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4.1.1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在打破了过去国家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后起步的。我们肯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然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搞活地方经济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职能。在过去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国民经济常常陷入一种“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一死又放”的恶性循环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不断地深入人心，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的市场疲软，说明了这种发展的结果。当然，市场疲软的原因很多，比如流通不畅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市场的相对饱和。但糟糕的是，在搞活地方经济的幌子下，一些有损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也逐步地滋长和蔓延开来，这方面的表现很多，在此我们只能做一些粗略的扫描。

    自从1992年中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以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深深地认识到，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政府转换管理职能，实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个方面必须同步进行，否则国有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是断难成功的。要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政府就只能是像竞技场上的裁判员一样的宏观调控者，而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政府究竟应如何转换管理职能?究竟应如何履行自己的经济管理职责?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有很多。然而，根据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无疑“大社会小政府”是一种可行的参考模式。也就是说，政府必须从许多不该由其履行的职能中退出来，从而真正扮演好市场经济仲裁者的角色。

    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优胜劣汰，然而在我们的许多地方却并非完全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市场机制发育尚待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管理中人为因素太多，基本上仍然是一种以人治为主的管理。许多经销商和消费者都记得，曾几何时，烟酒等许多厚利商品的不同品牌都是有特定的销售范围的，不管消费者是否喜欢，也不管质量好坏，只要有利于地方财政创收，属于当地生产的一律大开绿灯，不是当地生产的，对不起，请你让出市场，这无疑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我们再来看一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几次经济大战⁽¹⁾。

    第一次经济大战，主要是地区间的原料大战，大体发生在1985年到1988年之间。这一场大战是从羊毛战开始的。1982年，中国的羊毛生产在达到了顶峰之后开始逐年下降，到1985年直降到1.78亿公斤左右，比1982年减少10%。而恰在这时，各地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对羊毛的需求量大增，于是，供求出现了很大的缺口。也恰在此时，中央取消了统一的派购体系，再加上财政包干制度的实施，于是，各地行政部门都开始绞尽脑汁地想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投资办厂，加工本地的原材料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同时采取措施限制原材料流入其他地区。于是，羊毛大战便爆发了。这场大战以新疆冻结羊毛出疆而告结束，然而由于羊毛大量积压，也使得新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继羊毛大战之后，到1988年，地方经济大战笼罩着中国大地。蚕茧大战、中药材大战、棉花大战、生丝大战、肥猪大战等等，虽无枪林弹雨，却也到处浓烟滚滚。

    第二次经济大战，主要是地区间的产品大战，大体发生在1989到1991年之间。1988年，国家开始治理整顿，各地经济几乎同时开始滑向萧条。于是，产品积压、市场疲软、资金短缺，各地纷纷行动起来封锁自己的市场——禁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一些省市专门制定了对付广东饼干、珠江水、川猪肉、浙蚕茧等产品的方法。各地关卡林立，戒备森严。湖北省襄樊市在1992年共设路卡376道，平均每9.4公里一道。当然，这次大战主要以产品为主，但并不是说就绝对没有原料战争。在局部地区，原料大战的烽烟依旧。如发生在榆林地区，波及陕西和内蒙两个省区的“绒毛”大战，发生在黄山地区，波及安徽和浙江两省的“蚕茧”大战等。

    第三次经济大战范围更广，涉及面更宽，不仅有商品大战，而且有政策大战、项目大战和开发区大战。第三次经济大战发生于1992年以后，这时中国经济开始步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轨道。于是，各地政府纷纷出动，或者大举兴办开发区，竞相提供减免税等优惠条件，或者下放项目审批权限，到处拉项目、争项目。政策大战又进一步诱发了原料大战和产品大战，典型的比如北方的“棉花大战”、广西的“松脂大战”、西北的“羊绒大战”、海南的“甘蔗大战”、江浙的“蚕茧大战”、新疆的“奶源大战”、沿海地区的“建港大战”以及中南地区的“资金大战”(比如高息揽储，当时有的年息甚至高到20%)等等，不一而足。

    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很多，除了上述提到的以外，还包括:(1)消极应付式的。在对待中央新出台的政策上，一些地方的领导认为，谁先改革谁吃亏，以稳定大局为借口，迟迟不将新的改革政策付诸实践。(2)盲目发展型的。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全局性的资源浪费和生产能力过剩，在地方项目投资上盲目布点，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复引进、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使得生产能力和自然资源大量浪费。(3)保护落后型的。对于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往往采取以强帮弱、以大帮小和以富帮穷的行政手段，实行输血政策，而不予破产，这实际上是一种抽肥补瘦、劫富济贫的做法。(4)越权式的。在发展政策上，一些地方违反中央政策，擅自制定对内对外的经济优惠政策，比如超越权限制定开发区优惠政策，导致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受挫，国家大量税款被偷漏，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还有税收中、执法中、走私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等，真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