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
从逻辑实证主义到逻辑经验主义的过渡和发展，是一种从实证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这个变化的特征，就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们逐步地放弃了从孔德到马赫的实证主义传统，趋向于休谟和密尔的经验主义观点。他们把这种经验主义称为‘新经验主义’，或者‘逻辑经验主义’”[19]。这种转变，也反映了卡尔纳普和费格尔等哲学家个人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也体现了哲学家所处的当下语境对其思想的影响。如卡尔纳普的思想变化，他在大学时受到新康德主义教育，后来受罗素、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接受了现象主义，之后由于现象主义遇到了困难再加上纽拉特的影响而转向了物理主义。
逻辑经验主义在许多问题上与逻辑实证主义保持一致，如强调现代数理逻辑的重要性、反对形而上学、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物理主义等。但二者在一些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的立场，就某些具体问题的关注度也不同。下面就逻辑经验主义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概括为四个方面。[20]
（一）科学实在论立场
克拉夫特指出，“向逻辑经验主义过渡的最重要的建设性的方面也许是我们观点中日益突出的经验实在论或科学实在论的因素”[21]。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立场。逻辑经验主义者信任因果规则，认为不可观察到的物理对象和事件只要能够通过自然规律和可观察到或者经验到的事实相联系，就可以确定它们的存在，包括疼痛、快乐等心理感觉，以及原子、电场等理论实体。在《经验和预测》中，赖欣巴哈曾设想了由透明的墙围成的“立方体世界”。立方体之外鸟儿的影子，投射到了立方体内的天花板上和其中一面墙壁上。他认为，被禁闭在立方体中的观察者，可以通过观察天花板和墙壁上的影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推断出立方体之外鸟儿的存在。
（二）概率论的意义理论
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把一些有意义的，但是不能够得到经验证实的命题排除在了科学之外。逻辑经验主义看到了这一不足，放宽了意义标准，采用可检验性来代替证实。赖欣巴哈从概率的视角阐发可检验性。他把意义理论分为两种，即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真理的意义理论和概率的意义理论，主张用后者来代替前者。概率的意义理论认为，任何命题只要有可能权衡其概率，就有意义，不一定判别其真伪才有意义。赖欣巴哈对概率情有独钟，甚至把逻辑经验主义的新阶段称为“概率经验主义”（Probabilistic Empiricism）。卡尔纳普在后期放弃了严格的可证实性的要求，提出了可确证性，总的来说是赞同赖欣巴哈的观点的。卡尔纳普的确证性亦是一种逻辑概率，“不可能有绝对的证实，只可能有逐渐的确证，这个看法有时是以这个方式表述的：一切语句都是概率语句”[22]。对于卡尔纳普的修正，赖欣巴哈认为，“通过这个转变我和卡尔纳普之间以前经常成为论题主题之一的一个旧差别已经减少了许多”[23]。亨普尔批评了波普尔的意义标准，认为证伪原则仍不能令人满意。他认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一个科学的假设才能被实验的发现所证实或否定。对于大多数的科学假设，只能说它们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得到实验材料的支持。因此，他提出，“逻辑经验主义用经验内容或经验意义的所谓的可检验性标准来解释经验主义的基本学说：一个陈述，只有在它可以被观察句子（描述由观察直接确立起来的发现的句子）所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检验的时候，才做出一个有关世界的论断”[24]。
（三）科学解释
逻辑实证主义反对科学解释，而逻辑经验主义是支持的，将它认作是科学的任务之一。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实在论，承认因果性，坚持科学解释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成果。奥特认为，赖欣巴哈是第一个发展非宿命论因果关系理论的现代哲学家，他在《世界的一般结构与过去和现在间的差别》中首次提出了非宿命论的因果关系理论。在谈到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差别时，赖欣巴哈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者不承认科学解释以及根植于其上的科学预见，他则认为科学预见是科学不可忽略的重要功能。后期的卡尔纳普信赖因果关系，十分重视科学解释和科学预见。在谈到科学规律的作用时，他认为，“答案是双重的：它们用于解释已经知道的事实以及预言尚未知道的事实”[25]。逻辑经验主义后期的主要代表亨普尔也肯定了科学解释的重要作用，指出：“对物理世界的各种现象进行解释，是自然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26]他否定了通过神话和隐喻的方式来对周围世界的多样性进行解释的传统路径，认为它们对于科学来说是不适宜的，继而提出了科学解释的解释相关要求和可检验性要求这两个原则，以及演绎—律则模型（D-N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