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企业减税清费展开的供给侧研究,主要针对两大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对企业进行减税清费；二是如何进行减税清费。本书的研究表明,对企业进行减税清费的供给侧政策,能够解决需求管理政策所不能解决的、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三驾马车一齐失速的现实问题。对企业减税清费,通过实现“促进就业、均等收入”和“鼓励自主创新、提供新增长要素”两个政策目标,来疏通企业的收入流中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最终促进整体经济发展。为了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在减税和清费两个方面就需要实施一系列具体的针对性政策。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企业的减税清费问题,立足的理论基础是供给理论,因此需要对这两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通过对供给理论的相关文献梳理,本书确立了根据供给学派的老派与新派的不同思路,分别在凯恩斯框架和新古典框架下进行理论建模,并将两个模型的理论与实证结果共同应用于指导中国的减税清费政策实践的思路。其中,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存在自己独特的现实国情,因此在建模时需要考虑不同的前提；同时减税政策在我国也可能存在相对独特的政策传导路径。这都是本书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在对企业的宏观税负和（结构性）减税等问题的文献梳理中,本书发现对减税问题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企业费负担的研究则有所欠缺,尤其是企业费的规模没有相关统计。因此,对企业费负担的估计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凯恩斯框架下的理论模型中,本书通过加入供给侧的边际税率与投资的负向关系,使得拉弗曲线的观点在凯恩斯框架下得以成立,而这一负向关系也得到了对我国1990—2014年相关数据计量检验的支持。在新古典框架下,本书考虑企业为建模的微观基础,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设定资本税税率和商品税税率为主要考察的间接税边际税率,在消费函数中考虑税制的累退性,假定内部市场未出清,需要通过出口消化内需不足的缺口的条件,同时加入以前往往被忽视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到边际税率负向影响的条件,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模型。[1]该模型认为,资本税税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该命题得到了本书基于1996—2014年数据进行的计量检验的支持。
为了将简化的模型加以细化以指导政策实践,本书通过考虑企业的不同规模及不同要素密集类型,来展开对企业收入流的分析。结合凯恩斯模型中的观点,本书进一步推导出了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具有更高的雇佣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从而进一步得到,减税清费政策需要通过对小企业减负来促进其吸收就业；结合新古典模型中证明的命题,本书得出减税政策应能够不分层次地促进各企业的自主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促进就业是从供给侧改善劳动力要素供给,进而有助于收入分配平等、提振消费的政策,而鼓励自主创新则能够为企业增加新的供给侧要素投入,这两方面的供给侧政策能够改善需求管理政策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整体上促进企业的发展。
有了供给侧减税清费政策的思路,接下来需要就顺着政策抓手的方向,解决如何减税、清费的具体问题。本书首先对企业负担的各个税种分别进行分析,认为对中小企业减负方面应注重增值税的结构性减税和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两方面,而促进自主创新则需要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结构性调整之外,从研发费用在税基中抵扣等环节加强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在清费问题上,本书主要利用刨除法、构成比例法和供养比估计三种不同方法,对我国企业费的负担规模进行了估算,并将这三种方法的结果进行折中,得到2012—2014年我国企业在税收、社保支出之外,还分别承担了约1.2万亿元至1.4万亿元的费,这部分费负担占税负担的10%以上。相比之下,减税上财政能够安排的幅度不如清费方面可能为企业减负的空间来得大。在企业的费负担中,交通运输罚款、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工会会费和卫生费等是可以优先考虑清理的方面。同时,也可以考虑针对小企业调整、降低所负担的社保费费率。
本书还针对两个政策抓手,分别通过科技型园区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调研案例和小微企业的经营负担案例进行了案例研究,从具体的例子来体现减税与清费政策的意义。其中小微企业的案例也表明,在我国,不仅税,费也具有累退性。
基于本书的研究,这里可以总结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3]
第一,对企业的减税、清费政策,要以促进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功能、促进创业,同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这两方面为政策抓手和实施目标,进行优惠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工作。
第二,在减税过程中,须遵循增值税中对小微企业的定向减免和“营改增”过程中小微企业的边际税负要有所下降的原则,注重在增值税抵扣和企业所得税税基抵扣中考虑企业研发和成果转化环节的针对性优惠政策。
第三,清费对于切实降低企业负担尤其是小微企业负担,相比减税具有更大的空间,因此需要开始研究和执行对企业费的清理整顿；同时可考虑针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型企业,适当降低社保费率或延迟交保费的时间,进一步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型企业进行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