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伟：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志士

    

一．电影之子：黎民伟其人其事

说到电影大片，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好莱坞的电影，以及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人近年来所拍摄的系列古装大片，重金投资，场面宏大，演员选秀，摄制精美。观众在赞美与诟病之余，普遍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认为中国的大片都是些好莱坞电影大片的模仿之作。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电影的默片时代，就有人热心于电影大片的摄制，从选景到制作，从民族特色到电影美学，其艺术水准甚至超越今天出现的大片，这个人就是黎民伟。

青年时代的黎民伟

黎民伟一生就如一部电影大片那样精彩：他原籍广东新会，1893年出生于日本横滨。6岁去香港，16岁参加中国同盟会，演文明戏，从事革命活动，并冒生命危险用戏箱为广州起义运送枪弹，1911年与同盟会骨干组织清平乐剧社，继续宣传革命。他的未婚妻严珊珊亦参加革命军，是女子炸弹队与救伤队成员。1914年黎民伟与美国人布拉斯基合作，自编、自演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反串扮演女主角。其妻严珊珊在其中饰演一个使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女演员。黎民伟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并拍摄了大量反映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及北伐的纪录片，成为中国新闻电影的开拓者，为此孙中山亲自送给他“天下为公”的题词，黎民伟是唯一荣获孙中山嘉奖的电影工作者。1923年由黎民伟发起，与兄长黎海山和黎北海合作成立香港民新影片公司，他提出“电影救国”的主张。后来他亲赴北平拍摄梅兰芳的京剧艺术片时，与罗明佑结识并成为挚友。1925年他与李应生合作，创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1930年民新与罗明佑华北公司合并，组成联华影业公司，黎民伟担任联华副总经理兼第一厂厂长。他大胆培养新人，联华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导演有孙瑜、卜万苍、蔡楚生、费穆等，演员有阮玲玉、金焰等，作曲有聂耳等。联华公司拍摄了《三个摩登女性》、《神女》、《大路》、《渔光曲》等一批优秀电影。1936年联华陷入经济困境，黎民伟退出后又恢复民新影片公司。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记录片《淞沪抗战纪实》后回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逃难往内地，宣传抗战，开展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返回香港，在永华影片公司任洗印技术顾问，引进最先进洗印技术，北京电影洗印厂曾聘请他当厂长，但因重病缠身，未能前往。1953年因病在港去世，享年60岁。

黎民伟不仅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志士，也是香港历史上文化名人，更是早期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中的重要人物。黎民伟以革命者的精神开创电影事业，一生对中国电影和早期新闻纪录电影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一位影评家说的那样，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一次次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紧紧伴随着他的整个生命过程，在激烈的时代潮流和斗争旋涡中，他始终恪守自己的人生准则和生活信念，为国爱民，表现出一个正直的、进步的、爱国的电影事业家与艺术家可贵的思想品格和人格魅力”。^[1]

然而，黎民伟早期积极参与拍摄的一些电影艺术大片，却没有引起影史学者们相应的关注。

二、《胭脂》：追求民族文化特色的大片

黎民伟当年拍摄了大量反映北伐战争的大型纪录片。在拍北伐军攻打广东惠州城的场面时，黎民伟想拍摄一个鸟瞰的全景镜头，表现出北伐军所向披靡的宏大气势，他提出了在飞机上航拍。后来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调来空军的一架小型的双翼飞机供他拍摄，这种飞机除了驾驶员外，只能坐一人，黎民伟便独自一人上了飞机。当年的电影摄影机没有马达，要用手摇带动胶片运行，摄影机一定要稳固，否则不可能拍出清晰的影象。他打开飞机底部，将摄影机架牢，又将自己捆绑固定，在枪林弹雨中进行战争实录，可惜这些攻打惠州城的镜头已经散失。现在《勋业千秋》仍保有几个航拍镜头，揭露军阀孙传芳把大批民居烧毁的罪行。这是中国电影史上首次航拍，一般摄影师不会做的，只有身为革命者的黎民伟，为了更好地教育民众，心甘情愿去做。许多年以后的1941年，黎民伟再次将自己历年来拍摄有关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北伐战争的记录影片，加以整理，重新剪辑成一部大型记录片《勋业千秋》，影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孙中山就职大元帅，在韶关誓师北伐，直到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病逝北平；第二部分是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与军阀鏖战；第三部分是冯玉祥等投入革命，与残余军阀鏖战；第四部分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伐军总指挥方振武的军队雪地行军，日寇制造“济南惨案”，阻挡不住北伐军乘胜追击，最后北伐成功，万众欢庆。影片真实再现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生动展现了伟大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光辉形象。这部记录大片的全部镜头是黎民伟追随北伐军断断续续花了八年时间，先后跑了八个省份拍摄而成，在海内外放映，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应该说，这是中国记录电影史上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片。

1924年，担任香港民新影片公司副总经理的黎民伟，为了拍摄故事影片，向港英政府申请建立摄影场。因为黎民伟是同盟会成员，许多同盟会的人在黎家出入。港英政府害怕他们进行革命活动。如果摄影场一旦建立，民新公司就会有更大的发展，那么这里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党的大本营，加上他不肯给黑钱（贿赂），因此港英政府一直拖着不给批准建立摄影场，以防他借拍电影之名进行反政府的活动。幸好在民新公司成立前，黎民伟已在广州东山独资兴建了两层楼房，作为民新分厂之用。在1924年初，黎民伟便移师广州，用他在东山的房子，作为民新公司在广州的办事处。他又公开登报，在广州宝华路（又名多宝坊）租了一间古色古香、原属前清探花李文田的宅院。就这样，“探花第”变了民新的摄影场，黎民伟决定要在这里拍出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故事片开始的名字叫《情场法网》，取材于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中的一篇，电影拍好后改回原名，依然叫《胭脂》。大致内容是：好色的书生宿介，相中美丽的淑女胭脂，而胭脂却意属富有才貌的另一书生鄂生。宿介黑夜潜入胭脂的闺房，冒充鄂生欲强奸胭脂，胭脂坚拒不从。恰好又一歹徒毛大该夜入室行窃，被胭脂父亲发现，毛大刺死胭脂父亲。胭脂便以为杀父者是鄂生。鄂生因而含冤入狱，幸得清官明察，沉冤昭雪，胭脂与鄂生终成眷属，歹徒宿介亦终伏法。这是一部表现好人终有好报，坏人不得善终，导人向善主题的故事，黎民伟之所以选中它，就是为了拍摄一部表现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影片。因为早期电影市场的混乱，使激烈商业竞争中的艺术影片生存艰难。当时香港放映的电影全都是国外进口的电影，洋人的生活场景及异国风情充斥银幕。早在1914年，黎民伟与布拉斯基合作，并自编、自演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庄子试妻》时，他就在这方面做过努力。《庄子试妻》取材于粤剧改编的文明戏《庄周蝴蝶梦》中“扇坟”一折戏，拍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电影，成为黎民伟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由于当时是无声电影，进口的外国电影一般都比较短小，且情节简单，以喜剧片居多。黎民伟从中国人欣赏心理出发，认为故事情节曲折内涵丰富才能吸引观众，故决定拍摄一部长故事片，而且是正剧。所以这部电影在当时确是一部艺术大片。黎民伟觉得民新公司为建立摄影场又经历了那么多风波，这部电影一定要拍出高水平，为国人争光，因此不计成本，投入也非常大。当时在广州拍片，要拿回香港冲洗，黎民伟往返两地拍片冲片，拍拍停停，非常辛苦。

广州第一次拍电影，除了主要演员，还有不少群众演员。黎民伟为了拍好这部故事片，还特意在“探花第”开办了“民新演员养成所”，招募学员，也为公司以后拍片培养人才。广州西关当时是个富人区，西关小姐少爷受外洋风气影响，思想开通，这次招收学员，只在街头贴了些告示，便有很多人报名，男女老少都有。最后根据才艺表演以及个人条件取录了三十名，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次为拍电影而进行的大型“选秀”活动。

“民新演员养成所”在广州开办了，由香港电影前辈关文清、梁少坡、黎北海等担任教师，给学员讲授电影表演的基础知识。这些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大都参加了故事片《胭脂》的摄制工作。学员收获也很大，除了协助《胭脂》的拍摄外，后来还与外国一家公司合资在广州拍摄过一部影片。

《胭脂》的编导是黎民伟的四兄黎北海，他在片中还饰演宿介一角。毛大一角，由梁少坡扮演。片中的风度翩翩的男主角“鄂生”，则由黎民伟亲自扮演。女主角胭脂的演员一直找不到，公司顾问关文清在黎家偶见黎民伟的另一位妻子林美意，留下深刻印象，极力推荐，认为林美意颇具东方古典女性的韵味，是胭脂最合适的人选。后来通过试镜，与胭脂气质吻合，就确定下来了。^[2]林美意特地为自己取了个艺名：林楚楚。从此，林楚楚这个名字就取代了她的真名而名闻天下。黎民伟继《庄子试妻》，又在影片中担任独立电影制片人。《胭脂》开创了香港电影史上几个第一。该片是香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拍摄的长故事片，片长八大本，接近于现代电影。林楚楚成为香港第一个电影女主角，在她之前，只有严珊珊在《庄子试妻》中扮在演过一个女配角，饰演一个使女。为拍《胭脂》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养成所，广州西关“探花第”成为香港第一个电影拍摄基地，黎民伟成为香港第一个独立电影制片人。

为了赶拍《胭脂》，1925年元旦剧组没有放假，所有人员全部在摄影场度过了新年。经过三个月的辛劳，《胭脂》终于在1925年春节前完成，成为香港第一部贺岁大片。从1925年2月20日起，在香港黎氏兄弟的“新世界戏院”公映。民新公司为《胭脂》一片打出的广告也非常诱人：“寓意警世，桥段新奇，表情逼真，光线玲珑，配景精致”，剧情“警淫励俗，最同近世社会情形，确能使人触目惊心”，于“世道人心，不无少补”。《胭脂》虽然是言情片，但以它纯正而健康的色调，浓郁的民族特色，首次给香港影坛涂抹了明亮的底色，为后来的香港华语电影奠定了基调，开创了粤语电影导人向善的一代新风，也第一次吸引了众多的香港观众，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表现民族风格的大片。《胭脂》的确没有使香港观众失望。连映一星期场场满座，七天便收入高达六千多元，而该片的制作成本只有九千多元，首创香港电影的最高卖座纪录。^[3]

《胭脂》剧照

三．《西厢记》：渗透着电影诗学的大片

1925年12月，黎民伟离开香港，前往上海，与好友李应生开办“上海民新公司”。上海民新公司于1926年2月正式宣告成立，就设备和规模而言，在当时应该属于一流的电影公司。其时的上海，影片公司数量之多，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极为罕见。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片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平、天津、镇江、无锡、杭州、厦门、汕头、广州、香港、九龙、成都以及汉口等地，全国共有电影公司175家，而其中141家在上海。全国最著名的电影公司，包括张石川、郑正秋等人1922年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邵醉翁等人1925年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都集中在上海，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好莱坞。但是，虽然公司众多，却良莠不齐，全国拍摄的电影共有千部，但为人称道的好电影却寥若晨星。绝大多数公司，拍摄电影纯粹为了追求商业利润，一些宣扬封建主义糟粕、武侠神怪、诲淫诲盗的不健康的影片纷纷登场，在赚足了观众钞票的同时，也败坏了电影的声誉。黎民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香港民新公司创办之时，他就请自己的挚友，同盟会广州分会会长、岭南著名书画家高剑父，题写 “电影救国”的横幅挂在室内勉励自己。因此，上海民新公司成立伊始，由黎民伟授意、欧阳予倩起草的上海民新电影公司的宣言上就明确申明：“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其优美”，通过影片，把中国固有的“超迈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传至欧美，而且“同人意向所趋，不独在都会，而在穷乡僻壤之间也”。^[4]这充分表达了黎民伟感时忧世为国爱民的思想，也体现了他对电影艺术的一种新的探索与追求。

上海民新公司成立后，李应生担任总经理兼董事会主席，负责公司经济与影片的营业以及各种商业联络。黎民伟任协理，影片制作与技术，包括人才的引进与演员的培训，拍电影的一摊，全部交给他负责。黎民伟还为公司开办了一所“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又称演员训练所，在社会上广招学员。学员后来成名的有金焰、汤德培、糜中等。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拍摄了《玉洁冰清》、《复活的玫瑰》、《海角诗人》以及《天涯歌女》等几部清新优美的影片。这些影片，渗透着黎民伟对电影美学的思考，如诗如画，如歌如诉，是典型的带有人文气息的电影，因而受到知识阶层观众广泛的好评。

然而，民新公司不久便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1927年出现了第一次商业电影的浪潮，而且以古装片的形式出现，尤以神怪影片为甚。其中天一公司是始作俑者，出片之快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股电影暗潮，正无情地摧毁着优美健康电影刚刚筑起的“改造国片”的脆弱堤坝。黎民伟一直抵制这股思潮，但总经理李应生却以商人敏锐的眼光，认为公司必须立即调整思路，拍一些迎合市场与大众的电影，否则难以生存。民新公司不能抗拒市场的诱惑，改变宗旨去拍摄古装神怪电影，这无疑对黎民伟心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雄心勃勃，不久前还和导演侯曜在一起商议拍摄一部孙中山的电影，但因为公司制作计划的调整，这个愿望也落空了。

为了民新公司的利益，黎民伟暂时作出了无奈的选择，他决定调整思路准备拍摄古装片。但是他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非常慎重，没有去胡编乱造。他认为既然拍古装电影，那就在中国古典名著中去寻找题材。最后黎民伟相中了王实甫的《西厢记》，黎民伟一向努力培养年轻人，民新第一部新片《玉洁冰清》，交给新导演卜万苍，这次拍《西厢记》，黎民伟希望拍成一部充满诗情画意的重点影片，他又大胆起用年方24岁的侯曜当编导。侯曜是广西人，才华横溢。1924年他在江苏东吴大学教育系毕业，是茅盾等人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同年加入了上海长城电影公司，任编剧主任兼导演，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但当时大部分影片都是为了迎合小市民趣味而粗制滥造，侯曜导演的影片别具一格，不同俗流，却被指责“单调而直率”，“不脱教师之面与书生之见”，1926年被黎民伟慧眼识珠，相中他的编导才华，聘入民新公司并委以重用。黎民伟大力扶植后辈，又事事躬亲，这部重点影片，他从头到尾，一直在现场与侯曜磋商，充分发挥制片人的监督作用。黎民伟与侯曜反复推敲，决定要保持这部古典名著原有的诗意氛围。不是简单把人物搬上银幕，而要把现实的思考带到影片去，他们一起讨论了全片的题纲。侯曜接过公司第一部古装大片《西厢记》的编导任务，不敢怠慢，很快拿出了剧本，果然不同凡响。

《西厢记》剧照

影片最后决定由林楚楚饰演莺莺一角，李应生的女儿李旦旦饰演红娘，张生由葛次江饰演。该剧并没有像其他电影公司，为了节省资金选择在摄影棚内拍摄；而是在制片人黎民伟的亲自率领下，剧组人员前往杭州，全部采用实景拍摄，这在当时古装电影拍摄方面，无疑是个创举。

黎民伟与侯曜在实地取景，显然是为了给人物提供一个真实的诗情画意背景。法国的电影理论家约瑟夫·马蒂曾经说过：电影诗学不仅是关于影像、运动和节奏的诗学，是色彩、光照和形式的造型艺术，也是能让生命和心灵、元素和物体、大自然和四季歌唱的方式，还是混杂着对应、泛音、主题变奏以及不和谐、断裂、叹息和沉默的视觉音乐。虽然当时的黎民伟，并不了解电影诗学，但他却准确把握了《西厢记》这部脍炙人口的古典名著的诗意内核。他没有任意篡改或肢解名著，而是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运用电影的特点去大胆发挥想象，因此这部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难得的一部具有诗学意韵的影片。黎民伟拍摄该片时在艺术上精雕细作务求完美，功夫、武打与言情相结合，并首次在片中动用大批的群众演员扮演古代的士兵，设计极有气势的武打动作，追求宏大的场面。在这些方面，《西厢记》一点也不逊于今天的一些古装大片。更为重要的是，黎民伟首次在片中尝试用各种特技摄影，将人物的心灵用极富诗意的画面表现出来。《西厢记》尽管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默片，但我们至今仍然能感受到它别具一格的美学价值。

《西厢记》里张生的梦境就是诗的结晶。黎民伟与侯曜利用当时的科技手段将王实甫的戏剧里无法表现的内心真实，通过张生的幻梦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张生忧思成梦，他在梦境中与莺莺相会，莺莺飘然若仙，渲染了张生心目中的爱情形象。张生在梦幻里骑着巨型毛笔飞翔，并挥舞巨型毛笔与敌人作战，把原著短短一句唱词：“笔尖横扫五千人”，发挥成一个十三分钟梦境的段落，表现知识分子企图用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来打败社会中丑恶和黑暗的势力。这些别具一格的奇幻画面，成为黎民伟的一种艺术创造，无一不给人以诗意的遐想，与其他电影公司粗制滥造的古装影片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不仅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是一次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就是在今天，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我们看到国内的近年出现的那些古装大片，除了在形式上的炫技，情节上的离奇外，很难发现人物内心有如此丰富的表现。而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黎民伟就制作出了这样一部卓尔不群、紧凑生动的艺术精品，尤其令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四．《木兰从军》：严谨的历史传奇大片

《西厢记》放映后，虽然制作精美，在艺术上有所突破，社会反响也不错，但与天一公司古装片相比，电影票房还似乎稍逊一筹。黎民伟因此准备再精心制作一部古装大片《木兰从军》。《木兰从军》剧本是侯曜根据汉乐府诗《木兰辞》改编的，尽管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但黎民伟还是被其中洋溢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动。他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古装题材电影，也符合自己的“电影救国”的艺术理想。因此，黎民伟和侯曜一起研究和修改剧本，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增加大量生动的情节，最后决定搬上银幕，而且要拍成一部严谨的历史传奇大片。

可能是古装电影卖座的原因，《木兰从军》一片也很快得到公司高层和董事会的支持，侯曜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花木兰由李旦旦主演，其他演员有林楚楚、黄绍芬、梁梦痕等。影片花了一年多时间筹备，这在当时是空前的，主要是因为黎民伟强调真实感，派导演侯曜跑了几个省选外景地，更难的是要找军队支持，造成千军万马的气势，最后，侯曜通过一位叫汪日昌的朋友关系认识了著名的爱国将领、北伐军方振武将军。方将军对艺术非常有兴趣，对拍摄《木兰从军》这部表现爱国主义的电影给予了大力支持，影片才决定开拍。

黎民伟在《木兰从军》外景地

1927年11月15日，《木兰从军》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开拍仪式。先在公司摄影棚拍摄完部分内景，这时已经是1928年的新年。他们连春节都没有准备在上海过，就马不停蹄地赶赴湖北及河南外景地。1月6日夜，在制片主任黎民伟的亲自率领下，剧组一行二十余人，带着三十余大篓服装道具登上一艘开往湖北汉口的名为“联和”的轮船，他们将在汉口下船再转车去湖北花园，然后再去河南。

第一场戏便定在湖北花园的火车站附近拍摄，火车站附近有一条沙河，在冬天枯河季节的显现的一片绵延的沙滩。摄制组便利用这片沙滩，还有驻军的骆驼队，拍摄“万里赴戎机”的大漠奇观。黎民伟一行在花园与方振武取得了联系，方振武当即命令驻扎花园的十一军予以协助，又从湖北襄阳调集骑兵三四百人，日夜兼程赶到花园扮演古代军士，开创了借用军队拍摄电影的先河。《木兰从军》剧组并没有住进旅店，而是借宿在镇上“兴顺布店”内，并抓紧时间抢拍了几天。当地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西洋镜，听说拍摄电影，都纷纷赶来看热闹。那些从没有演过戏的军人首次拍电影，居然与演员配合默契，使剧组顺利地在花园完成了拍摄任务。

摄制组后来到达河南信阳。黎民伟又迅速与方振武将军取得了联系，方振武亲自接见了他，俩人一见如故。方振武并赠旅费大洋一千元给剧组，又立即调派几百名军人参加电影中“露宿黄河边”一场戏的拍摄。几百名军人扮演古代军士，听从导演的指挥，躺在冰天雪地黄河畔凛冽的寒风里，令黎民伟十分感动。然而，剧组人员也同样吃尽了苦头，1928年1月22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除夕之夜，剧组借宿在乡间一所破旧不堪的小学校里。“时值隆冬，冰天雪地，该地人民穷苦，旧岁新年，从未见贴有春联，未闻一声爆竹。我们聚宿破校渡岁，异常寒冷，方将军命士兵送来焦炭、红枣、柿饼数担，古云‘雪中送炭’，今始见之。”^[5]在寒冷的异乡，一群来自上海的拍摄电影的都市人与一群久经沙场的北伐的军人们在一起，在除夕之夜一起烤着炭火，吃着红枣与柿饼，用南腔北调的语言说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交流着情谊，这温馨的一幕，令人神往。红彤彤的炭火也激发了黎民伟的创作灵感，因为早期拍摄电影主要利用自然光，夜晚的雪景镜头没法拍。他赶紧叫来导演侯曜和剧组人员，立即燃起一支支用柴禾做成的火把，尝试用火把的光拍摄了一组夜晚伏击受风雪袭击战士变成雪人的镜头，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为了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影片的实拍，耗时半年终于完成。《木兰从军》从筹备到完成，用了近两年时间，这部电影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早期电影中拍摄时间最长、制作最认真的第一部巨片。不仅演员有精湛的表演，而且影片还根据剧情需要，首次动用了大批军队参与拍片。为了再现历史的真实，外景地也是精挑细选，选万里长城、西北荒漠、蜿蜒黄河为背景。还有几百人的服装、道具。另外为了表现匈奴刼营，还做了130个营帐。一切是经过历史考证精心制作的，整部影片给人以厚重雄浑的感觉。剧组不辞劳苦，从湖北到河南，然后再转道江苏南京、苏州，最后又北上河北居庸关长城，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为此，导演侯曜还特地写了《万里摄影记》一文，记录了当时情景。

黎民伟（左）和导演侯曜（右）在拍摄现场

就在黎民伟他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踏上归途回到上海，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目瞪口呆。当时与民新公司一直暗中较劲的“天一”电影公司，在得知民新公司拍摄《木兰从军》一片时，竟然不顾职业道德，同时抢拍了一部同类题材的电影《花木兰从军》。天一公司在上海摄影棚迅速地搭了简易的布景，用了十几个演员，只花了13天就拍摄完毕，并抢先四个月在上海及各地电影院放映。尽管天一公司的《花木兰从军》在艺术上极为粗糙，与民新公司的《木兰从军》不在一个水平档次。但由于《花木兰从军》捷足先登，又是同一题材，《木兰从军》票房始终上不去，遭到惨败，使民新公司的营业大受打击。因为这部《木兰从军》电影拍摄地点多，筹备、拍摄时间长，公司投入的资金巨大，黎民伟本来是想通过这部电影夺回被外国片和神怪片占领的市场，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也为粗制滥造的古装电影树立一个精品的典范，但没有想到出师未捷，民新公司由此元气大丧。因为早期电影市场的混乱，使激烈商业竞争中的艺术影片生存艰难。早年全国不到200家电影院，大部分都被好莱坞的影商和低成本的商业片占领了，市场的收入根本补偿不了大片的开支。民新公司原计划在《木兰从军》之后还要拍摄《孔夫子》、《杨贵妃》、《红楼梦》、《武则天》等系列古装大片。尽管当时拍摄大片风险很大，黎民伟却认为这是一种电影艺术上的开拓，值得去探索。但《木兰从军》的挫折使民新公司负债累累，拍系列大片的宏图一时无法实现。

其实，黎民伟一直没有放弃他的电影“纯正宗旨”，并用自己的行动与影坛的不良风气进行不屈的抗争。但由于《木兰从军》的失利，使他的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他很快调整心态又投入到新片的拍摄之中。他自己筹款，甚至抵押自己的房产，继续走他拍摄电影大片的探索之路。此时他已决定不再拍摄成本太高的古装电影，而是满腔热情地讴歌大革命运动。曾雄心勃勃计划拍六部现实大片，包括《革命伟人孙中山》、《黄花岗》，但最后却只拍摄了两部。一部是与潘垂统联合导演的《战地情天》，讲述一位曾经沉迷于爱情的富家子弟经历了北伐战争的洗礼，最后成长为勇敢的指挥员的故事，将男女爱情放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大背景下进行，颇有新意。黎民伟又一次借用北伐军队在军事演习期间参加影片拍摄，真实地再现了北伐军勇猛的战斗力。另一部是黎民伟自己导演的电影《祖国山河泪》，也是以北伐战争为背景，展示海外侨胞的爱国主义精神，暴露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丑恶面目。两部影片大气磅礴，气势宏伟，但在票房上仍然不敌那些武侠神怪片。与此同时，明星公司根据平江不肖生的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的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由该公司的当家花旦胡蝶女士主演，一时轰动上海滩，后来连拍18集。居高不下的票房，使明星公司大发其财，从而也引起了其他公司的争相模仿，一时“火烧片”盛行。什么《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火烧百花台》、《火烧剑锋寨》、《火烧白雀寺》、《火烧平阳台》等，这把影坛的邪火越烧越旺，简直是昏天黑地。

黎民伟一向坚持拍摄艺术大片的创作路线，受到了汹涌而来的商业片大潮的冲击，对他的打击也是重大的。在当时同行业之间激烈竞争以及受外国电影冲击的情况下，整个影坛世风日下，黎民伟的这种电影理想则显得那么高渺而不切实际。所以，黎民伟尽管像塞万提斯笔下的挥舞着长矛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一样，在影坛的污泥浊水中，孤独而悲壮地进行战斗，但等待他的却是徒劳的结果。在民新公司的短短几年里，黎民伟为拍摄大片把家底全掏空了，已损失了私产40多万元，^[6]当年普通工作人员工资约20-30元，以今天的货币计，估值约损失一亿元！这就是他感慨的拍电影是“拿刃去做社会教育”的代价！

1930年后，李应生退出上海民新公司，黎民伟又与罗明佑合作，组成新的联华影片公司，该公司在上海滩后来居上，拍摄了大量优秀的影片。但罗明佑似乎更热衷于拍摄家庭道德伦理方面的影片，黎民伟便没有再拍摄过大片。而与他多次合作大片的导演侯曜后来去香港发展，在抗战时又去了东南亚。1942年，侯曜因拍摄抗日爱国电影在新加坡被日军残忍杀害，终年39岁。

黎民伟的这些制作精良的大片，为中国早期电影史增添了绚丽奇幻的一页，也留给今天的电影人以一定的思考：我们今后拍摄电影大片，是应该走自己民族化的道路，还是盲目地去模仿好莱坞影片？是在形式上五花八门地炫技，还是扎实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下功夫？是严谨地忠实于历史事实，还是荒唐地去戏说与篡改历史？无疑，这些问题在黎民伟的大片里，都给予了我们明确的解答。

【注释】

[1]郦苏元：《黎民伟与中国电影》，《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

[2]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76年出版，第113页。

[3]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二），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1997年出版，第122-123页。

[4]《上海影片公司宣言》，民新影片公司：《玉洁冰清特刊》，1926年7月出版。

[5]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俞小一、黎锡：《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6]黎民伟：《历年失败之回顾》，俞小一、黎锡：《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