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 社会网络理论的演进
网络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人类学研究，阿尔菲德·布朗（Alfied Radcliffe Brown）在其著作《澳大利亚部落的社会组织》中首先指出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107〕。班尼斯（Banns）利用社会网络对挪威一个渔村的跨亲缘和阶级关系进行了研究，精确地描述了村庄的结构。米切尔（Mitchell）将社会网络定义为一群特定个人之间的独特联系〔108〕。朗姆（Launmnn et al.）认为社会网络是一些由给定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个人或组织的结点，这种社会关系的纽带主要是血缘、地缘和业缘三大类。汉克森（Hakansson）认为网络主要包括三个基本的要素：行为主体、活动和资源〔109〕。
社会网络是指一组已经或可能，直接或间接连接的点，这些点的特征和它们之间关系的全体。点（Nodes）是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如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等。点的特征是这些基本单位本身的特征，点与点之间的连接（Linkage）表示彼此之间的某种关系。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学科之间的融合，社会网络理论逐渐应用于多个领域。
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了弱关系理论，他认为关系的强弱主要从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关系和互惠交换四个方面来考察〔110〕。强关系是维系群体内部关系的纽带，弱关系则是维系群体之间关系的纽带，弱关系可以充当提供异质、非冗余信息的桥梁作用。格拉诺维特进一步指出，只有当弱关系占据桥的位置时，才会对网络主体带来更大的价值。相对于强关系而言，弱关系占据桥这一位置的概率更大，获取异质性信息的概率亦更大。格拉诺维特进一步发展了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嵌入性概念，他认为经济行为不是孤立的、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行动者及其社会网络嵌入于由其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受到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因素的影响〔111〕。他将嵌入性分为关系性嵌入和制度性嵌入，经济行为通过社会网络的信任机制来推进，参与者之间的信任与互动能够限制机会主义行为，保证交易的顺畅进行。林（Lin）强调权力、财富、声望等社会资源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这些资源。嵌入性理论改变了人们对经济行动和社会行为的传统认识，为社会网络学派的振兴和进入社会学主流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社会网络理论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112〕。
布尔迪厄（Bourdieu）首先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将之定义为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或者是获取资源的能力〔113〕。某一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其可有效加以调动的关系网络规模的大小以及与其有联系的个人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和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科尔曼（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是组织所拥有的三类资本之一（其余两类分别为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代表了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反映了一个组织或个人的社会关系〔114〕。奥莱特罗姆和阿恩（Ostrom ＆Ahn）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三方面要素构成的：网络、可信任性和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规范〔115〕。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社会资源，为社会资源理论奠定了基础，也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网络理论。伯尔（Burr）在奥地利学派和格拉诺维特弱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从网络结构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结构洞理论〔116〕。结构洞是指社会网络中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这些个体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虽然结构洞中没有或很少有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因为结构洞是网络中信息与资源流动的必经之地，所以处于结构洞位置的组织往往比其他组织能获取更多的信息与资源。结构洞能为企业带来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尤其是其所带来的信息收益能使企业成为信息的集散中心，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利条件。结构洞理论是弱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也为创新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推动了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弱关系、嵌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洞等代表性研究成果，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更广阔的领域奠定了基础。
5.1.2 网络的概念
1）网络的定义
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Powell）提出了经济活动中除了市场结构、阶层结构之外，还存在网络结构〔117〕。网络型组织更多地依靠无形的要素（例如声誉、友情、信任），这些对于成功的合作非常重要。网络能够产生一些无形的收益，例如技术诀窍、吸收能力、创新精神、文化等。奥斯陆创新手册中指出三种类型的网络〔118〕（见表5-1）：一是作为技术和商业信息交换促进者的知识网络；二是商业过程中个人联系所形成的非正式网络；三是商业协会、研究中心、高校、咨询机构、特定目的机构形成的正式网络。网络是能够使平台上的参与者分享资源，相互支持来实现期望的目标。个人网络来自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相互之间分享私人信息。格兰多尼（Grandori）和索达（Soda）认为这类信息拥有隐藏的经济价值，随着时间推移，个人联系常常会变得更加正式化〔119〕。例如创意社区将个体聚集起来，在没有正式合约的情况下分享实践和体验。正式网络是非对称和中心结构，关系的建立常常有书面的协议，是少数人占有权力的中心结构。
表5-1 网络的类型
对网络进行分类是帮助描述不同网络类型的属性，目的是为了管理和激发网络创新。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都是网络参与者追求变革的目标，变革目标可以分为第一层次的变革和第二层次的变革（Watzlawick et al.，1974）〔120〕。前者是对已有系统的调整，后者是质变和突破式的变化。根据知识和权力（影响力）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出应急战略、控制战略、分散战略、协作战略四个战略（Mulgan，2013）〔121〕，如表5-2所示。
表5-2 系统性改变的战略
应急战略中权力集中在少数成员之中，技术相关的知识仍然有待开发。创新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发生，因为学习知识需要较长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应用和扩散方式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控制战略中知识已经被开发出来，但是没有被分享，比如大型跨国公司的封闭实验室。控制战略和应急战略都是自上而下的战略，拥有权力的参与者是网络的领导者。控制度高的网络结构适合进行渐进式调整，这种网络结构不易接受破坏性事件。分布战略和协作战略是通过非正式网络来实现，不是通过集中权力来激发创新，而是通过影响知识层次和参与者的规模来实现战略目标。由于资源是在更大规模的参与者之间平衡，这使得更多破坏性创新成为可能的。网络能够在不失去一致性的情况下改变形态，更深入的链接使得重新组织资源成为可能。分布战略和协作战略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分布战略根植于社会，常常表现为公共需求。创新的实现常常不是发现新知识，而是表现为创新的快速扩散。协作战略是分布战略的演化形态，系统性改变被认知并且通过创新联盟来实现。只要网络中的多数参与者认可，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分布战略的领导者。相比分布战略，协作创新结构化水平更高，既可以用于改善，也可以用于革新。
2）网络的边界
网络与知识产生、转移、交易的机制密切相关。艾蒂安·温格（Etienne Wenger）认为自发形成的团队能够相互帮助，实现明示或者默会知识的交换〔122〕。科恩和列文塔尔（Cohen ＆Levintal）将组织内的知识交换和组织学习与吸收能力联系在一起〔123〕。切萨布鲁夫（Chesbrough）将知识循环／交换和开放创新联系起来，认为知识是在高度差异的社会圈子中流动会获得最大的效果〔124〕。一些学者提出了民主创新（Democratized innovation，Von Hippel，2005）〔125〕、大众创新（Mass innovation，Leadbeater，2007）〔126〕、众包（Surowiecki，2004）〔127〕等概念。
5.1.3 协作性网络
社会资本是真实和潜在资源的总和，是与共同熟悉的制度性关系进行链接的持久网络（Bourdieu，1985）〔128〕。社会资本从属于不同社会参与者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形成的网络，是人类社会属性的表达。社会网络是社会结构的描述，通过不同的社会熟悉度（从松散熟人到密切伙伴）联系在一起，社会嵌入性是系统创新的基础性资源。社会资本源于对于自身和其他成员成长的共同责任，是灵活的反应系统的一部分，集中在数据、信息和资源的相互交换。在实践层面，知识交流是合作性网络所产生的收益；在认识论层面，合作性网络贡献了两个核心的社会属性：弹性（Resilience）和活力（Conviviality）。弹性是系统在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作出灵活改变的能力（Homer-Dixon，2006）〔129〕。每一个节点（人、企业、社区、国家）能够利用外部资源进行功能的重新配置，这是面临破坏性事件时能够生存下来的能力。在面临紧急状况时，单个节点能够实现自给自足。Ivan Illich提出活力是相对于生产率的概念〔130〕。生产率是对未知用户诉求的条件反射，活力是关系中的核心成分，目标是创造一种社会生活氛围。有活力的社会是建立在发明的基础上，人们在所有的社会过程中共同创造。创新的合作性网络是有弹性和有活力的系统，不同部分之间保持协作关系，共同演化。
1）社会嵌入性原则
嵌入性描述的是对网络的需要和组织对社会性的需要。波拉尼（Polanyi）使用嵌入型去描述现代市场的社会结构〔131〕。熊彼特和格拉诺维特强调经济活动中的紧关系的重要性。布赖恩·乌西（Brian Uzzi）使用23家企业的人类学数据分析嵌入性对网络发展的影响〔132〕。乌西关注嵌入性的结构，特别是影响经济行为的关系结构。嵌入式交换的基础是信任和个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明确的协议。嵌入性具有独特性，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完全复制。
2）社会资本的集中性
社会资本不同于其他资本，主要是社会网络和关系。汉尼芬（L.J.Hanifan）是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术语的学者〔133〕。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的“资本形式”作出了描述，他区分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倍增器，社会资本源于无数次社会化的努力。社会资本的核心包含社会网络，是复杂的关系系统，是有意识建立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阿德勒和夸克（Adler ＆Kwon）整合了相关理论〔134〕，他们认为社会网络是通过交换机制创造价值。如果成员并不积极参与到想法、资源、数据的交换，就难以从网络中获得足够的价值。交换的内容包括：①知识，因为网络能够方便参与者获取高质量的相关资源；②权力，因为网络能够帮助实现目标；③团结，因为分享的社会规范以及强关系鼓励遵守规则，在提高凝聚力的同时降低控制的必要性。
3）协作网络的分析维度
网络的分析维度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链接用于描述网络的宏观属性，节点用于描述网络的微观属性。链接通过结构和质量来表述，节点通过位置和内容来表述。这样就形成了网络的结构四个维度：关系的结构、关系的质量、关系的位置、关系的内容（Mortati ＆Marzia，2013），如表5-3所示。
表5-3 合作网络的分析维度
（1）关系的结构。网络结构是描述网络的宏观特征，例如社会结构、权力机制以及知识交换。网络结构的特征可以通过紧和松来描述。紧密网络拥有高度联系的节点和最大化的凝聚力。这种网络结构的优势是更高程度的合作、信任和声誉。由于有共同的知识基础，这使得默会知识更加容易转移。松散网络最大化了非冗余的链接数量，好处在于信息来源有更多的差异性，有更多机会、更快速度扩张到远处的社会网络。
（2）关系的质量。格拉诺维特研究网络中的关系质量，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帮助解释社会流动、政治组织、社会凝聚力等现象。他在质量维度确认了两种类型：一是信任，二是持续时间。关系质量可以用强链接和弱链接来描述。强链接分享共同的知识基础，拥有类似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影响。弱链接是陌生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之间不是依靠信任建立联系，而是通过利益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常常需要一个桥梁（诸如结构洞）来触及更进一步的资源。这对创新扩散是极为有用，可以触达距离更远的社会团体。弱链接是不规则的联系，好处在于能够获得新信息和更多意外的机会，不足在于缺乏个人知识和信任。
（3）关系的位置。网络中的节点位置是微观结构，指的是节点在现有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对于节点距离、中心度和节点权力的分析，有助于确认取得特定资源的可能性。关系位置可以分为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中心位置意味着凝聚力和安全，边缘位置意味着新颖性和不确定。
（4）关系的内容。关系内容可以是非物质的（如信息、权力、团结），也可以是物质的（如财务资本、人员、原材料等）。非物质内容是网络内容的关注重点，影响力、控制和权力、信息资源同样重要。节点的内容能够帮助理解特定情境中的网络价值，以及促进创新的可能性。
5.1.4 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属性
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密度和集聚系数会影响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的机会，节点的中心性和度分布影响创新主体获取信息的内容和质量。
1）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对网络内实质存在的联系数量占到可能的总联系数量的比例描述。网络密度越大说明实际联系数越多，意味着联系更加紧密，网络对节点乃至节点各单元的思想、行为容易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创新活动及创新扩散的效率。一般认为网络密度越大，网络中行动者的直接联系就越多，从而有利于减少创新成本和降低创新风险。
2）网络联系强度
网络联系强度是对参与者联系密切程度及网络内部资源对关系承诺水平进行的描述。格拉诺维特将网络关系区分为强链接和弱链接，而对于强弱链接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存在两派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强链接使创新集群间建立资源共享的态度、主张和信念（Simsek et al.，2003），这种联系引发经常性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彼此之间容易形成亲密的感情，更容易分享知识，从而能够提高网络内部知识和信息的交换价值。而以伯尔（Burr）和格拉诺维特为代表的学派则提出了“弱链接”观点，他们认为通过强链接所取得的信息大多是重复的、类似的，较少出现新的创新机会，产生新信息也比较困难，而弱联结意味着与各种不同创新节点保持接触，增大了知识的种类和范围，有利于异质信息的搜集和突破性创新的产生。
3）网络中心性
网络中心性衡量了嵌入网络中的节点的重要性，是对网络中“线”的分布的说明，刻画了节点在创新网络中的位置情况。威尔曼（Wellman）指出网络成员居于网络的中心能够更好地联结其他网络成员，更容易得到他们的支持〔135〕。如果某个行动者居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就会引发其他行动者产生与之建立联系的欲望，并将此付诸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心节点拥有更多的机会与网络内部其他成员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通过交流互助增强自身的创新优势，如培养先进人才、研发尖端技术、节约创新成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