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行合一”原则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中的运用与发展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Combination of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s”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Democracy
李鸿渊
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组织最早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是引发了后继者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之间关系进行比较与反思。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多党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强调工人阶级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就是巴黎公社开创的“议行合一”。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在我们国家已经走过了56个春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推进民主法制、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切实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道路的坚实基石。
一、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139年前的巴黎公社革命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组建自己的政府，实现自身的解放。达到这一目的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和如何保持这一政权始终掌握在劳苦大众手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40]可见，达到和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用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防止革命果实轻易被资产阶级窃取，让属于人民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马克思深刻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1]，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是工人阶级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并能保证实现自己的目的，不能简单地借用资产阶级现成的国家机器。因为，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多党制，无产阶级最终会把通过流血革命换来的政权拱手相让给资产阶级，这就是巴黎公社革命最为宝贵的经验。这些经典论述应当让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旧的国家机器有足够的警惕，并对巴黎公社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有足够的珍视。
1954年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42]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不能放弃的就是一个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保证国家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政治体制上也走出了一条作为其重要保障和内容的中国特色民主道路。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因为，国家机器不过是工人阶级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借用资产阶级现成的国家机器，要用适合自己的国家机器。我们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巴黎公社原则“议行合一”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在实践过程中不但坚持了巴黎公社的权力不被异化的最初目的，也打上了中国特色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路径显著烙印。
二、巴黎公社的原则：“议行合一”的政体发端
政体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指的是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原则和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从而实现自己的统治。“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43]巴黎公社是一个议行合一的机构，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马克思回答了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并且论述了两种不同政权组织形式的区别。也就是说，公社从根本上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三权分立制和多党制，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制度。
正如马克思说所言：“（把两党制奉为圭臬的美国，也只不过是）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44]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多党制的虚伪，正是这种貌似民主的两党制轮流执政游戏让普通民众陷于被游戏和被架空的尴尬境地，通过政党轮替只能实现政客集团的利益，而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背道而驰。
在西方社会奉行了几百年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制约权力是其制度设计的核心。巴黎公社革命确立的议行合一并不排斥权力监督，巴黎公社所确立的议行合一是政体的组织形式，其超越的是议会制形式，巴黎公社所确立的议行合一的原则，采用了更加直接和真实的监督制约，那就是普通民众对政府的直接监督。
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与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体，继承了巴黎公社的精神和议行合一的原则。我国宪法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明显具有中国的特色，这种特色不仅仅是称呼上的不同，而且在权力运行架构上也有所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采用的是人民代表，是代议制民主，不同于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方式。
毋庸置疑，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根源就是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原则，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我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而且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政治生活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我们中共命运、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每当这个制度健康运行发展，人民民主就发挥得比较充分，决策就比较正确，我们的事业就能得到顺利发展；反之，这个制度遭到破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会受到损害，国家和社会就陷入混乱。毫无疑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牢牢坚持和不断完善。
三、巴黎公社的逻辑：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
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谈到无产阶级国家时说：“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45]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标志是取得国家政权，而国家又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国家的异化力量最终会把革命者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化解抵消，这就是国家作为祸害的原因。这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样，马恩也把国家视为“一种免不了的祸害”，但是两者解决这种祸害的逻辑不同。
以往的国家逻辑是，国家机关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异化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社会的主人。巴黎公社所确立的原则正好相反，恩格斯把它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46]巴黎公社要通过这两项原则清除国家免不了的祸，这两项原则可以概括为普选和公务待遇的非特殊化，因为国家权力的异化主要是掌握国家机器的人的异化，最终演变为整个国家政权成为一部分人谋取利益的工具。
对于恩格斯关于“防范”国家成为“一种免不了的祸害”的思想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被完全继承下来并被进一步发挥。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同托洛茨基争论工会问题时，列宁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47]。列宁对国家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这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端的国家机器，从它产生的那一刹那开始起就蕴含着对建设政权人们权利的侵犯和制约，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从看待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是高效和直接的，但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其软肋，因此加强监督和制约对议行合一政体而言更为必要。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和“人亡政息”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经典的“窑洞对”提出的命题是长期的，是每一个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议制民主，民意是由代表代议表达，人民的权利要通过选举代理人来实现，两者之间会有不少偏差，其运行过程中被异化的环节更为复杂。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解决通过人民大会制度选举制定的法律和产生的政府，以及如何防止法律不能执行和政府公务人员从仆人异化为主人的问题。
民主是历史的，民主是具体的。民主的实质要有相应的形式加以实现和表达。没有必要的、合适的形式，民主就会落空。民主政治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不断探索和完善民主的形式。[48]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人民参与选举和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
巴黎公社所确立的原则和逻辑正在被我们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创新，虽然时空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特色民主道路模式每一步尝试都是议行合一和防止国家权力异化的探索，它是一个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雏形，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而言既是制度基础，也是探索发展的方向。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党校科研室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