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现代民族国家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国际社会的基本的政治单位，也是各国努力构建的目标。现代民族国家非常不同于基于血缘、身份的传统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认同，而是基于对领土疆界和法理型国家权威的认同，已经不仅仅是基于习俗惯例自然形成的社群共同体，而是基于国家理性和国家意志而组建起来的严密科层政治共同体，通过构建宪政主义框架来统一安排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提升国家的理性能力，促进政治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变为现实，来整合有限的资源、动员被启蒙的多样化公民个体、遵循民族国家运行的一般性规律，从而赢取民众对国家的深度认同，确保现代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国家自主性
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笔者比较赞同斯考克波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解。即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和组织机构，凌驾于一切社会集团、组织机构、个人甚至统治阶级的利益之上，国家具有国家意志和理性能力，是公意的化身，凝聚政治共识，提供政治合法性的权威基础，同时，国家又是唯一合法垄断暴力机关的执行机构，可以依法使用暴力和强制力，确保国家的自主意志得以有效贯彻实施。当然，国家的这种潜在的自主性需要借助统治阶级和政府机构来代理实施，很可能由于对国家代表的公共利益理解的偏差甚至刻意扭曲而导致对国家权力运用出现异化，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如何监督规范国家权力运用这一难题。
三、建构性自主、反思性自主、嵌入性自主、无为性自主
这几个概念是为了分析中国在围绕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特征提炼出来的。
第一，建构性自主。中国要从对内而言的王朝政治和对外而言的殖民政治中建构起围绕中华民族概念而来的国族认同，走向成熟的民族国家构建，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对于如何实现对资源整合和多元化民众的动员，也需要建构起多民族共同认同的基本政治共识和宪政主义的框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获得历史合法性，如何实现从政党自主性走向国家自主性，需要共产党从领导向执政转变，通过政党领导建构起基本的政治制度，让政党服务于国家，并把对国家权力的行使纳入受制度监督和规约的渠道中来，建构起法理型国家权威。
第二，反思性自主。如果说确立起法理型国家权威赋予国家很强的建构性自主的权力，那么如何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则需要国家永续的反思平衡能力的发挥。从中国式民主的进程看，需要把国家的自我约束和来自人民民主的外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当然也需反思如何把民主转型的成本降低到最小，确保中国民主的制度化、有序化。从中国的经济建设而言，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也要反思这种发展型国家的发展观和唯物质主义倾向，如何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国家，这也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之而努力的目标。
第三，嵌入性自主。如果说建构性自主和反思性自主有助于从国家自身内在属性来提升国家的自主能力，那么嵌入性自主更多是从国家需要治理的外部对象角度来研究如何增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国家对内的社会建设尽管是它的治理对象，但良善的社会生活是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尽管也赋权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治理能力，但也只有嵌入到社会之中，广泛地收集、反映和回应民意，处理好国家权威、社会自主和公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从而增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从国家所处的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而言，国家既独立于国际社会，但国家也不能脱离于国际社会，以融入性自主的姿态更好地发挥国家的自主性，提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第四，无为性自主。尽管强调国家自主性更多是从国家积极有为的角度来研究为什么需要国家和国家又该何为，但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还是无为而治，实现“无为而无不为”这需要非常高的政治智慧。这需要理顺国家理想的至善性与国家权力运作的趋恶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理性建构与国家民主治理、国家强盛与经济繁荣、国家自主与社会自主、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等之间的关系，使依靠强制力来实施的国家自主行为被它所治理的对象认同，使其感觉这种外在的统治好比是自我的统治，这尽管很艰难，但不妨碍我们对它孜孜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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