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拨开云雾见日月：重新评价孔子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对孔子及传统文化的态度、政策和行动上犯过历史错误，但好在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自己、纠正自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政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在和平年代，它都能够不断地总结自己、反省自己，一旦发现错误，也能够自行更改。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建立在对自身错误的克服与修正之基础上的。1978年之后，孔子、儒家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开始获得了重新评价，学术界致力于大面积地纠正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开始以客观、公正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孔子与儒家的历史、思想与文化。孔子再次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而赢得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儒学研究也开始走上了健康的轨道，获得了新的生机。
从1978年到1983年，大陆学者的孔子研究主要集中在重新评价孔子思想的历史地位与正反面两方面的作用，这构成了这5年里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主题，报纸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讨论文章。1978年秋，《江西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了陈正夫的《关于孔子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从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孔子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孔子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孔子的哲学思想的确反映了一些客观实际，吸收了一些当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材料，具有进步因素[27]。1979年初，《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发表了周予同、贺卓君的《关于孔子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孔子在春秋时代能够看到人的作用、人的力量，而主张仁政、反对暴虐、反对殉葬，率先提出“爱人”的口号，表明他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家，绝不是什么梦想复辟奴隶制的“复辟狂”。严北溟的《真假批孔论》一文认为，孔子是一个改良派，这决定了他的学说中有保守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28]。《哲学研究》在1979年第11期上发表金景芳的《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文章反思了自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到新中国成立后批孔运动在方法上的错误，强调批判应该实事求是、方法对头，而不能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批判。以往的批判并不了解三个重要的东西：批判不等于否定、批判一个人物应该首先了解他，批判应当实事求是，结果往往只能是表面上轰轰烈烈，事实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29]。1980年春，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孔子再评价》一文，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与学术价值，影响了当时及若干年以后的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李泽厚指出，春秋战国是保存着氏族社会传统的早期奴隶制向发达的奴隶制过度时期，孔子思想是这一空前时代变革中某些氏族贵族社会性格的表现。孔子思想中所包含的文化—心理结构应该是解读孔子的一个路径。孔子是竭力维护周礼的，而周礼则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与系统化，这一套礼仪基本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与人民性。孔子的仁学思想是一个颇具实践理性特征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它至少包括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四个方面，在汉民族性格的塑造过程中留下了重要痕迹。儒家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在2 000多年历史长河中与封建主义的各种内容混杂在一起维护了封建社会的安宁与稳定，但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一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另一方面，它也有优点和长处，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它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经常发挥进步作用的传统[30]。1981年8月3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严北溟的《谈孔子的人道主义》一文。严北溟指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提整套以“仁”即人道主义为中心的学说体系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伦理学家，这种人道主义在当时的进步性表现在：承认奴隶也是人；主张仁政和德治，反对苛政聚敛，缓和阶级的冲突；仁礼结合，形成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统一体。儒学中的封建性糟粕理应批判，但孔子的人道主义乃是属于民族性、民主性精华的东西，它在历史上起的是提倡气节、鼓励奋发有为和丰富民族精神文化的积极作用[31]。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还召开了许多学术研讨会，话题往往都集中在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上。1980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在孔子的家乡，曲阜师范学院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孔子研讨会，围绕孔子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批孔与封建主义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1981年10月，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杭州联合举办宋明理学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石峻、冯契、孙叔平、王明、张舜徽、邱汉生等老一辈学者，也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刘述先教授，来自美国的陈荣捷、狄百瑞教授，加拿大的秦家懿教授，以及日本、联邦德国、瑞士、斯里兰卡的学者。会议论文集《论宋明理学》的“编者前言”指出，“宋明理学既有较多的唯心主义和封建主义糟粕，又在理论思维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代表了当时学界对宋明理学较为流行的评价[32]。1983年4月21日至25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发起召开了孔子学术讨论会，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集中讨论孔子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孔子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评价孔子的方法论、怎样把孔子研究引向深入等问题。在这些讨论会上，尽管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与意见不尽一致，但大家都把孔子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来看待，既区分了对孔子评价高的与尊孔，又区分了对孔子评价低的与反孔[33]。还区分了历史上的“真孔子”与历史上被改造和利用了的“假孔子”。经过这一时期的讨论与研究，相对而言，孔子的思想和历史地位获得了一个历史的、科学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孔子的历史面目逐步得以恢复，其形象也逐步清晰起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整个社会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非常值得我们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