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种常见的宣传方法
宣传方法，较为通常的说法是西方有七种，中国也有七种。其实，使用中恐怕很难分出西方还是东方，东西方文化已经融合两三百年了，但在源头上，西方和中国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1．西方常用的宣传策略或技巧
第一，加以恶名（又叫“标签法”，name－calling）。即给一种观点（或人物、事物）贴上坏标签，使人们不经验证就对某种观点、某个人、某一事物持反感态度并加以谴责，例如“民族败类”、“反动派”等等。
使人们“不经验证”，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对生活中遇到所有的事情都进行非常认真的思考，往往是一种直接的反应，而这种反应是不用验证的。使用不好的概念，加于某个事物或某个人，然后再做进一步的不好的解释，于是你就对这个事物形成了一种认识。再以后，你遇到同一个事物或同样事物，脑子里根本不会再进行思考分析。就像美国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当道，只要说某某人是“共党分子”，马上就认为这个人不好。
第二，美化（又叫“光晕效应”，glittering generality）。即把某种观点（或人物、事物）与一个美好的词联系起来，使人未经验证而接受、赞许某观点、某人、某事物。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例如“有路必有丰田车”这句广告词，把丰田牌小汽车与四通八达的概念联系起来，以后人们买车，就想到丰田车。“IBM誉满全球”，也是一样，把美好的概念与IBM公司联系起来到处说，时间长了，人们就会不经检验，自然而然认同这种观念。美国前总统里根要加强军备，给军事方面的经费很多，遭到了很多主张和平人士的反对，于是他就给他的计划加了一个非常好听的说法，叫“重振美国军威”，这样一个美好的概念与增加军费的计划联系在一起，说得多了，人们往往就对这种东西不加验证地接受了。在广告宣传上，这是一种很有效的传播方法。
第三，假借（transfer）。即以某种受人尊敬的权威、公认的信誉加之于另一事物之上，使后者更易为人接受。
图9－2 苏联小说《马特洛索夫》1998年中文版封面
“假借”在中国的宣传中，使用频率很高。比如，过去我们对雷锋的宣传非常成功，已经变成了一个定型的形象，说×××是“活雷锋”，这就是假借，借已经出了名的雷锋的名字来宣传现在的一个不知名的人。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一部电影叫《普通一兵》，其中有一个人叫“马特洛索夫”，这是一个真人，是苏联红军战士，在二战中堵枪眼牺牲（图9－2）。黄继光的事迹出现以后，新闻记者马上就想到一个宣传的词语：“马斯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这个标题在宣传方法上，就是假借。黄继光出了名，在1979年中越边界反击战中，我们有一位英雄叫杨朝芬，他不是用胸口堵枪眼，是用膝盖堵枪眼，算好了爆炸的时间，到爆炸一瞬间，一个翻身就滚下来了，把敌人的暗堡炸了，他活下来了，但是他残废了，因为暗堡里的敌人用刺刀刺坏了他的膝盖。于是，当时我们的记者想到的新闻标题是：“黄继光式的英雄杨朝芬”。这种标题在宣传上也是“假借”。杨朝芬的英雄行为与黄继光的英雄行为有相似之处，于是就会出现第二轮的“假借”。
这种情况在商业中也很多。一个人有名了，与之类似的人叫××第二，或叫小××。“假借”宣传的成功率较高，其性质有些像我们的一句成语“凿壁借光”。也有从反面假借的，如说某人是希特勒式的人物，说明某人很坏。
第四，现身说法（又叫“佐证法”，testimonial）。即请某个受尊敬的或被憎恨的人来评价某个观点、产品、人物的好坏。
这是广告中经常使用的宣传方式。例如请某个受尊敬的人来评价某个产品。政治宣传上也经常这样做，我国解放的一段时间内组织的“忆苦思甜”，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现身说法”宣传。人们诉说过去怎么怎么苦，后来共产党来了，给我们分了田地，感谢党感谢政府，等等。现在关于某位典型人物事迹的报告会，也是一种“现身说法”，由当事人（如果活着的话）和他的亲人、同事，上、下级等等来讲述其事迹。这种方法如果只讲一次可能还比较真实，如果一场一场地巡回讲演，可能会影响传播效果，因为感动和流泪是不能重复再现的，否则就变异为表演了。
图9－3 广东高州，农民们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吃“忆苦饭”（1968年）
第五，以平民百姓自居（plain folks），即说话人企图让人们相信他和他的观点都是好的，因为它属于人民，来自普通的老百姓。
这是西方国家流行的一种传播方式，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宣布：我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样，他才能拉到选票。最著名的是19世纪的美国总统林肯，他出身于石匠，当过伐木工人，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他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于是林肯在竞选时为了拉到工人的选票，称自己是“伐木者林肯”，结果拉到了很多选票，终于赢得了大选。工人选民的心态是，他的出身和我一样，他可能会代表我。他当选总统后，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给他去了一封祝贺信，称他是美国工人阶级优秀的儿子。你看，连马克思也接受了他竞选的宣传。
图9－4 伐木者林肯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时候，他没法说自己是平民百姓，于是强调自己的爷爷是卖火鸡的，也就是强调自己出身于穷人血统，显然，这一招是千方百计地贴近百姓，赢得选票的宣传方式。
第六，洗牌作弊（card stacking）。即选择并运用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论证，以使某个观点、方案、人物、产品处于最有利的或最不利的情况之下，即宣传者一面倒地美化或丑化某一对象。在表扬己方的时候，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说；在批评对方的时候，只挑对对方不利的东西说。这也是西方政治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宣传方式，这种方式容易在道德层面被人谴责，有些不得人心了。
第七，号召随大流（又叫“巡游花车法”，bandwagon）。即企图让人们相信，我们所属的那个群体都已接受他们的方案，人人都如此，你也如此吧！
西方国家的选举中，常用这种宣传方式。例如街头出现一些标语：“我属于人民”、“人民选择我”。至于人民是不是真的选择他了，不知道，他就是要给人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人民已经选择我了，你也选我吧；大家都相信我了，那你也相信我吧。在商业上也经常使用这种方式，比如说“可口可乐誉满全球”这个词，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全球人都在喝可口可乐，你也跟着喝吧。“有路必有丰田车”也有这种含义，就是号召随大流。这种传播方式充分利用了人的从众心理，它能造成一种氛围，认人相信这种说法是真的。
以上是1939年美国宣传分析研究所在其编辑的《宣传的艺术》中概括的常用宣传手法[9]。
2．中国常见的七种宣传策略和技巧
第一，“最大—最大”策略。这是指在你我双方的关系中，强调增加我的利益，同时也会增加你的利益。
这是我们共产党使用最多的一种策略，而且非常有效。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打倒蒋介石，保卫土改成果”。这句话里面，“打倒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共产党的最大利益，而“保卫土改成果”是农民的最大利益，因为刚刚打倒了地主，分到的土地不能丢失。这句口号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你想保卫你的土地吗？那就去打倒蒋介石。于是，大家都踊跃参军，去打倒蒋介石。这就是一种宣传策略，强调将双方的利益结合起来。
20世纪50年代初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时非常流行，也是很典型的两个“最大”策略的表现。为什么呢？“抗美援朝”，是当时国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策，这是国家的利益，要到朝鲜去打美国人，必须号召大家都去打仗；“保家卫国”是关键的一句话，你想保家吗？那你就到朝鲜去打仗，不然的话，美国鬼子就会打到中国大门里来了，你的家就没有了。“保家”是个人的最大利益，“卫国”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两个利益结合起来，于是，就达到了最大的宣传效果。50年代的时候，到处都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有很多这样的标语。大家看这个1953年的年历，上面的口号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的同龄人中，很多名字是“保家”、“抗美”、“援朝”，就是那个口号影响时代的产物。
图9－5 1953年的年历卡
和平时期，比如银行里面经常贴着的一个标语“参加储蓄，利国利民”，这样的口号也是两个最大，参加储蓄就是存钱，存钱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利国，是国家的最大利益，利民，是个人的最大利益。
第二，求同存异。在双方的关系中往往会有很多的矛盾，为了与对方达成一定的和解，就需要强调“同”，双方总有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暂时调和一下，不要跟对方去争。
最早使用该策略的例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触龙游说赵太后的故事。触龙想说服赵太后，把她的儿子送到别的国家去做人质，以保证自己国家的利益，赵太后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不肯送去，说不通。后来，触龙就找到他们的共同点：我们都有孩子，都爱孩子，然后讨论到怎么爱孩子？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当赵国国君的，如果现在不为国家冒点风险（立功），将来如何让国民信服国君呢？最后赵太后被说服了，同意将儿子送到别国。大家都爱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求同”——找我们的共同点，然后再存异。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说服方式。
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较为典型的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领海的争议时，我们采取的是“搁置分歧、共同开发”的政策，这句话的实质，就是求同存异。包括南沙群岛、钓鱼岛的处理，这两个问题都显示出了中国的宣传策略。南沙群岛的岛屿和礁盘，被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文莱等分别占领了一些，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由中国的台湾当局控制，中国大陆派兵占有其中的七个礁盘。我国在声明中坚持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立场，现在解决不了，以后再解决，这是“存异”；同时我们强调共同开发，这是“求同”。钓鱼岛也是这样，我们说是我们的，日本说是他们的，有冲突，争论先搁置起来，我们强调共同开发（求同）。这种方式在外交上，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人际之间为了达成一定的协议，有的时候也要用这种传播方式。
第三，无我策略。在宣传上不直接讲出宣传者的意图，强调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我的利益，仿佛不是为了“我”。这也是经常采用的宣传方式。其实，无我策略中是有我的利益的，只是为了让别人跟着我走，而强调没有我的利益。比较典型的宣传方式，如“老三篇”里的《为人民服务》，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里的“完全”、“彻底”，就是完全没有我的利益。包括我们号召学习白求恩的口号——要做“五个人”：“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不管怎样，这种“无我策略”的宣传方式在实际宣传中还是有效的，尤其是在一些利益分配中，如果当事者突出我没有得到利益，往往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是否完全没有自己的利益，是另外的事情，宣传上是成功的。
第四，“小骂大帮忙”。历史上曾把“小骂大帮忙”作为新记《大公报》的一种传播策略，《大公报》经常刊载一些文章批评国民党，但是在根本利益上它是帮国民党忙的。尤其是在多个派别之间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一些派别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形式就是“小骂大帮忙”——为了给第三方看，仿佛我们俩有矛盾，实际我是在帮你的忙。现在考证，似乎《大公报》不是这样，是真骂。不管怎样，这种宣传方式是有的，多少带有厚黑学的成分，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而且生活中也经常运用。
第五，适可而止。中国有个文化传统：“中庸”，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得太极端，太极端往往就缺少退路。中国还有一句俗语：事不过三，好话坏话都不要说过三，在宣传上即“见好就收”。
这方面，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就是由于违反了这个传统，而总是不得好报。她和第二个丈夫生了个儿子，先是丈夫死了，接着儿子又被狼吃了，就只好回到鲁镇，诉说自己的丈夫如何死了，儿子如何被狼吃了，好苦啊，四婶同情她，鲁四老爷因为雇女工困难，答应她留下来的，继续做老妈子。然而，她后来看见人就诉说她的家在深山里的故事，开始的时候都很同情她，后来，大家看见她就躲，为什么？祥林嫂说得太多了，没完没了地重复，什么事都得见好就收，事不过三，她违背了中国这个传统的宣传方式。中国的“中庸之道”，就是“适可而止”宣传策略的理论基础。
第六，微调。即在宣传上不出现过大的变动，慢慢地调整。微调这种宣传方式，最近这些年比较强调。朱厚泽1985—1987年任中宣部长的时候明确提出过宣传上“微调”的要求，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政策实质上有180度的大转弯，过去是否定的可能现在要肯定，过去是肯定的可能现在要否定。然而，宣传上如果大转弯的话，人们无法接受，而且也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危险，影响社会的稳定，于是就提出了“微调”的宣传策略。
比如过去某个政策是错的，你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个政策是完全错的，你说这个政策有点差误；等到有点差误这个观点被人们接受了，然后再说这个差误可能还比较大，等大家都接受了；最后，再说这种政策是完全错的，于是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最后的认识转变。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不要说得太彻底，宣传中慢慢微调，让人们的观念在不知不觉中转变过来。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事情要慢慢来，不能着急。
这方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好法官谭彦（现在已经逝世）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带病坚持工作，而且病得很重。带病坚持工作，说明他工作的单位领导对员工不关心，明明人家生病了你还让人家工作，外国人看了这样的事情，会说中国不讲人权。我们过去几十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要表扬一个人，一定是这个人病得都快死了，还要坚持工作，这才是好，这种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
当时《人民日报》先发了一个评论，肯定谭彦是个好人，接着提出问题——谭彦的领导为什么不为谭彦着想呢？那篇典型报道说：他的办公室在四楼，他每天都要迈着沉重的脚步爬上四楼。为什么不把他的办公室从四楼搬到一楼呢？这是第一步，《人民日报》这个评论没有说这样的报道不对，而说领导要关心谭彦身体。这种说法很有理，于是谭彦的领导就把他的办公室从四楼搬到了一楼。后来《人民日报》的评论再说，既然他有病，为什么还让他工作呢？应该让他到医院去休养。这样一步步地，最后才说：不要宣传带病坚持工作。这就是微调，是一种宣传策略。
第七，强调移情，扮演角色。让你设身处地为他人想想，如果你处在他的位置，你会怎么办？这种说服方式，在心理学上叫移情，也是一种宣传策略，让你能够理解别人。
上海的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报道过一个事情，叫《一日厂长》，一个工厂的厂长为了让工人都理解他，想出一个办法：让每个工人轮流，到他的办公室当一天厂长，他坐在旁边指导他怎么当厂长，工人们都感觉到，这个厂长是不好当，好累。这样，厂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就搞得很融洽。这个“一日厂长”活动最后没有坚持下来，不管怎样，这个做法就是一种强调移情的宣传策略，让人站在别人角度去体会，这种宣传策略往往使双方之间更容易沟通和理解。
中国式的七条，加上外国式的七条，大致构成了宣传的主要的方式方法。
关于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前面讲过了，这里还要再强调一下，因为我国长期以来，把新闻和宣传看作是一回事。
如果把“新闻”理解为“新闻的传播”，那么二者都是传播信息的行为，但又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它们的出发点、表现方式和归宿都不相同。
传播新闻是为了满足受众获知新消息的需要，宣传是为了满足宣传者输出观点的需要；新闻是叙述事实，宣传是灌输观点；新闻传播的结果是受方晓其事，宣传的结果是传方扬其理。在中国，为什么新闻和宣传长期混同呢？因为，中国常常以新闻的形式宣传某些事情，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不要事事都这样做，不然，我们的新闻就没人接受了。在实际活动中，二者常常相互渗透，有交叉的地方。新闻中可能有宣传的成分，尽管你客观报道，但是只要你提到了某件事情，实际上就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了。
宣传有的时候也需要以传播新闻的形式达到目的。如果要想宣传某种观点，你不要说这个观点好啊好啊——这叫直接的、公开的宣传；你可以采访某个相关的人，让他来说某个东西很好。你报道这个人，是新闻采访，形式上是新闻，实际上达到你想要宣传某个观点的目的。这两者有的时候是相通的，但是性质上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想，既然我们做的是新闻工作，我们要做的事首先应该是传播新闻，新闻是报道事实的，不能把宣传提到新闻前面，什么都要让新闻传播服务于宣传，这样做得太多了，就等着挨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