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道——陆靖教授访谈录
化学系84届毕业照，最上排左十二为本人
陆靖，男，1962年6月14日生，教授，理学博士。1984年复旦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1987年复旦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从事理论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为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
1994～1996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和工作。1990年起任复旦大学化学系讲师，1997年晋升副教授，2001年晋升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化学系副系主任。
近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超快反应动力学及其光谱理论、生物体系的电荷转移理论等，发展了超短脉冲激发的拉曼光谱理论和荧光光谱理论，改进了相干激光控制化学反应的理论。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参与编写并出版《谱学导论》等教材3部。
我生于1962年，高中毕业时正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文革”耽误了我们不少宝贵的学习时光，但与老三届的同学相比，我们算是幸运的了。那时我已热爱上了化学，填报高考志愿时，除了在第一志愿里写上复旦大学化学系外，后面的志愿也一律是其他院校的化学系。那年因为政策的关系，两届学生合并在一起参加高考，上海的考生人数高达25万，而大学录取率只有4%。很幸运，我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1980年的秋天，跨入了复旦校园。
比之今天大学生活的丰富多彩，我们的大学生活相对单调一些。但也因为如此，我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当时每天课表都是排得满满的，下午我们参加体育锻炼，六点之后，所有的人都会去教室上自习。
刚经历“文革”，班里学生的成分也和现在不同。有一些老三届的大哥大姐们，甚至结了婚、生了孩子。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很多想法和我们这些应届考上来的年轻人不同；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能力比我们强，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课堂以外的东西。我们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同学。有一位同学曾经是我的实验搭档，天赋极高，过目不忘，尽管考试未必取得最高分，但老师给他的评价很高，因为他在试卷上表现出的思路简洁明快，令人叹服。他不仅功课学得好，而且全面发展，课余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优异表现，眼睛还不近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一年前，当毕业20周年聚会时，我们中的许多人在事业上都很有成就，令人高兴。
1984年我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1987年从复旦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从事物理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1994年至1996年，我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和工作，在那里接触到了和国内完全不同的教学和科研理念。国外的本科教育为3年，我们比他们整整多学了1年，可看看最后的毕业论文，却没有人敢说我们的水平一定比他们的高。不得不承认，国外的学生不是不会读书，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比我们更强的学习能力，一定程度上讲读书比我们还卖力。
国外教授能够与自己所在学术圈的权威或研究人员保持密切联系，经常有电话、书信来往，对学科前沿的动态了如指掌。他们总能找到最新的资料，获知最新的结论。导师对于前沿发展的把握非常好，专业敏锐性很强，他会帮助你选择一个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落后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这是我在国外的最大收获。在那里接受的科研训练，也令我获益匪浅。举个简单的例子，搞理论化学的人，需要做大量的理论推导和编程工作。有一次，我把自己推导的结论编制程序计算，再把计算结果绘制成图表给导师过目。导师并没有具体去看我的论证过程，更没有逐行验证程序，而是将两张图叠起来借着日光灯做比对，找到两张图做得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告诉我推导和程序可能哪里有问题。我回去一做检查，的确如此。导师教会了我如何透过物理图像去研究问题，找到矛盾所在。有时物理图像很清晰的话，根本不需要做计算就可以很轻松地把一个过程描述得很清楚，程序只是工具罢了。我学会了不拘泥于事物本身，跳出原有层次去看问题，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肤浅。
在这件事上体现出的还是做学问中“粗”与“细”的相对关系。复旦的学生把书读“细”的大有人在，也并不是很困难，反倒比较欠缺注重大局的“粗”，有时候要讲究取舍。对于学习和研究化学的人来说，这一点在实验中尤其突出。我读书的时候做萃取实验，书上说要使用20毫升的有机溶剂，我认认真真地拿量筒去量取。老师在旁边看到了，就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倒？我说书上是这么写的啊。事实上有机溶剂对于萃取而言，多一些少一些和萃取效果并没有直接关系。“粗”还体现在对常识性问题的把握能力。我们的学生不能只擅长读书，而忽视了对一些常识性问题的把握。我曾经给学生出过一道题目，内容是一本教材上关于氢分子红外光谱的推导和计算的文字，要求学生对这段文字作一个科学点评。很多学生写这个推导过程哪里不够严密，哪里近似不够科学，有效数字没有注意等等。可是大家都太关注推导了，没想到氢分子是一个同核双原子分子，是没有红外光谱的，这个原理同学应该是知道的，可在这种时候就会忽视这一点。这是对于全局的把握能力不够，也就是对于“粗”的问题没有注意。
很多同学把注意力集中在解题上，但是做完题后，如果答案明显不合理，他们却感觉不出来，说句笑话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在教学中一直力图纠正这种情形。我们的学生擅长演绎，却不擅长归纳，再难的推导，只要老师提出来了，学生总有办法弄懂，可如果一门课有四五个老师轮流讲课，每个人讲一个专题，到了期末的时候，学生对于究竟要复习什么就迷失方向了。统筹归纳能力的缺乏，在学生进入科研阶段后反映出来的就是把握不住自己想要研究的东西。我们这个研究领域有个著名的学者，我曾经很佩服他，因为我们这个研究方向上很多重要的文章都出自于他的手笔。但一段时间后我对他就没有那么崇拜了，因为仔细阅读发现他的文章中有很多莫名其妙、随心所欲的近似，粗看之下似乎毫无道理。仔细捉摸后却又发现，他对于学科发展的触觉异常敏锐，能够清晰掌握理论发展的脉络。他的文章中Introduction和Conclusion非常精彩。因为他对自己最终想要得到的结果始终非常清楚，采取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达到他的结论，至于推导的严密性可以让别人去补充。所以令人不得不佩服他，因为对观点的占有是最重要的。
我本人现在是科研、教学和行政管理三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复旦的教师一直有教学、科研并重的良好传统，科研与教学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教师如果只关注科研而不做教学，那他的知识面可能会比较窄。现在科学发展的程度决定了像笛卡儿和帕斯卡那样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科学家越来越少，通常每个科学家的精力决定了他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点上，能够专攻两三个方向的都很少见。而在教学中恰恰相反，除了极个别的专业课，一般基础课所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以事先准备，但是最见功夫的是回答学生的问题。你不可能知道学生要问的是什么，因而无法事先做准备，这就要求教师本身在广阔范围上对大量知识都拥有一定深度的了解。表面看上去这可能是用来应付教学，实际上对搞科研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因为人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并不是孤立的，经过人的思维组织后会成为体系，以后触及每个知识点的时候都会有联想。我喜欢歪用一个成语叫做“聚沙成塔”，我给它的解释是：要取得更高的成就必须有更宽、更厚实的基础。反过来科研对教学也有促进作用。教学中讲的知识不应该是死的知识，不应该是离开了课本就无法找到合适定位的知识。能考进复旦的学生都是最聪明的学生，他们不会满足于死的知识，所以我们复旦的老师也必须要用最聪明的方法来教授知识。不仅要讲知识本身，更多要讲知识在科研中的应用，讲以后在科研中会用到的科学方法和经验，这些不是成天对着课本备课能够完成的任务。因而科研和教学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说起了教学，不得不谈谈我对学生的看法。许多同学说我是复旦最严格的老师，其实宽与严的问题应该换一个角度来客观考虑。复旦大学追求的是非常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但是宽松的环境不是放松和懈怠的借口，只是一种学术选择自由的体现。所谓严格和宽松，两者并没有直接的矛盾。大学的责任在于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做出选择，但是做出选择后，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才能从大学毕业。这个水准不能随意降低，复旦发展到今天，是多少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现今，复旦的每一位教师、学生都有义务用自身的努力来继续维护学校的声誉并将它发扬光大。作为一名复旦的教师，我的严格是出于对复旦的基本责任，也并没有超出教学规定的底线之外。我们应该把复旦的学生当成最聪明的人来教，同样也当成最聪明的学生来考，这才是复旦教师对学生的最大尊重和爱护。如果学生真的是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学习的话，我想他对于严与宽的问题自然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采访整理：高文超、魏勇、赵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