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都深受苏联的影响。但在这个过程中，向来具有浓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情结的毛泽东，一方面认真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一）“以俄为师”的思维惯性

    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俄国（苏联）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是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就是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的政治纲领、组织形式都是从苏共那儿学来的。所以，毛泽东对于十月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曾有过明确的描述。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16]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毛泽东继续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17]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离不开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党。所以，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8]这表明，苏联经验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从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上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然处于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启动阶段，但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前途命运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美国学者费正清对此指出：“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为解决从晚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化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这时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控制权，尤其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19]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又成了一个崭新的课题。

    厚重的历史渊源，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仿效苏联”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时，在我们不少同志的心目中，一提起苏联的经验，是很有一些肃然起敬、钦慕不已的味道的。”^[20]当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苏联也几乎是当时唯一能够向自己提供现代化建设经验和经济援助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比中国希望得到的要少很多，而这样援助的政治含义又比预期要大得多，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工业发展中，它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21]所以，毛泽东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22]“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23]

    对于苏联经验，毛泽东还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给予了肯定。在1953年2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我们的唐三藏曾到印度取经；在近代1894年到1911年那一段时间，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掀起过一个很大的高潮，“但是我讲的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较现在我们学习苏联的规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效应，那是要差得远的”^[24]。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仿效苏联模式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符合逻辑的选择，也是符合历史的选择。

    （二）毛泽东的警醒与“以苏为鉴”

    历史地看，苏联模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确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国家组织形式、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现代的军事技术和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25]，也为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提供了有益帮助。但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别国的情况。事实也确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仿效苏联模式造成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毛泽东后来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仿效苏联模式时说道：“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26]特别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和东欧现代化建设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使得毛泽东更是敏锐地察觉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并下定决心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7]美国学者施瓦茨对此提出，早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已“从根本上意识到，斯大林的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意识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意识到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地加以利用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28]。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进行广泛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开篇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9]“十大关系”即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十对矛盾”，归结起来实际上是一对矛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与中国国情实际的矛盾。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论及《论十大关系》时认为：“所有这些，展现了党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而多方探索的生动景象。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道路，有我们自己的内容。”“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这一根本思想。”^[30]美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施拉姆也认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虽然没有拿出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固定模式来，即强调了各部门的关系，而不是从总体（经济）强调发展进程的动力，但它已经打下了走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适合农民和农村占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标志着毛泽东精心设计的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式的努力的开端^[31]。《论十大关系》为中共八大的召开提供了理论准备。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初步成果。

    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为开端，中国共产党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费正清在评价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指出：“1953—1957年间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国民收入平均增长8.9%。农业生产增长约3.8%，而全国人口只增加了2.4%。这可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一比较，它们的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2.5%。印度在本世纪50年代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不到2%。另一个指标是，1950年中国人均寿命为36岁，到1957年为57岁。小学入学儿童比率由20.5%增长到50%。总的说来，城市工资大约增加了1／3，农民收入增加了1／5。”^[32]

    但也要看到，由于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乏深入的研究，更缺乏足够的经验，以致在探索中已经获得的正确认识并不深刻，也不牢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虽有发现，但并没有在自己的实践中学会避免类似的错误，所以当国际上出现反苏反共浪潮，国内出现不稳定因素时，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都发生了逆转，使中共八大前后的有益探索受到冲击，正确的路线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倾的错误，因而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以致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挫折。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全面的拨乱反正，我们才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三）“以苏为鉴”背后的文化思维

    从“仿效苏联”到“以苏为鉴”的历史转变，反映了毛泽东对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勇气。而这一幕，同20年前毛泽东既强调“以俄为师”，又主张要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的历史情境是何等的相似。中国道路选择过程中出现的两次历史性转变，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支撑这两次转变的因素有很多，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维是一个关键性要素。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为之奋斗不已。但客观环境和自身认识的局限，使得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部逐渐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的倾向，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面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伤害，毛泽东逐步看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或苏联革命经验都不能给中国革命带来成功的希望，于是下决心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最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性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代表党中央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33]。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对于毛泽东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施拉姆曾评价道：“毛泽东确信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且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历史上的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的目的非常明确：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34]而在实践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思维的指导下，“农民革命”才逐渐取代了“城市革命”，“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战胜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并未放弃成功的历史经验，“一直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专政与人民民主等一系列问题”^[35]。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四个讲话提纲中多次写道：“要破除迷信”，要“敢讲、敢想、敢做”；“马克思、列宁都反对将他们的主义当教条”，“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丑的”，“教条诸公对我没有发言资格”，要“大讲特讲，破除迷信”^[36]。1959—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再次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7]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他善于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喜欢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深刻的政治理论，这为他独立探索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美国学者阿瑞夫·德里克在论及毛泽东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反映。“毛所进行的使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使民族利益或民族富强的考虑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相关性或社会主义主张有效性的标准，而是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化，即要使有效性社会主义学说成为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声音。”“本土化的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主义被融入了中国的大地之中，标志着社会主义理想在一种表达了民族理想的语言之中的再现。”^[38]

    毛泽东之所以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结合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浓厚的传统文化情结。李锐就曾分析认为，比较毛泽东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实际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大，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通观《毛选》四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四书五经到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尤其《资治通鉴》是常置案头的，跟人说过，他读过七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主要的思想土壤”^[39]。毛泽东对于古书的热爱，以及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灵活运用，曾令周恩来印象深刻。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周恩来评价道：“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40]阿里夫·德里克则在运用批判思想与结构主义方法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上打上了中国历史处境的烙印。”^[41]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全方位的汲取，为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养料。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伟人，与其本身长期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养分有着重大关联。

    但我们也要看到，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影响历史的进程。诞生于农耕经济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本就是个复合体，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毛泽东，一方面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另一方面也使他难以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影响。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时，就深入阐述了封建主义思想对党和国家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42]，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43]“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44]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部分，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和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

    比如在经济上，毛泽东大力倡导的人民公社，就深受传统文化中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晋曾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渊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奴隶史观，是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是理论的实践性原则等。中国文化传统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平均大同的社会理想，是用墨家精神改造了的人格道德价值观念，以及孙子的军事谋略思想等”^[45]。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构成了毛泽东大同社会理想的核心支柱，特别对晚年毛泽东的负面影响是十分突显的。

    对于毛泽东晚年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化言行，施拉姆曾分析：“在毛泽东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极端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例如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结论为基础的。然而，这些源于西方的思想虽然被奇怪地加以解释，并被作为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保留，但它们并没有抵消中国传统在毛泽东的思想和在中国政治制度中日益增大的影响。”^[46]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体现在实践层面，主要包括对“一大二公”的提倡，对工农商学兵一体化的构想，以及对社会主义货币交换的极力不满等，从而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