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浩[2]
2013年，是决定今后长时期中、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乃至全球战略格局走向的关键一年。经过双方酝酿和准备，今年6月7—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非正式元首会晤[3]。一个月后的7月10—11日，中、美两国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双方政府今年换届后的首次(2009年以来的第五次)战略与经济高层对话。
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高层对话，为落实两国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精神、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经济和金融、投资与贸易、军事对话、能源合作、气候变化、朝鲜半岛和建立中美元首特别代表热线等各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和进展，同时就国际关系、中国周边和网络安全等分歧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4]。
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与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内的美国政府领导人和重要官员，在加州首脑峰会前后以及战略与经济高层对话等多次重要公开讲话中，都强调美中关系“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特点，并明确宣示美国不仅不会改变还将继续推进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5]，包括扩展美国军事力量在亚太的部署和态势，加强与亚太盟国和东盟等区域组织的关系，以及积极推进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等。
应如何看待中、美最近在双边、地区和全球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与进展，以及美国政府领导人和重要官员时常与之相矛盾的言论与行动，又应如何判断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向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与分析。
一、何谓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又称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或“重返亚太”决策，是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1月执政以来，面对小布什政府留下的内外困局而寻求出路的产物。首先，美国因房地产次贷危机触发了2008年的金融风暴，从而导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债务和社会危机，其影响遍及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的所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与世界各国。与此同时，美国还因深陷小布什政府发动的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而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与被动的局面。奥巴马政府因而面临着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尤其是后冷战时期一超独霸后前所未有的内外困境。
而21世纪头十年正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包括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带动亚太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十年后，中国已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主要贸易国和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合作，于2010年和东盟10国建成了自由贸易区，并与东盟10国启动了10+6(中、日、韩、澳、新、印)以及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亚太地区经济活跃，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和增长源，中国对亚太地区和区内各国的影响力也显著上升。
相形之下，美国则在亚太地区面临着影响力下降和盟国离心等一系列问题。美国朝野精英层也深陷三种深层的心理不平衡:
(1)因发展不平衡、力量对比急剧变化而产生的纠结;
(2)因超级大国地位和世界事务主导权削弱而导致的失落与忧患感;
(3)美国自认曾经为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和平环境与国际体系提供了安全保障与各项“公共产品”，从而有助于亚太地区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6]，故认为应得到回报。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为摆脱危机、重振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战略主动权与主导地位，经全球战略评估与权衡后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对美国的全球和亚太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
美国副总统拜登近日在其公开演讲中指出:“当研究如何前进时，我们问自己两个问题:应当在什么地方聚焦更多注意力和各种资源，从而使我们能在国内建立更多机会并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经济增长?而我们又必须在什么地方进行所需要的战略投资，以不仅增加我们的安全而且提高全球的稳定?”“两者……都指向了亚太地区。”[7]
在奥巴马首届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也曾透露，因个人经历和背景将美国定位为“太平洋国家”并宣称自己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8]，在上任之初即确定了他的“战略路径”，即视“驾驭亚洲的增长与活力为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与“总统的关键要务”[9]。为此，奥巴马“领导了一个跨越整个美国政府的多层面、持续的努力，以全面实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不可替代的角色”[10]。
通过击毙本·拉登和在全球反恐领域取得一定进展，以及结束伊拉克战争并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奥巴马政府将小布什时期的全方位反恐战争[11]和以中东、中南亚为战略重心的全球战略，转变为同中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以一方面借此摆脱美国的内外困局，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后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和其世界地位形成挑战，因而将中国视为应在战略和军事安全领域加以制约防范，在双边经贸、地区组织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又须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竞争对手”[12]，并将亚太地区视为美、中战略竞争的重心。
这里的亚太地区，按美国领导人和官方的说法，是指从南、北美洲的太平洋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含世界一半人口，21世纪以来已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增长源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广袤地带，包括中国与东北亚的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的东盟诸国，南亚的印度次大陆各国，以及俄罗斯远东部分等一系列重要国家和地区[13]。
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决策过程
考察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决策过程，当重点考察作为该战略核心的对华政策以及美、中双边关系的演变，而两者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都经历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过程[14]。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成形。
奥巴马政府上任之初，很大程度上出于希望与中国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摆脱本身困境而进行合作，一反美国自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等数届政府上任之初对华政策均有一段时间发生颠簸，然后再对中国政策和美中关系做出调整的先例[15]，使双边关系在2009年出现“高开”:
·2月，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改变其历届前任首访欧洲主要盟国的惯例，而选择首先访问中国等亚洲国家，强调与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治理问题上要“同舟共济”，并降低了在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声调。
·5月，历来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也随后访华，进行了八天的“友谊之旅”，成为先是美国、后是美、中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近20年的首次互访。
·7月，根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新总统奥巴马4月1日伦敦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首次会晤商定，在华盛顿举行了首度中、美战略与经济高层对话。
·9月24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美国民主党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发表了“本届政府关于美中关系的设想”的主题演讲，提出美中双方对对方进行“战略再保证”[16]。
·10月底—11月初，中国军方领导人访美，两国军方达成七项合作共识。
·11月15—18日，由奥巴马主动建议，在其就任不到一年即访问中国并发表联合公报。
但由中美两国政学界有影响者提出，又经媒体热炒的“G2”、“中美共治”等概念[17]，以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转折点，美中关系于2010年初急转直下，开始“走低”[18]。
·1月美中发生“谷歌事件”，美谷歌公司中国总部迁往香港。
·1月29日，美国宣布64亿美元的售台武器计划(含爱国者Ⅲ型导弹等)，中国则宣布“制裁”美国有关公司。
·2月3日，奥巴马宣布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同时施压人民币升值。
·2月18日，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
·3月朝鲜击沉韩国“天安舰”，4月进行核试验，11月又发生炮击延坪岛事件。
·5月，美国派遣华盛顿号核航母与韩国在黄海举行联合军演。
·5月中、美第二次战略与经济高层对话中，美国声称中国提出“南海诸岛是中国的领土”和“核心国家利益”[19]，置于同台湾地区、西藏等相同的“核心国家利益”范畴(因而不容挑战、不作让步)。
·6月，中国因美售台武器而未按原计划邀请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表由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11)为其准备的发言稿，宣称“保证南海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并与中国外长杨洁篪发生言辞交锋[20]。
·8月美国华盛顿号核航母访问越南，美越举行一周的联合军演。
·9月中、美、日三方围绕中日撞船事件进行外交斡旋活动。
·9月25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21]
·11月，奥巴马与胡锦涛在韩国首尔会面时，就朝鲜核武器问题向中国施压[22]。
·201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并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双边关系有所缓和。
·但奥巴马政府之后加快步伐，改变前期决策的隐蔽性，在长时间“悄悄准备”的基础上，以下列重大政策宣示，将“亚太再平衡战略”公诸于世。
·2011年10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宣布美国“转向”亚太地区[23]。
·2011年11月12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檀香山会议期间，美国提出在APEC框架外启动未邀请中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并宣布了TPP协定的框架[24]。该谈判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核心并被奥巴马称为“迄今最雄心勃勃并将为整个地区提供潜在榜样的贸易协定”[25]。
·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并宣布新的军事部署，他在澳议会发表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主旨演讲中还宣布，“作为总统，我已做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战略决定: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通过高扬各种核心原则和与我们盟国与友邦的紧密伙伴关系，将为塑造本地区及其未来承担一个更大和长期的角色”[26]。
·在军事安全方面，“就如何评估全球态势以及美国需要向何处发展以应对局势”，奥巴马指示美国国防部和各方面安全专家“进行一项大的战略研究”。并在历时8个月后，以总统名义“颁布了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并提高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新‘安全战略指针’”[27]。
·2012年1月5日，经奥巴马批准，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为具体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对美国亚太和全球军事战略进行调整的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指针:持续美国的全球领导——二十一世纪国防的各项要务》[28]。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意图
如美国政府领导人所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意图是极为复杂的[29]，并希望在其推行过程中“一举数得”。但其最要者有二:一是借此既振兴美国经济，又摆脱外交上的困境;二是在亚太地区平衡和制约中国，赢回战略上的主动和主导权。
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从超级大国地位出发，不容许任何一国在世界主要地区取美国而代之。而除非美国认输和甘拜下风，放弃在亚太地区从而全球的主导权，除此别无选择(奥巴马:“在我总统任内，美国绝不当老二”)。因而只有全力一搏，力争不但能摆脱危机而且能在战略、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诸方面一举数得。它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中不服输的特点，在竞争困境中力争主动，争取胜出。而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并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50、60年代因苏联卫星上天引发美苏航天竞争“危机”，肯尼迪总统随后宣布“阿波罗登月计划”，在太空争夺中反败为胜;80年代里根政府则通过包括“星球大战”在内的军备竞赛和全面对抗扭转“缓和”颓势、逼垮前苏联;以及90年代以来美、日经济竞争从“Japan w i11be No.1”到此后日本经济20年一蹶不振，都是美国历史上以危机自激，重新振兴、卷土重来的先例。
同时，奥巴马政府还认为竞争是美国的重要优势所在。通过重振美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与主导权，并将中国设定为亚太地区和全球的“战略竞争对手”，可以集中和动员美国的国家意志、国力、各方面优势和各种资源，以达到振兴美国和在竞争中取胜的目的。
而对设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特点可概括为:“竞争合作、制约防范、规塑行为、影响发展、避免对抗”。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奥巴马政府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极为“关注”:
(1)中国进一步发展从而改变力量平衡;
(2)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增长后，如何进一步对外使用力量;
(3)中国是否还愿意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遵守国际规则”，并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4)对中国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关注:包括中国大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当前的各种矛盾和内部稳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策，法律制度建设和变革前景，国际战略、安全和对外政策与国际行为，以及军方与民族主义影响等等。
而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希望通过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盟国关系、外交政策、经贸合作以及在区域组织中的地位，抓住亚太地区的“发展机遇”和新规则体系的建立，制衡中国，维护其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改变“势”，形成亚太地区和全球有利于美国之“态势”，以制约、“规塑”和影响中国的行为与未来发展。
因而“亚太再平衡战略”就一方面包含了传统的大国竞争、实力政治和权力平衡等美国全球战略与地缘政治考虑，同时也带有美国外交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今日世界“全球化”和美、中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客观现实的影响，并因各种重大内、外部互动因素而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故我们需要对其做全面、深入与动态的把握。
纵观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决策的历史轨迹，它在相当程度上还承继了冷战结束后20年来，美国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民主、共和两党政府对全球、亚太地区和中国政策的战略考量，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美国政府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的“战略回归”。它从克林顿政府中、后期对中国“全面交往”(但又对日本和印度“两面下注”以“对冲”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30]，和小布什政府上任之初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9·11后又意图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31]，并由时任财长保尔森倡议每年定期举行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重又回到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但非冷战时期苏联那样全面对抗、必欲置于死地的敌国)。这一战略回归代表了美国两党和精英层一定程度的共识并得到相应支持[32]。
把握与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应有历史和前瞻的全球视野。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亚洲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韩国、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正整体崛起。如国际舆论包括西方有识之士所指出的，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从大西洋两岸历史性地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引擎和主要增长源，世界战略形势也已进入“亚太时代”。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既有制衡中国的成份，同时也担心美国失去在亚太地区的发展“机遇”，意图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和影响来维持其全球秩序和主导地位。
奥巴马政府在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一再否认该战略是针对中国的，尽力避免重蹈“冷战”覆辙，即视中国为敌人从而将“自我实现的预言”(最终成为敌人)[33]，认为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博弈中也始终有所顾忌，避免做出全面对抗和走极端的选择[34]。
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经贸、军事安全和亚太多边国际组织等三个方面。
一是经贸方面，美国希望通过未包括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大力介入亚太地区正积极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分享亚太地区的“发展红利”。并通过扩展美国与亚太国家的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合作，帮助重振美国经济并维持美国在全球经贸、投资、金融和货币(美元)领域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各领域中新规则体系的制定，同时制约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上升中的经济力量和影响。
二是军事安全方面，美国加强了与日、韩、澳、菲、泰五个亚太地区盟国与东盟其他伙伴国以及印度等国在军事基地、军事演习、武器出口和其他安全方面的合作，包括主要针对中国和朝鲜的亚洲反导系统，2020年前将美国海军舰只的60%和6个航母舰队、美国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和更多高科技武器及地面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35]，以及“离岸控制战”、“空海一体战”和“网络战”等各种军事战略部署。
三是美国还积极介入并影响亚太地区多边国际组织，主要是东盟首脑和部长级会议、东亚峰会以及亚太地区安全论坛等，力图以在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方面与东盟各国建立统一战线，在“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包括岛屿、海权和资源等权益)方面形成多对一(“5+1”或“6+1”)[36]的制约中国之势。而由于南海在全球与亚太地区战略、军事、经济、交通、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的重要性，美国选择在南海地区与中国进行战略较量，并认为其结果对决定竞争全局至关重要[37]。
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很大程度上导致或加深了当前的“双亚记”格局[38]，使亚太地区出现了“发展与安全的两大悖论”:
首先是“经济亚洲”与“安全亚洲”，即亚太地区近年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势头与严峻的安全形势之间的矛盾。
亚太国家政要如韩国总统朴槿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等均认为:当人们观察今天的亚洲，会发现两种互相冲突的变化动力:一方面是比以往任何时候将各国、经济和人民凝聚得更紧的全球化力量;另一方面政治化的民族主义则相反，将各国和经济危险地拉开。就好像充满活力的21世纪的亚太地区各国经济，被一组几乎是19世纪的安全政策现实所羁绊，后者又植根于历史文化歧异和久拖未决的领土争端。
其次是当前亚太地区两大并立的经贸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进程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即由美国主导、未包括中国的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和由东盟发起、受到中国积极支持但未含美国的16国亚太“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egiona1Comprehensive Econom ic Partnership，RCEP)。(一)由美国主导、不包括中国的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
nership，TPP)
其前身是2005年由新加坡、文莱、新西兰、智利四国发起成立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美国小布什政府于2008年加入。在2011年11月夏威夷APEC首脑会议上，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主导了包括美国、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与东盟四国(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旨在发展为区域经贸一体化组织的谈判进程。后加拿大和墨西哥、秘鲁与日本也加入，现已包括亚太12个国家和8亿人口，GDP占世界40%，贸易额1/3。TPP目前已进行了18轮内部谈判，但计划完成谈判、达成协议时间从2012年推至2013年秋。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还意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以下谈判“另起炉灶”，与欧盟、日本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抱团取暖”，主导在陷于停滞的世贸组织(WTO)全球贸易谈判之外新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构建，故也被称为“二次全球化”。
·美国与欧盟已启动“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伙伴协定”谈判(Trans－At－1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并计划于2014年底完成谈判。
·美国与欧盟、日本等48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启动“服务贸易协定”谈判(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TISA)。
·日本与欧盟也已决定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
(二)由东盟10国发起、得到中国积极支持的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 prehensive Econom ic Partnership，RCEP)
目前，东盟10国已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这些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共同参加(所谓“10+6”)，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实现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若RCEP谈成，将涵盖世界总人口约一半(35亿)，GDP总和约占全球总量的1/3(23万亿美元)，涵盖区域也将成为迄今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013年5月9日至13日，RECP在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举行了首轮谈判，正式成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个工作组并展开磋商。同时决定RCEP的第二轮谈判将于2013年9月23日至27日在澳大利亚举行。16个参加国均同意努力推进谈判，以实现2015年底前达成协议的目标[39]。
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行和有关各方的互动与联动，已导致目前亚太地区和中国周边十分严峻的国际局势:
·美国已在亚太地区和中国周边展开全面军事战略部署和一系列加强盟国关系的举措。
·亚太地区正出现一轮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
·亚太地区已出现两大并立的经贸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进程的竞争和博弈(TPP vs.RCEP)。
·亚太地区已出现对岛屿主权、海权与相关资源的多国竞争。
·以美、中两国为主导，亚太地区可能出现集团化的战略、军事、政治、外交、经贸和软实力的全面竞争格局。
·亚太地区各国或利用美、中矛盾和紧张局势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如日本在东海和钓鱼岛，菲律宾与越南在南海)，或被迫“选边”，或观望和无所适从。而本地区有影响、有活力的多边地区性国际组织和经贸、安全国际平台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则出现裂痕。去年东盟外长会议45年来首次因意见分歧而未能发表公报，菲律宾和柬埔寨还在会议上公开反目相向。
综上所述，“亚太再平衡战略”已导致中国周边国际环境不容低估的严峻现状与发展势头，美中关系也已处于一个前景不确定并将影响深远的战略风险期。而一旦争端各方擦枪走火、发生军事冲突，从而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和美国卷入，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和稳定，以及中国和平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根本国家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五、“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约因素和潜在危险
应当指出，由于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三方面的矛盾和受到包括美国本身在内一系列重要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迄今的推进也步履维艰。
首先，除战略目标中既要重振美国经济又要制衡主要经贸伙伴中国的内在矛盾外，美国的目标与力量之间也明显脱节、力不从心。目前，美国经济虽已回归增长，但复苏缓慢，并仍然面临着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以及每年上万亿巨额财政赤字和已达近17万亿美元天文数字国债的巨大压力。
而“亚太再平衡战略”却需要在美国财政预算和总体军费大幅削减下保持亚太地区的巨额军事支出。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国会已商定今后10年须削减4 890亿美元军费。但熬过了去年底“财政悬崖”的奥巴马政府，由于未能与国会在2013年2月底就削减巨额财政赤字达成进一步协议(包括进一步削减军费开支)，故自2013年3月1日起，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财政预算都以10%的幅度做统一削减，包括今后10年内将美国军事开支再削减近6 000亿美元。这一“强行分段减支”的办法，虽然为美国两党府会的“政治僵局”暂时找到了一个部分解决赤字问题的办法，但它无疑将影响美国今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态势、武器装备和军力安排[40]。
此外，世界其他热点地区和可能的突发危机，如中亚和中东仍进行中的阿富汗战争、叙利亚内战、埃及政局动荡和巴以冲突，以及伊朗与朝鲜半岛核问题，都相当程度地牵制着美国的力量与奥巴马政府的精力和注意力，使其难以全力以赴地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
其次，美国多数亚太盟国与伙伴国们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采取了某种“对冲”和“两面下注”的对策。他们一方面希望与中国交往以得到经贸实利，另一方面也想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和保持安全。其底线则是不在两者中选边，避免与美、中两国交恶。这就使美国想要与这些国家组成“统一战线”抗衡中国变得十分困难。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实行战略与军事上的制约与防范，经济、地区和全球治理问题上则合作与竞争并重。前者力图以保持美国军事实力和强化地区盟国关系来制衡中国，后者则希望防止与中国的竞争与合作演变为对抗。这一“脆弱的平衡”很容易因各方误判而被打破。因为只有当美国的某些盟国与伙伴确信美国将长期驻留亚太并制衡中国，这一“平衡战略”才发生作用。然而，美国政府越强调其制衡中国的战略和军事意图，日本等国就越有可能假定自己在对抗中国时会拥有美方的无限支持，并力图利用美国为其火中取栗。这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就成了一项“危险的使命”[41]:它想成为“关键的稳定之源”，但却可能引火烧身，被某些盟国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被更深地卷入亚太地区的争端和冲突。
近年来菲律宾和越南同中国就南海岛屿主权和海权问题的争端，以及因日本野田佳彦政府搞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及其继任者安倍晋三政府更变本加厉而引起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争端不断升级就是典型例子。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问题上，美、日相互支持和利用。奥巴马政府在战略和亚太全局上利用日本这个“核心盟国”，以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战略同盟，既控制日本又制约中国。而日本则意图利用美国的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故坚持强硬立场，使危机不断升高，并将美国更深地卷入其中。日本安倍政府和自民党保守势力更欲乘机走上修改宪法、整军经武、“集体自卫”甚至核武化与出兵海外之路，在钓鱼岛问题上持极端强硬的立场。安倍政府还意图推行“菱形包围”战略，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海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管齐下，联手菲、越、印等国制约中国。这些无疑都严重地加剧了整个地区的不稳定。
最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在今日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导致“一损俱损”。加之战略上的“相互确保摧毁(Mutua1Assured Destruction，MAD)”，全面对抗不会有任何赢家。美国虽将中国视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在双边经贸合作、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全球治理以及众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又必须与中国合作。因而双方关系就不是“零和”关系，更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在新的战略形势下，美、中两大国之间“没有先例”而又“极难处理”的竞争合作关系格局仍将继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前美、中双方都将“避免冲突和全面对抗”作为各自的底线而谨慎从事，但它也隐含着潜在危险。一方面，双方在缺乏互信而又复杂多变的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中，形势不易把握;另一方面，当因各种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发生分歧与摩擦，或因第三方原因卷入争端时，双方又往往会惯性地“考验”并期待对方让步，从而导致轮番升级与冲突失控的局面。我们对这一潜在的危险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由于国内外舆论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美国在亚太的战略竞争与军事存在而导致地区不稳和矛盾加剧的批评压力，同时自认“亚太再平衡战略”已逐步“发生作用”，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开始后，一方面降低军事与安全调门，呼吁有关各方“克制”和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则强调“亚太再平衡战略”对重振美国经济、稳定与发展同中国关系的重要性[42]。美国朝野与国际社会还出现了缓和美、中与亚太国际关系并寻求同中国新领导人进行“战略对话与合作”的动向[43]。中美加州习奥峰会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美方主动提出并得到中方积极和及时回应而得以实现[44]。
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进一步走向。
六、“亚太再平衡战略”将走向何方?
综上所述，奥巴马政府所提出和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是美国既定的国家战略。随着经济复苏和财政金融压力缓解，美国为深化与拓展该战略还会继续提高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度并加大各种资源的投入。它已成为我国在战略上和大的外部国际环境中必须长期面对的客观现实与严峻挑战。
但是，如何认识和应对这一客观现实与严峻挑战从而渡过战略风险期，中国却并非只能采取消极被动的应付立场，而是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战略、战术上的主动与灵活性。而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走向和发展趋势，不但将取决于奥巴马政府，它也将取决于中国对美国、对亚太地区和在全球治理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对策，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的政策互动和与有关国家的政策联动。
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全球战略与亚太地区的战略策略，国家软硬实力的发展变化与运用，国内各领域以加强顶层设计和法律制度建设为特点的协调配套改革以及对外全方位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对美外交和公共外交政策的设计与推行，以及中国对亚太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大国与重要地区的外交政策互动与联动，都不但将对世界范围和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人心所向，而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身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由于当前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国际关系格局与美、中两国所处的守成与新兴大国的地位，也由于两国在历史文化、思维方式、政经法律制度、官方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经济中的歧异与不同，在可预见的将来两大国之间历史性的竞争与博弈将无可避免。
但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都面对着各自国内变革与发展的严峻挑战，面对着人类生存与发展、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与无法推诿的历史责任。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各领域几乎无限的合作潜力与可能回报，以及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客观现实都在表明，中、美两国除良性竞争合作、相互制约平衡，以争取互利共赢并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从而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外，别无选择。
当前，应把握习奥峰会和中美战略与经济高层对话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共赢合作并积累“正能量”。建议从以下有选择的重要方面和领域着手。它们或是双方已具备一定共识、有望较快取得突破和重大进展者;或为双方分歧较大、蕴含较大潜在风险者。如能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与经验，就能树立标杆，积少成多，重构双方增信释疑、良性竞争、避免冲突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共识、新平台和新路径。
根据加州习奥峰会与本次华盛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达成的共识与取得的成果，可考虑首先选择以下双边、地区和全球的五个方面着手:
(一)经贸合作领域
应抓住时机，推进久拖未决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并争取尽早达成协议。在目前中美全面自由贸易谈判条件不成熟和中国未参加TPP谈判的情况下，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涵盖了除贸易价格和数量措施以外自贸协定的多项内容，是双方互有需要因而是争取双赢的现实选择[45]。而从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高度看，中国参加各种双边、地区和全球的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也将带来扩大开放推动深入改革的又一轮新的机遇[46]。
中国方面与国际接轨，接受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欢迎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对中国服务业等更多行业和领域投资。美方则应履行承诺，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对包括民营和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并欢迎中资金融机构投资美国市场(包括美国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所有的投资审查也都应仅限于国家安全，而非经济政策或其他国家政策[47]。
(二)军事安全领域
由于“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美国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扩展，同时中国军事力量也正快速现代化和进一步发展，加之目前亚洲地区的各项争端，导致美、中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军事力量之间更频繁的大量近距离接触。这些都增加了因“擦枪走火”而引起各种突发事件和各方误判的风险。而对这些风险的纯军事性的单边防范与安全措施，还会因“安全悖论”而导致国家间与区域性更危险的紧张局势。无怪习奥峰会后卸任的奥巴马前总统国际安全事务助理汤玛斯·多尼伦提出，美中军事关系“滞后于外交与经济关系”，是“一个很容易产生误会和误解的领域”，并为美、中“现有关系的关键缺陷”。因而，“深化美中军事对话是处理许多不安全源头和潜在竞争的中心”，应成为“(美中)新型关系的必要成份”[48]。
根据习奥峰会上中方建议和美方回应[49]，中美应各自履行承诺，加强对话、管控危机，继续改善和发展两军关系，防止误判与不测事件。双方应积极探讨制订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的相互通报机制[50]，为两军交往确立更制度化、常态化的架构和原则。同时力避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和对抗，在最敏感和风险最大的领域“防患于未然”。
(三)亚太地区的合作
中美应遵循两国元首加州峰会的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亚太地区做起。双方应就地区事务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共同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51]。双方还应积极争取在中国周边三大问题上取得进展，即争取中国与东盟之间就“南海行为准则”问题的谈判顺利进行、达成协议;缓解中、日东海紧张局势，寻求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并化解紧张局势。
(四)全球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等方面的合作
由于各方面形势的发展和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在涉及双边、地区和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合作与防止环境污染等重要相关领域，出现了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分别占了世界总排放量的24%与17%)协调合作，推动全球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新的重大努力的历史性契机[52]。
人类正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空前严峻的挑战。它包括地球上二氧化碳浓度已达数百万年来的最高值，2001至2010年成为人类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十年[53]，而中国部分地区因污染和碳排放所形成的雾霾气候已严重到影响发展和稳定且减少预期寿命[54]，以及近年来因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各国所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与人类灾难等等[55]。
基于以上形势压力，美国国务卿克里2013年4月访华时，中美双方达成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立即成立了中、美气候变化工作小组并开始工作。6月习奥峰会上双方就逐步停止使用氢氟碳化物(FHC)这种比碳排放对地球大气危害更大的温室气体达成了两国元首协议[56]。7月，中美气候变化工作小组向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提交了正式报告和五个重要领域减排的具体建议(包括降低各自燃煤发电厂和重型车辆的碳排放等)[57]。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双方这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还与两国在能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共识与合作相联系[58]。经双方国家元首特别代表的批准，中美工作小组将在2013年10月前提出以上合作建议的具体执行方案[59]。
虽然中美目前达成的协议不具约束力(因各自国内政治原因，有效的约束性协议不易达成)[60]，不执行协议条款几乎不会带来外交和政治后果，但它却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为全球性框架奠定基础所达成的协议并做出的政治承诺。多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博弈，一直是影响制定全球性有约束力的应对气候变化协议的主要原因。中美之间达成的协议，使各自更好地定位，有利于双方争取主动，协调推动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也有利于影响各国(尤其是其他较大的碳排放国)采取行动，从而为取得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突破创造有利条件[61]。
今后，中美两国应各自确保执行所达成的协议，并加强政策沟通和对话，共同推动多边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争取不迟于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国际协议，从而为最终缔结一项永久性、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奠定基础[62]。
(五)应高度重视、不失时机地积极应对和处理涉及双边、地区和世界各国与各方面，极为敏感复杂同时又存在巨大风险的网络安全问题
由于当今世界互联网应用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但迄今仍为无普遍规则体系的“丛林世界”)，也由于网络技术本身演变发展的加速度特点，以及在境内和跨境黑客攻击、经济盗窃与其他网络犯罪方面攻防技术的难易程度悬殊、所需成本的极端不对称和其破坏性后果的不可预测性，目前世界各国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在通讯联系、能源交通、贸易投资、工商业管理、金融交易、关键基础设施、军事安全、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个人信息等各方面都面临着网络安全的紧迫需要与重大压力。基于在保持一个开放、共用、安全、可靠、稳定的互联网方面巨大的共同利害关系，中、美两国与世界各国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商定普遍、稳定和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与操作办法，以保证全球互联网体系的正常运行与发展。
在这些方面，即便是互联网的发端者和今日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其脆弱性与不稳定性也显而易见，这已被与美、中加州首脑峰会几乎同时发生并成为全球热点的斯诺登出走和美国“棱镜门”事件所证明。同时，美国对互联网领域对其经济竞争能力和商业利益的影响极为敏感和关切，在此次两国元首加州峰会中甚至将其作为当前美、中经济关系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提出[63]。
如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加州峰会上所指出，“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研究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办法”。“通过真诚合作，可以消除猜疑，使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成为中美合作的一个积极方面……我们希望采取各种切实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结束语
基辛格在其最新力作《论中国》一书中指出，今天人类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肩负着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中、美两大国和其领导人，在中美关系、亚太战略和全球治理中，更应站在世界文明和人类共同体利益的高度，摈弃历史上“国强必霸”和“两强必斗”的宿命，增信释疑、管控分歧，牢牢把握中、美双方避免冲突和对抗的共同底线，进行更高层次的中美文明—战略对话，并展开能给本国和世界各国人民提供更好选择与更好未来的良性竞争与共赢合作。
【注释】
[1]本文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9月第14卷第5期，17—30页。
[2]作者单位:中国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3]习奥峰会在形式和地点、讨论时长与议题的广泛深入，以及举行的时机等各方面特点，见The White House:Press Briefing by Nationa1Security Advisor Tom Doni1on，(June 8，2013)。
[4]David Shambaugh:A Big Step Forward in U.S.－China Re1ations(Foreign Policy，July 19，2013)
[5]The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on Asia－Pacific Po1icy，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Ju1y 18，2013.
[6]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2013年3月11日下午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题为“2013年的美国与亚太”政策演讲，见中评网(2013年3月12日):“美向中国新领导人喊话建新大国关系”。
[7]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on Asia－Pacific Po1icy，at the GeorgeWashington University(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Ju1y 18，2013.
[8]The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1ian Par1iament，November 17，2011.另“2009年执政伊始，奥巴马就宣称自己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试图对小布什政府不重视亚洲的做法进行‘纠偏’。”见卢宁:“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亲历者说—杰弗里·贝德《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评介”，《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
[9]Hi11ary C1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2011).
[10]Ibid.
[11]参见2013年6月1日《瞭望》新闻周刊:“奥巴马作别反恐战争”。奥巴马2013年5月23日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重新评估美国当前面临的恐怖威胁，宣布其第二任期反恐战略的调整方向，并着重强调了颇引发争议的无人机反恐策略的调整。以此为标志，美国准备终结为期12年的全球反恐战争。
[12]2012年10月2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共和党竞争对手罗姆尼的第三场总统竞选辩论有关“中国的崛起和明日之世界”一节辩论中，将中国称为美国的“对手(adversary)”:“中国是个对手，但如果它遵守规则，也是国际社会中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媒(美国之音):奥巴马称中国‘对手’表露真实想法?”见新华国际2012年10月25日。分析见拙文:贾浩，“走向何方?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2.0”(2012年11月20日《周边》第1—6页)。
[13]Hi11ary C1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2011).
[14]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
[15]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12).
[16]詹姆斯.斯坦伯格演讲的中文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和提供，见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30767.htm1。
[17]美国布热津斯基、伯格斯腾等人2010年分别提出“Group－2”(G2)概念(“美－中两国集团”);中国学者周其仁、秦晓等研究报告:“中国2020国际新定位”——“一元多极共治”，共识网2011年10月19日;赵全胜:“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虽均未被中、美双方所取，仍含中、美两国在全球事务中沟通与协调重要性的合理成分。
[18]见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12).另见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
[19]“在2010年5月的一次会晤期间，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戴秉国告诉希拉里·克林顿，北京方面认为，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其他一些邻国共享的南海的大片海域是中国领土，此言让克林顿惊愕。”希拉里说“我认为中国开始展示肌肉”。“白宫决定划一条红线。两个月后，希拉里在贝德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协助下，作出出乎意料的表态。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一次峰会上，克林顿宣告，美国将过问海上纠纷的解决。中国怒不可遏，而越南和菲律宾觉得他们有了强大的新后盾。”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9月22日，MARKLANDLER:“奥巴马对华政策的转变”。
[20]“希拉里在发言中称，南海问题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美国利益包括南海航行自由、对于南海水域的所有主权要求都要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陆基诉求的相关条文规定，免于恐吓的自由商贸活动，支持用协作的方法解决领土诉求，美国愿为谈判达成有约束力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提供便利等等。”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12).
[21]戴秉国文章见爱思想网(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54.htm1)。
[22]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9月22日，MARKLANDLER:“奥巴马对华政策的转变”。
[23]Hi11ary C1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2011).
[24]参见龚柏华:“TPP投资规则对上海意味着什么?”2013年6月22日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亚太经贸一体化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部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东方早报》2013年6月25日第A18版)。
[25]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1ian Par1iament，November 17，2011.
[26]Ibid.
[27]Hi11ary C1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2011).
[28]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Remarks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on Asia－Pacific Po1icy，at the GeorgeWashington University(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Ju1y 18，2013.
[29]U.S.Departmentof Defense:U．S．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 Century Defense(January 5，2012)．
[30]Joseph S.Nye:“Shou1d China be‘Contained’?”Project Syndicate，04 Ju1y，2011.
[31]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提出应调整过去30年的对华政策，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32]Richard N.Haass:Re－Orienting America“美国重返亚洲”爱思想网，2011年11月14日，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329.htm1.
[33]理查德·哈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美国不应孤立中国”，《文摘》2011年12月29日;约瑟夫·奈:“美想要遏制中国很难”，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47.htm1，爱思想网2011年7月5日。
[34]参见中国新闻网2011年11月21日:“专家:美并未准备全面对抗对华‘结网而渔’”文，转引香港《大公报》21日刊文中所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的观点。
[35]“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2.0版呼欧盟加入”，中国网军事，2013年6月7日。
[36]“5+1”指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5个与中国在南海有岛屿或海权争议的国家;“6+1”则再加中国台湾地区。
[37]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CNAS):“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January，2012).
[38]EVAN A.FEIGENBAUM，ROBERT A.MANNIN:“A Ta1e of Two Asias:In the batt1e for Asia's sou1，which side wi11win—security or economics?”Foreign Po1icy(October 31，2012)
[39]今年出访东盟国家前，中国外长王毅4月2日在北京集体会见东盟国家高官和驻华使节时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潜力，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我们必须保持主动，敢于并善于下先手棋。”见联合早报网，2013年4月20日。
[40]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杰夫·代尔:“五角大楼艰难应对减支”，2013年3月12日。
[41]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美国在亚洲危险的使命”，2013年7月17日。
[42]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玛斯·多尼隆2013年3月11日下午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题为“2013年的美国与亚太”政策演讲，见中评网(2013年3月12日):“美向中国新领导人喊话建新大国关系”。
[43]参见拙文，贾浩:“走向何方?——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2.0”，提出“应尽早择机进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与合作”。(2012年11月20日《周边》第1—6页);另贾浩:《把握中美关系的战略窗口期(载2013年1月15日《东方早报》A15版)，文中提出“可借鉴当年两国领导人打开中美关系的远见卓识与成功经验，做出‘第一个推动’。通过两国高层全面与深入的战略对话和承诺安排，先缓解当前紧张局势，防止危机升级，并积极引导舆论。与此同时，共同采取将对两国关系和亚太地区发生重大影响的举措，为中、美开创新型大国关系新局面以及建立亚太地区相应的合作与安全架构创造条件。”
[44]The White House:Press Briefing By Nationa1Security Advisor Tom Doni1on，June 8，2013.
[45]参见王国兴:“美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变化和TPP”;2013年6月22日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亚太经贸一体化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46]龚柏华:“TPP投资规则对上海意味着什么?”2013年6月22日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亚太经贸一体化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部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东方早报》2013年6月25日第A18版)。
[47]中国外交部网站:“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2013年7月12日)。
[48]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2013年3月11日下午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题为“2013年的美国与亚太”政策演讲，见中评网(2013年3月12日):“美向中国新领导人喊话建新大国关系”。
[49]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after Bi1atera1Ta1ks”(June8，2013).
[50]中国外交部网站:“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2013年7月12日)。
[51]中国外交部网站:“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2013年7月12日)。
[52]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7月15日社评:“乐见中美带头应对气候变化”，本文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425。
[5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世界经历‘最热的十年’”，(中、英文，2013年7月4日);另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13年7月8日引《浙江日报》讯:“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这十年全球最热”(《全球气候2001—2010:气候极端事件10年》报告)。
[5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何丽:“华北雾霾平均令人减寿5.5年”，2013年7月9日。
[55]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2013年1月8日发布《美国国家气候评估》草案报告称，2012年是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暖年份，同时其极端天气严重程度历史排名第二。见新华网:奥巴马［连任就职演说］称美国将应对气候变化威胁，2013年1月22日;另新华网:“美政府气候报告称气候变化令极端天气更频繁”，2013年1月13日。
[56]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7月15日社评:“乐见中美带头应对气候变化”，本文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425。
[57]5个领域分别为: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的减排;碳捕捉、使用和储存;建筑和工业部门能效;智能电网建设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主要是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的建设。见新华网:“中美将在5个领域加强气候合作”，2013年7月10日。
[58]U.S.Department of State:U.S.－China C1imate Change Working Group Fact Sheet—PRN:2013/0860(Ju1y 10，2013).
[59]Ibid.
[60]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6月25日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提出针对“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的美国国家战略(包括国际方面)。由于共和党人控制的美国众议院的反对态度，该计划将主要以总统颁布行政命令和政府环保部门颁布相关法令的形式加以推行。
[61]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7月15日社评:“乐见中美带头应对气候变化”，本文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425。
[62]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7月15日社评:“乐见中美带头应对气候变化”，本文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425。
[63]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after Bi1atera1Ta1ks(June 8，2013);TheWhite House:Press Briefing By Nationa1Security Advisor Tom Doni1on，June 8，2013);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Tom Doni1on，Nationa1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The Asia Society，March 11，2013)。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玛斯·多尼隆2013年3月11日下午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题为“2013年的美国与亚太”政策演讲。作为首个代表美国政府在公开讲话中提出美中互联网问题的高级官员，多尼隆在讲话中称:“美国商界对来自中国前所未有的网络商业窃密行为表达忧虑，成为美国与中国政府各层面讨论的关键关切”，“美国在这方面的关切已提到美方议程的前列”;并向中方提出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做出调查和解释”以及双方“讨论制定底线和规则”等三项建议。(见所引美方文件，及2013年3月12日中评网:“美向中国新领导人喊话、建新大国关系”)。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after Bi1atera1Ta1ks(June 8，2013)Henry Kissinger:On China，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11，p.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