总水平，而不会影响就业、实际产量和相对价格，因此，无论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财政金融政策，还是货币主义对于货币政策的理论观点及其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都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积极效果。
关于税收和公债的经济效应，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表明，在人们认为公债是延迟征税的情况下，政府通过举债增加的支出就会被私人储蓄（消费）的等额增加（减少）所抵消，因而就不可能存在需求扩张以及收入增加的乘数效应。因此，政府用减税的办法或用举债支出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
（二）市场机制是经济波动的均衡机制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均衡经济周期模型表明，由于假定经济当事人对冲击信息以及经济当事人在噪音中分辨信号的能力是不完全的，才导致经济波动；然而，意外的随机冲击虽然使得产出与就业偏离自然率水平，但是这种偏离不可能累积，而是逐渐向它们的趋势水平收敛，即经济波动总是向经济增长路径收敛，因为经济当事人会形成理性预期，他们不会犯系统性错误，他们会通过学习来不断提高从噪音中分辨和筛选信号的能力，这就使得预期价格向实际价格逐渐收敛，因而产量和就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会恢复到它们的趋势路径上。
因此，外部冲击引起的周期性波动，不能由政府的干预性政策来稳定，应当由市场机制的自发性调节作用来自行实现新的均衡。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表明，经济周期的原因并不在于市场机制本身或者说与市场机制无关，因而政府就不能针对经济波动而运用经济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完善的，依靠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实现经济均衡，经济周期就是经济的市场化均衡过程。
（三）时间一致性规则胜于相机抉择
由于决策信息的不充分，以及政府的利益偏好，因而政府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经济预测，政府政策的时滞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往往作为一种负向的外部冲击会引起和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而且由于政府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因此，用政府干预代替市场机制的结果，就是破坏经济稳定和市场经济本身自发的调节功能。
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表明，如果政府的政策行为缺乏规则约束，则政府政策就会缺乏可信度，“时间不一致性”导致政府政策不仅失效，而且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因此，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政府应当遵循一些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则，而不应该拥有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权，这就需要强化政府政策行为的行动规则，有效制约政府行为，保证政府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提高政府政策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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