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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组织为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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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组织为几人

    国际恐怖主义

    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威胁世界安全的重要的全球性问题。无论是处于动荡之中的欠发达国家,还是政治、社会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恐怖主义浪潮的冲击。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恐怖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制造全球不公正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但实际上,俄罗斯、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摩洛哥和印度都曾经遭到恐怖袭击,而这些国家都算不上西方发达国家。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也是恐怖活动的受害国。最近十几年来,新疆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即东突“三股势力”)在中国境内外制造了260多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无辜群众、基层干部和宗教人士等160多人丧生,440多人受伤。他们在中亚、南亚地区比较活跃,宣传宗教仇恨思想,鼓吹“圣战”,公开号召中国境内极端分子通过爆炸、投毒等手段,针对幼儿园、学校、政府等目标制造恐怖事件或袭击中国武装力量和政府部门[22]

    不过,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还没有对如何定义“恐怖主义”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由此,世界《全面反恐公约》一直未能达成。尽管如此,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人们对恐怖主义认识的深入,国际社会有关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正朝着共识越来越多、分歧越来越小的方向发展。本书参考政界和学界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概括其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将恐怖主义定义为:暴力实施者(国家、亚国家集团、秘密代理人)基于政治目的,对非战斗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其目的是在公众中制造恐惧[23]

    根据这个定义,恐怖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是恐怖性,恐怖分子采取暴力手段的目的是引起社会大众的恐惧。而恐怖分子之所以能在民众中产生恐惧并不在于它的杀伤力,而在于它的无目标性、随意性,以及媒体对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恐怖事件的即时报道给人们心理造成的巨大反应。

    第二是政治性,恐怖主义行为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因为它针对的通常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是一个民族、种族、教派等,目的是迫使其做它们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改变政治态度或内外政策等。这一点是恐怖主义与刑事犯罪的一个重要区别。

    第三是组织性,所谓“主义”一般都是指一种系统的、持续的和有组织的行为。恐怖主义活动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发生后一般还有“组织”来“认领”。

    第四是打击和伤害平民,使民众向政府或所在团体施压,改变既有的政策或态度等。虽然恐怖分子有时也会袭击军人,但一般是在非战斗状态下的军人,如休假的军人。针对政治和军事目标的攻击也可以制造恐惧,但那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传统战争行为。

    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暴力形态,其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如有暗杀、劫持人质、爆炸、劫持交通工具、武装袭击、生化袭击等。尽管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主要是因为“9·11”事件,但恐怖主义绝不是近期才突然冒出来的事情。恐怖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通过劫机来宣扬他们的要求,如1973年12月,阿拉伯恐怖分子在罗马机场袭击一架美国飞机,杀死32人,要求释放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只不过当时恐怖主义给人们造成的恐惧和国际影响力没有现在这么大,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遭受过恐怖主义的重大袭击,所以人们才不怎么把恐怖主义当回事。冷战结束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制造恐怖、引起社会恐慌的便利条件,如媒体的即时、自由报道可以使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恐怖事件在瞬间内传遍全球,这无疑为恐怖主义组织做了宣传广告,达到了恐怖主义组织所期望的效果,由此才使恐怖主义成为威胁世界安全的全球性问题。

    根据恐怖主义的实施主体和政治目的,可以把国际恐怖主义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国家恐怖主义,即由国家秘密行动人员或国家鼓励、资助的人员直接执行的恐怖活动。比方说1989年洛克比空难事件。当时一架波音747喷气式客机上的259名乘客全部遇难,洛克比小镇上的居民也赔上了11条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1991年11月14日,经过近3年时间的调查取证,美英两国宣布了洛克比空难的调查结果:空难是由两名利比亚情报人员制造的,他们将藏有炸弹的行李从马耳他送上了飞机[24]

    第二种是民族分离主义导致的恐怖主义,可以简称民族恐怖主义。许多存在民族分离倾向的地区都有恐怖主义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本国内部,但也跨越边境到达周边国家,或在其他国家建有基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1/3的恐怖主义属于民族恐怖主义[25]。俄罗斯车臣分离主义势力、北爱尔兰共和军、库尔德工人党、泰米尔猛虎组织、西班牙的“埃塔”乃至中国新疆地区的“东突”都是具有分离主义色彩的恐怖主义活动。

    第三种是极端宗教信仰的恐怖主义。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后,宗教已不再是导致国际冲突的主要因素。但宗教差异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或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利用,便很容易激发出恐怖主义行为。这种具有极端宗教信仰特点的恐怖主义有着与现代世俗社会不同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对它们而言,暴力是一种神圣的行为,是在履行神的旨意。基地组织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本·拉登认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因此他向阿拉伯世界呼吁:“杀死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平民或军事人员——是每一个穆斯林的责任,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可能,穆斯林就应该杀死他们。”[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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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1 土耳其遭受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袭击

    自从“9·11”事件爆发之后,如何认识和评价恐怖主义一度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和舆论热烈讨论的话题。有两种观点特别引人注目。第一种观点认为恐怖主义滥杀无辜是非理性的行为,恐怖主义分子都是缺乏教养、没有正常思维、蔑视人类生命权利的“疯子”,不能以常理揣度。第二种观点认为恐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正义性,因为不少恐怖主义活动的目的是要争取民族独立或者反抗压迫,造成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公正,发达国家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完全是咎由自取、因果报应。

    以上两种观点都存在偏颇。就第一种观点而论,恐怖主义并非是没有理性的荒谬行为。因为恐怖分子往往是有理智的、精神正常的人,有些甚至还在西方国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之所以选择恐怖主义作为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手段,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强烈不满,甚至感到绝望,并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驱使;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无力正面对抗强国或政府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恐怖活动具有低成本、低风险和高收益的特点。“9·11”事件中,恐怖主义组织只牺牲了十几个成员,却换来整个国际社会的恐慌。若基地组织倾巢而出和美国正规军正面交锋,恐怕不用半小时就被美国一窝端了,明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恐怖组织当然不会和政府正面冲突。

    第二种观点似乎认为只要目标正义,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从伦理学上讲,再高尚的目标也不意味着可以为此而使用任何手段。正义的目标不能用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相反,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目的的不纯洁。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恐怖主义”这种以平民为打击对象的暴力手段是对人权和人类尊严的非法侵犯,是对当代世界人类文明规则的公开挑战。即便恐怖分子个个都是深受压迫的“自由斗士”,他们的冤屈也不应由无辜的平民来承担。这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格宾派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就搞大屠杀一样毫无合法性可言。如果说,恐怖分子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弱者,那么恐怖分子直接伤害的对象——手无寸铁、毫无防备、与恐怖分子无冤无仇的平民应该是比他们更弱的弱者。对恐怖主义的同情实际上就等于对无辜平民的生命的轻视和蔑视。恐怖主义警示人们必须重视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世界贫富差距问题,但我们不能由此赞同恐怖分子以滥杀无辜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目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值得人们关注[27]

    首先,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之间出现横向联合的倾向,恐怖主义无论在组织的数量还是活动的影响力方面都在急剧上升。据美国国会2005年4月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球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约650起,是2003年175起的近4倍。美国对“重大”国际恐怖事件的界定有两个指标,一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二是经济损失超过1万美元,达到两者之一即是重大恐怖事件。不管以此为标准统计恐怖主义是否科学、准确,但我们从这个数据中可以看出,全球范围的恐怖事件的数量在上升,其杀伤力和破坏力也在增强。

    其次,恐怖主义手段多样化、高科技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超级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潜在威胁。恐怖组织在使用常规武器进行暴力活动时,还常常利用高科技手段,以增强恐怖活动的成功率和对人们的震撼力。如2004年发生在俄罗斯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车臣恐怖组织头目利用卫星通讯等设施,遥控了整个恐怖袭击过程。同年12月在西班牙7个城市几乎同时发生了恐怖爆炸,这表明恐怖组织的技术手段和协调能力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一些恐怖分子为了实现最大规模的恐怖效应,正在谋求获得诸如核武器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组织的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日益发达为它们获得这些武器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这种“超级恐怖主义”目前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它的巨大威胁是不容忽视的。

    再次,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大多数国家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目前,恐怖主义的活动是全球性的,各国的恐怖主义纷纷向境外发展,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同时恐怖组织有全球性的联络网和资金资助,以及全球性的人员流动。恐怖组织可以在全球各地募集资金,培训人员,招募恐怖分子。恐怖组织之间形成类似跨国公司那样的网状结构,没有权力的中心,只有不同的节点。个个节点之间相互连接,同时又独立运作,根本不可能做到一网打尽。

    恐怖主义具有的以上特点,决定了反恐必须展开全球性的合作。面对恐怖主义的严峻挑战,国家除了制定本国的反恐战略外,还要开展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反恐合作,建立起全球反恐机制。近年来,地区性的反恐合作日趋广泛和深入,如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机制正式启动,对打击中亚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联合国作为全球性组织,在全球反恐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11”事件发生两周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恐怖主义,并在安理会设立了反恐委员会。2004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专门增设一个执行委员会,为反恐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支持。针对全球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联合国还一再呼吁各成员国在反恐方面加强合作,为打击恐怖主义采取广泛而有效的措施。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国际反恐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铲除各种恐怖主义组织已很困难,清除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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