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是西方古代文化的摇篮，也是西方国家学说的发源地。虽然古希腊奴隶制国家的诞生晚于中国，但是由于古希腊一开始就产生于充分发达的奴隶制经济基础上，因此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有着完备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制度，从而也就有了对古希腊政体评述的各种著作。特别是古希腊的国家学说已经涉及了有关国家的起源、阶级的构成以及所有制形式等各个方面，从而开创了西方历史上国家形象思想发展的源泉。这些思想主要系统地反映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中。
1．柏拉图:“整齐划一”的国家形象观
柏拉图是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家。他著有《理想国》《政治篇》和《法律篇》等政治著作，其中《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主要代表作。在该书中，柏拉图从“正义论”出发，以建立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为目的，系统地阐述了其理想的国家方案。由于柏拉图所处的时期正是希腊城邦的危机时期，战乱频发，因此，追求一个各等级和谐共济、各得其所、安分守己的正义国家便成了他的理想。他认为，要拯救希腊于危机之中，就在于哲学王用一个模式、一种格调对希腊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改造，从而使得整个希腊社会的公民生活、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形式呈现出一个整齐划一的特点。[24]这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划一为多更恶的吗?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化多为一更善的吗?”[25]这句话就非常明确地揭示了柏拉图追求“整齐划一”“单调刻板”的国家形象。
这种国家形象思想主要体现在柏拉图的国家起源理论、国家阶级基础理论、哲学王治国理论中。
在国家起源理论中，柏拉图认为:“人既各有所求，而又需多数之他人供给之，于是各本其愿欲而合群而成团体。凡由此群体团体联络而成之全部，即名之曰国家。”[26]在他看来，个人生活的多样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导致了社会的分工，而严格的社会分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他又指出:“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使每种东西生产得更多又好。”[27]显然，在柏拉图看来，分工合作、各尽其能才是国家的正义，而这种国家也才是柏拉图所称谓的“真正的国家”和“健康的国家”。这样，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分工本身所固有的特征，那就是“整齐划一”。
在国家阶级基础理论中，柏拉图作为奴隶主贵族思想家，严格地捍卫等级森严的阶级构成。他根据人类的本性和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把理想国中的公民划分为三个等级，即管理国家的统治者、保卫国家的军人和专事供给公民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劳动者。这三个等级是有着优劣之分的。他借用神谕之手把这三个等级规定为分别用金、银和铜铁做成的，并且这种等级终生不变、世代相传。他认为，这三个等级的公民各守其位、各谋其职、各尽其能才是真正的国家正义。可见，在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中，存在的只是金字塔式、层次分明的社会各阶级，因材定份、循份服职的正义国家才是他的理想。
既然柏拉图认为壁垒森严的等级划分制度是建构理想国家永恒的正义原则，那么就必须实行所谓的哲学王的统治来贯彻这一原则。他在《理想国》中指出:“国家与个人，不经哲学家治理，决无希望可言，而吾及之理想之国亦无实现之日。”[28]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当国王，或者是国王成为哲学家，才能把国家治好，否则理想国永无实现之日。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柏拉图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他主张对第一、第二等阶级的儿童实行统一的教育管理，为理想国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同时，柏拉图主张在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中，对第一、第二等级实行财产和亲属的公共制度，也即“共产制”。他认为私有制是违背城邦正义原则的，必须以绝对的共有制的原则来改造社会，最终力求在财产和亲属所有制形式上实现绝对的划一，这种哲学王统治下的共有制思想与柏拉图一贯的国家形象思想相吻合。
总之，柏拉图一方面试图维持森严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谋求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各等级的团结，这两个方面共同促使“整齐划一”的国家形象成为其国家学说最突出的特点。但不可否认，这种国家形象思想是克服当时希腊面临政治纷争造成的危机的现实需要，它也体现了柏拉图对维护奴隶主贵族城邦统治的良苦用心。但显然，柏拉图的这种国家形象思想只是一个实现不了的空想。
2．亚里士多德:“多元和谐”的国家形象观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由于他学识渊博以及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曾把他称之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29]，恩格斯也认为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30]。《政治学》是体现亚里士多德国家思想的最主要著作。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生活在希腊城邦巨大的动荡和严重的危机时代，自由贫民与富有奴隶制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共同的时代特征使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自然而然也是为奴隶制国家的存在、巩固和发展作理论上的辩护。但是较之于柏拉图“整齐划一”的国家形象思想，亚里士多德则崇尚于一种“多元和谐”的国家形象思想。
在《政治学》第一卷的第一章，亚里士多德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国家的目的和起源。他指出，一切社会团体的目的在于达到某些“善业”，国家作为最高最广泛的一种社会团体，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最高最广泛的“善业”，而“善德就在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31]。随后，亚里士多德又从国家的目的出发，阐述国家的起源。他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32]。也就是说，人类与其它动物不同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和群性(即社会性)。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两性的结合、家庭的出现，还是村坊的产生、国家的形成，都是人类本性的展现，而国家则是人类本性发展的最高阶段。显然，在国家的目的和国家的起源上，亚里士多德坚持一种自然生存论。他强调在实现国家目的的“善行”上应该坚持“中庸之道”，顺其自然发展;在国家的起源上，他强调一切依照自然，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多角度发展、多层次需求、多阶层融合的“多元化”就成为了亚里士多德国家形象思想的主要特色。
在阶级的构成上，亚里士多德否定了柏拉图壁垒森严的等级论。他认为，既然国家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类最大的“善业”，那么国家的建立就必须以达到公民的幸福、和谐为目的，也就是他所说的“行于中庸”。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六大阶级”划分论。但是这“六大阶级”的界线和地位是具有可变性的，而且变动的依据是公民的年龄大小和财产多少。这样，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里，各阶级就处于一种比较宽松、和谐的状态，整个城邦也就呈现出一种自由、平等的形象特点。
在所有制的形式上，亚里士多德倡导的是私有制。这种私有制是“产业私有而财产归公”。因为亚里士多德出身于中产阶级，他反对极贫极富。他认为这种所有制“在某一方面归公，一般而论则应属于私有”，这样才能兼顾公产与私有两方面的利益，从而保持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由此可见，对于国家中不同阶级公民生活的多样性和其对财产所拥有的差异性，亚里士多德是持肯定态度的。
总之，与柏拉图那种严格社会分工、各得其所、安分守己的哲学王统治的国家形象思想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形象思想贯穿着许多折中主义的观点。他试图调和奴隶主内部贵族与平民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城邦各阶级处于一种宽松、平等的发展状态，使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多元和谐”的形象。这种思想在当时应当是被视为比较进步的。但毋庸置疑，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国家形象思想与柏拉图的国家形象思想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挽救奴隶主统治的危机，为了避免“内战频起而国无宁日”，最终巩固整个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显然，在当时那种奴隶主与民众之间矛盾激化的时代，这种折中的国家形象思想只能是一个幻想。并且，他们两者的国家形象思想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伦理国家形象观，他们把国家的阶级实质——暴力镇压机器，掩盖在精神现象和活动中，并冠之于“善业”，这就为血淋淋的奴隶主王国“披上了爱的外衣”。这种虚伪的国家说教后来被恩格斯称为“习惯性的伪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