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建成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后的20多年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取得了反法西斯侵略的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成绩斐然，受到世界瞩目，苏联因而成为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国家人民心目中的灯塔和希望所在。在这样胜利的形势下，苏联理论界“左”的观点继续占了上风，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呼声高涨。在这种情势下，斯大林对理论界争论的若干重大问题于1952年发表了自己的系统意见，总的倾向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当时弥漫在苏联理论界的“左”的偏向。斯大林的观点集中表述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这是第一本系统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理论著作，它具有开创和创新的意义。其中，有不少正确的论断，也有不少片面的、不成熟甚至自相矛盾和完全错误的论断。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阐述了诸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公式;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性质和原因;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性质和范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级赢利”;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总危机等问题。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提及与市场有关的一些论述，评析其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影响。
斯大林的书名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似乎有其一国的特殊性，但实际上，它成了社会主义世界各国经济理论界的经典。自该书出版并译成中文之日起，我国大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内容就完全是对该书的阐释。给人印象极深的是，整本教科书看似一本“规律汇编”，诸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应当指出，斯大林正确地强调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他说，对于存在于我们身外的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人们只能“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他正确地批评那些在经济工作中妄图“消灭”经济法则和“创造”新法则的“冒险主义者”。
但是，斯大林自己并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客观性，没有“依靠”和“利用”它来为社会谋福利。他说不能“创造”规律、不能“改造”规律，但他自己却“创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论述，并把它“改造”成只具有商品的“外壳”，他“创造”的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没有“调节”作用，只有“影响”作用。那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受斯大林理论的影响，只承认消费品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说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只能起影响作用而不能起调节作用，于是，社会主义各国企业普遍不重视成本，没有也不可能实行经济核算，苏联赫鲁晓夫时期及其后的经济改革文献中，尽管反复强调企业要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实际上都是“完全的”一纸空谈。
斯大林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等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的“规律”，曾经指引着社会主义各国普遍实行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以致人民需要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长期得不到满足，“体制性供应短缺”(凭票证、排长队)成了社会主义各国的普遍现象。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大林似乎“发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表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可是，实际生活恰恰相反，苏联及当时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生产目的都是“完成计划”，苏联经济发展计划长期“重”重“轻”轻，即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军事工业，轻视民用工业，苏联的航天工业领先，但民用工业则相当落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常用的小型电子计算器、彩色照相机等都是罕见的稀有贵重物品。而且民用工业也没有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以致苏联工人抱怨说“我们还在用双臂甚至肚子去挪动杠杆，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们却只要轻轻地按一下电钮”。苏联在二战后没有跟上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技术水平(尤其是民用工业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从欧美考察之后，再到苏联一看，此类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斯大林还“创造”了“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的“经互会”组织自成体系，长期与世界市场隔绝。“经互会”组织不是现在所谓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它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市场，“经互会”国家间的交易不是等价互惠的。“经互会”实质上是苏联国内中央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在国际上的延伸，成员国出口企业同样是按照行政指令来分工生产的，基本上要服从当时苏联的利益，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利益。所以，“经互会”解体后，苏联终止了订货，东欧各国当时的产品就很难出口到世界市场去。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是由于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前者是高级的形式，后者是低级形式，在条件具备时，后者要向前者过渡。于是，当时的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急于过渡”和“穷过渡”的现象。
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总之，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要突破的主要理论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