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一场大雪呼啸而来，直至傍晚才停止。队员叶祖站起来一看，发现队友们都不见了，到处白雪茫茫，一片死寂。焦急中，忽见远处有个黑点在向他移动。是野兽还是人？他拼命睁大眼睛盯着黑点，紧握着夹着地形图的铝合金讲义夹，同时解下胸口挂着的小刀——这是他仅有的防身武器……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交通运输极端落后闭塞。从内地去西藏最便捷的道路是经香港取道印度，约三周可以到达，但这条线受英印政府的控制；如取道陆路由青海或西康入藏，则最少要三个月，而且沿途重重险阻，体弱者几乎不敢问津。那时，在整个西藏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条公路，运输全靠人背畜驮。西藏高原，重重高山，滔滔激流，曾使历史上很多中外旅行家和探险家望而生畏。
古人对西藏的交通有这样的描写：“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还说“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过去由内地运往西藏的茶叶、瓷器、绸缎和日用工业品等物资，都是从四川雅安、青海西宁和云南大理，通过崎岖山路，依靠牦牛驮运。从雅安或西宁到拉萨往返一次竟需一年之久。
在《西藏公路交通史》中记录着当年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话：
青藏公路要修，它如同人的手背，平坦宜行，而且斩不断、炸不烂，非常保险。要急修，先粗通，然后再改善。康藏公路要修，但它如人的手五指，横断山脉，断一处就不能通车。为了战略需要，青藏、康藏两条公路并修。平时两路都通车，万一断了一条，我们还有一条。
青藏公路，如同人的手背；康藏公路，如同人的五指。周总理的形象比喻，凸显了这两条公路的重要性。尽快修通公路，是进藏部队站稳脚跟、长期建藏的关键所在。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决策向西藏进军的同时，决定向西藏修筑公路，并确定了“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方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也不可能先勘测后施工，只有边勘测边施工。在“世界屋脊”上修公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一切都从零开始。
1950年部队进军西藏时，竟然找不到一幅像样的西藏地图。没有地图，怎么修路？为此，早在1950年春，西南军区司令部就组建了入藏测绘队，调归十八军建制。测绘队队长杜斌是有测绘经验的军队干部，他在南京组织上海同济大学的六七个毕业生成立了小型测绘队，四川解放后又奉命在重庆接收了国民党的两个测量队，接着，测绘队开始公开征集进藏人员，队员们都是大学生，一共六十人。
测绘队以军管会的名义到接收的国民党仓库里找到一些来自德国、瑞士的简单仪器，又把炮兵的测距仪要来“充数”，同时配备了两个藏族翻译进行地名调查。
这支由杜斌带领的测绘队，分中、北、南三路从昌都向拉萨测绘地形图，每路六到十人为一组，分头作业。他们一路艰苦行进，既要勘测，又要跟着队伍走。到拉萨后，又跟随各部队开赴江孜、亚东等各地，初步掌握了各地的地名、沟名等第一手资料，绘制出西藏历史上第一幅1:10万比例尺和1:5万比例尺的地图。测绘队员们为一些人烟稀少、无资料的空白区，没有确切地名的地方命名，并标注在地图上，西藏现在很多地区的地名都是沿用十八军测绘队标定的。
继这支测绘“先头部队”打下基础之后，为全面勘察，十八军先后又有十多个踏勘队（组），共六百余人相继上路。
1950年恢复和改建雅安至马尼干戈段全长六百九十九公里路线后，筑路部队和雅甘工程处于1951年5月开始了马尼干戈至昌都段四百五十公里新线的紧急施工。与此同时，昌都至拉萨段的筑路计划提上日程。
1951年1月1日，余炯接到重庆公路总段转来的西南交通部电话通知，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同时告之，工程处没有任何关于西藏的现成资料。3月，余炯等七人小队赶赴新津十八军后方司令部，十八军派杨士举任指导员，一行十人开始了万里踏勘。
勘察队的业务分工是：由余炯负责选线及桥涵调查，工程师赵厚孝负责土石方数据调查，叶祖镕负责地形图测绘，技术员刘黎光负责测距离和高程，实习生曾庆高负责读角和经济调查。全队人员除因重病及特殊情况外，一律步行踏勘，不骑马。
当时余炯勘察队掌握的进藏道路基本情况是：昌都和拉萨之间，有中、北、南三条人行道路。
中路最短。是西藏地方官员和僧俗群众的“官路”，即由昌都经恩达、洛隆宗、硕督宗、边坝宗、嘉黎宗、太昭、德庆宗至拉萨。
北路较长。为便于途中牲口放牧，商贾运输货物则走里程较长的北路，即由昌都经恩达或类乌齐到觉恩，再经丁青、色扎宗、索宗、比如宗、总若松多大草原、旁多宗、林周宗至拉萨。
南路最长。即由昌都经邦达、松宗、波密、德木宗、太昭、德庆宗到拉萨。人们一般不走这条道。
虽说中路最短，但要横跨澜沧江及怒江上游的不少支流，还要翻越十几座大雪山，山势险恶，地形起伏很大，石方和桥梁工程比较艰巨。选择中路修建公路，必须大量展线，增长里程。因此，余炯的勘察队舍弃中路，只踏勘南、北两路。南路一般海拔低，气候比北路温和，村庄和耕地多于北路，有利于发展经济，不缺筑路材料。原准备以南路为主，先行踏勘。北路地势高寒，人烟稀少，可作为南路的比较线，从拉萨回程时再踏勘。但事与愿违，南路未设兵站，治安、通信、给养等问题在短期内都无法解决，不能冒险前往。而北路已设兵站，有利条件多，故改为先北路，回程走南路。
1951年6月底，余炯的踏勘队抵达北路的丁青。丁青是北路途中的最大城镇，这里设有一个大兵站，有商业市场。附近一带耕地多，村庄多。丁青也是地形、气候分界线，虽说西去与东去距离相等，但西出丁青，地形逐渐上升，直到邛尼拉东山脚。山垭口海拔为四千五百四十七米，勘测公路需要展线10下到色扎宗，再翻越海拔四千六百二十米的龙忍拉下至查棚宫。从这里西去雅岸多，连翻了三座海拔四千六百米以上的大山，可谓寒风凛冽，大山重重，溪河纵横，人烟稀少。
8月中旬，过唐古拉山后道路越来越陡。大伙儿呼吸急促，唇干舌燥，头重脚轻，走路磕磕绊绊，竭尽全力才爬到海拔五千一百多米的结拉山垭口。过了垭口，举目眺望，哦！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大草原，阴沉沉的天空与其浑然成一体，空旷而又冷清。这里是拉萨河的发源地——总若松多大草原。
在这海拔五千米以上、纵横几十公里的辽阔而荒寒的雪原上，长满扎脚硬草的小土包，形如草桩，小土包周围是水网或泥沼。没有人行小道，没有人烟，也没有牛羊群。踏勘的队员从一个草桩跳到另一个草桩。一日之内天气忽晴，忽风，忽雪。刹那间冰雹铺天盖地，大家急忙蹲在地上，待风雪冰雹过后再继续向前走，一天只能踏勘五六公里。人人双脚被草桩刺得生痛，个个疲惫不堪。
这一天，一场大雪呼啸而来，直至傍晚才停止。队员叶祖镕站起来一看，发现队友们都不见了，到处白雪茫茫，一片死寂。焦急中，忽见远处有个黑点在向他移动。是野兽还是人？他拼命睁大眼睛盯着黑点，紧握着夹着地形图的铝合金讲义夹，同时解下胸口挂着的小刀——这是他仅有的防身武器。
黑点变大变长了，原来是个藏民。那藏民也发现了他，却突然在距他十几步处跪下，面带着恐惧，搔头，伸舌。唉，叶祖镕松了口气。原来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普通藏民遇到过路的官员或藏军，十有八九会被抓去支差。昌都刚解放，这一带从没有来过解放军，这藏民看到叶祖镕，以为又是“奔波拉”（藏语对“官长”的尊称）来了，当然害怕。叶祖镕喜出望外，连忙扶他起来，请他坐在身边并递上香烟，用藏话问：“你来的路上有帐篷没有？”藏民用手一指说：“有，在那边。”“有多远？”“近啦。”藏民大口地吸完烟，说：“奔波拉，却朗牙模牙摸热（长官，您真好）。”“我不是长官，我们汉藏是一家人。”临走，藏民又向叶祖镕搔头、伸舌表示敬意。天黑下来，前方传来狗吠，叶祖镕终于找到了队友们。
整整七天，勘察队才穿过这片高原上的草原。海拔渐低，大家心情轻松许多。走在平坝上，成群野驴忽见这些军人，立即狂奔起来。出邛塘坝进入农业区，到达热振寺。寺庙周围有许多几百年树龄的大柏树，寺庙很大，已有些残缺破败，只有几个喇嘛在看守寺庙。
按原计划，勘察队准备踏上南路征途。从拉萨至墨竹工卡是平原农业区，沿途村庄很多。但要翻越工布帕拉大雪山，才能到达太昭。不过，太昭以东的情况无人能说得清楚。勘察队认为，修建公路若能躲开大雪山，是比较理想的公路线。因此，临时决定增加踏勘则拉宗经曲水至拉萨路线，作为南路西段的比较线。
1951年12月，余炯率队再次启程，离开拉萨去太昭。出拉萨，过墨竹工卡，翻越海拔近五千米的工布帕拉大雪山，其垭口两侧都在雪线以上，山势陡，公路线通过这里是比较困难的。
在半山陡岩上，时有三五只野山羊寻食。当他们转过一个突出的岩嘴时，忽见一只狼正在路边吃野山羊。枪响狼跑。那野山羊味道很鲜，算是打了个大牙祭。从太昭沿尼洋河至则拉宗，到处是耕地和村庄，满山遍野大森林。途中曾与大狗熊不期而遇，大家慌忙躲起来，等它蹒跚走离人行道之后，才飞步而过。
绕行至雅鲁藏布江，沿岸气候温和，农产品种类丰富。从则拉宗往西的竹麦村西去不远，是河谷地段。那里峡谷悬崖多，牛、马、羊都不能从峡谷通过。旧地图上这段雅鲁藏布江都是用虚线绘出的。为了探索这段长约30公里、人迹罕至的地段，指导员杨士举、余炯和几位技术干部轻装走峡谷，其余人员和牛马避开峡谷，走高山。
过竹麦不远，江面变窄，只有二三十米，河床落差大，江流湍急，吼声震耳，两岸全是悬崖绝壁，羊肠小路也断了。唯一的路是不知何年何人在悬岩上架了几段不在一个水平高度上的独木栈道。高低栈道连接处，有独木梯连通，只能一个人单向在栈道上手扶悬崖绝壁一步一步向前挪。另有一段路是在陡达五十多度的光溜溜大石岩上凿有许多类似脚印的浅坑，是通行要道。
这“要道”二十多米长，年代久了，光滑的浅坑变成和脚板大小相近的斜槽，而脚下一百多米是波涛汹涌的江水，抬头望不见崖顶。只见随行的藏民脱了鞋，轻巧而迅速地从斜槽上走过去了。余炯未脱皮鞋在他的后面走，刚走了几步，两脚便倒换不过来，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硬鞋底在斜槽里打滑，双脚挤在一个斜槽里发抖，随时都有掉进江里的可能。正在这时，翻译洛隆泽看见了，他大声呼喊藏民赶快调头搭手，他在后面扶着，余炯这才一步一步胆战心惊地过了斜槽。后面的队员见状，纷纷脱去鞋，由藏民搀扶，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慢慢走过。大家站在原地大喘气，惊魂未定，颇感后怕。
在测量和设计桥位时，测量队要根据不同的条件，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在河面上架一道溜索，在溜索上系一块木板，把人系在木板上测量河床的断面和流速。有时是要把自己“悬挂”在悬崖上。林作高和叶祖镕测量一处江水中的纵断，手拉着系有铁锤的绳子，一连在悬崖上卧伏数小时。从悬崖上下来时，他们被太阳晒得头发昏，口渴得连唾沫都吐不出来了。
一年多的踏勘途中，往往经过的地方几十里路都没有人烟。余炯的队伍睡过帐篷、民房、寺庙，也睡过岩穴、牛棚、马厩。睡在牧民的帐篷里时，半夜，关在帐篷里的羊羔就在他们的铺盖上嬉闹。在草地上露宿时，同行的驮运行李的藏民，把牦牛背上的鞍垫铺在地上，用氆氇长袍裹着身子倒下就睡。第二天早晨大雪覆盖了一切，他们站起来抖抖雪，继续上路。
从沙汀沿怒江北岸东去，有一段长七十公里迂回曲折、人烟稀少的河谷。江边两岸多系鸡爪地形和悬崖陡壁。这天傍晚，他们来到江边山腰平地上的丁根村。村里的头人安排队员们在村里喇嘛寺的客房歇息。踏勘队已数月没有用酥油炒菜煮茶了，翻译便托头人帮忙买点酥油。第二天清晨，头人手托一个盘子，挨门挨户地收酥油。半小时后，头人带着十几个人到踏勘队，盘子里托着一块大约三斤重的酥油，他面带惧色地说：“我们村子人很少，牛也不多，这一点酥油是全村百姓的敬意，太少了，请原谅。”翻译把三块银圆交给头人，对他说：“谢谢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买了酥油一定要付钱。”不料，这头人却直往后退，不敢收银圆。他担心解放军嫌酥油少，给他找麻烦。余炯再三讲明政策，最后，一位九十来岁的老人代头人接过银圆，双手捧着银圆举到额前，老泪纵横地说：“每次藏军经过这里，不是抢夺摊派，就是烧杀，拿去的东西从来不给分文。想不到会有你们这样好的队伍，不但对我们很和气，吃酥油还付大洋。”这时，老人身边的几位长者和妇女，也相继接过银圆捧在额前，向踏勘队道谢。
太阳缓缓升起，队员们又出发上路了。村里的人扶老携幼到村口相送。队伍走到小路转弯处回头张望，还有很多村民站在村口，向他们挥手致意。十八军参谋长、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回忆道：
勘察队员们步行万里，缺粮时就吃野果，挖野菜；到无人区就住岩洞荒野，历尽千辛万苦。然而，正是他们为康藏公路的走向和选线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工程师齐树椿在冰川爆发时，冒着被冰块、泥石流吞没的危险，踏勘了古乡冰川，取得了第一手宝贵资料。工程师余炯带领的那支勘察队，踏勘从昌都到拉萨的路线，来往行程约万里，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山高，路险，林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了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和原始森林，涉过数十条激流，翻越数十座大雪山。由于没有通信工具，在深入高山密林踏勘中，与司令部失去联系达数月之久。当他们完成踏勘任务回到司令部时，一个个衣衫破烂，满头长发，面黄肌瘦！我和穰明德政委收下他们的踏勘报告，紧紧握住余炯的手，不禁泪落。
风刮得更猛烈了，挂在绳子上悬空的杨茂武被风吹得不停旋转打圈，头晕目眩，浑身上下全是伤。随着绳子逐渐下放，他终于落到了一块石岩上。刚刚站住脚，杨茂武就发现在他身旁有一个洞口。他俯身捡起一块石头，往洞里扔去，瓮声很大。终于找到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岩洞。杨茂武和战友们就在那个大岩洞里装了一千二百公斤炸药……
1950年3月，工兵十二团奉命开往雅安多昔坪后，工程兵纵队将六十军工兵营调归十二团建制。随后十二团和八团奉命作为工兵先遣部队，承担自雅安经天全、二郎山、泸定、康定、道孚、炉霍、甘孜、玉隆至雀儿山的公路抢修及甘孜机场的修建工作。
团长杨冰和政委张启泰率团奔赴二郎山西坡，抢修公路。此路段因山高坡陡，岩石风化严重，经常遇到流沙堆积在路面上堵塞公路的麻烦。杨冰以往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如何处理。团党委召开“诸葛亮会”，自下而上“献策”制服这个“拦路虎”。青年战士杨茂武建议修建旱桥，让流沙从旱桥下流走，从而解决了流沙阻路的问题。
5月，该团进至康定到折多山以西路段后，开始以营、连、排、班为单位，划分施工地段，分段按质、按量、按时包干。令杨冰颇感意外的是，战士们经常昼夜不停地接着干。他和张启泰政委去查夜时，竟发现帐篷里空无一人，走到公路上才看到：整班整排的干部战士，正趁着明亮的月光，在争分夺秒地抢修公路或桥涵。大家幽默地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夜虎队”。
8月，需要在道孚西边的一条大河上抢修桥梁。架桥，必须在大河上游砍伐木料，让木料顺水漂流到架桥地点。当时，有些木料在漂流中遇到障碍，相互碰撞，堆积成垛，阻塞河道，无法继续下放，造成工地停工待料。
战士们不顾个人安危，站在漂流的木料上，使用长钩、木棍去拆散木垛。一次，木垛猛然溃散，横冲直撞，十一名战士被木料冲撞落水，光荣牺牲。后来这座桥被命名为“忠烈桥”，桥头修建起烈士纪念碑亭，碑上镌刻着十一位英雄的名字和事迹。
10月，工兵十二团一营前进到甘孜以西的雀儿山施工。时值天寒地冻，甘孜城南河面已全部冻结成冰，人、马和汽车能从冰面上通过。雀儿山上的冻土十分坚硬，一镐掘下，只见一个白印，工效很低。战士们就到远处的原始森林中砍伐树枝丫，背到工地上烘烧冻土，边烘烤，边挖掘，按时完成了抢修雀儿山便道的施工任务，还为干海子兵站修了房屋。
十八军的部队是步兵，从豫皖苏到长江南岸跨进浙赣闽，转战大西南，多次走过公路，但是公路是怎么修的却从来没有想过。让步兵修公路确实是个新课题。干部、战士们熟悉的是投弹、射击、拼刺刀、爆破四大技术，打仗、冲锋都很勇敢；但是，叫他们放下枪，去砸石头、打炮眼却是头一回。在峭壁上，在山峦中，在站都站不稳的地方，把十几斤重的大铁锤高高地举起，使劲儿地、不停地锤打着直径只有三四厘米大的钢钎头，稍一打偏就会砸在另一个扶钢钎人的手上，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开始经常有人的手被砸伤，连队的伤病员不断增加。
施工中还不断出现险情，遇到技术难题。上级派来了一位周技术员。他原是旧中国修这条公路的施工员。周技术员向部队反复讲解了公路建筑结构原理、泥石配料比例、路面铺筑方法，还有路拱横坡度、小涵洞设置和排水沟处理等技术。他要求指战员们注意识别塌方的险情、学习排除的方法，建议各连在重点地段设置观察哨，才能抢险施工。如此照办，部队施工进度果然迅速加快，各项工程质量都达到规定的指标，避免了重大伤亡事故。从国民党军起义的团长杨冰感叹道，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才能这样创造出工兵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1951年4月，杨冰奉命率团里的英雄模范代表三十余人去简阳出席由“工纵”司令部召开的英模代表大会。“这种荣誉是我难以忘记的，而这段修路的经历，则尤其使我难忘。”
打通雀儿山，是争取1952年通车昌都的关键。1951年初冬，总计一万二千人的筑路大军投入雀儿山区的“攻坚战”。
雀儿山东山脚至垭口，高差五百余米，垭口标高五千零四十七米，是康藏公路的最高点。那里岗峦起伏，丛岭叠嶂，悬崖峭壁，怪石嶙峋，皑皑白雪，终年不化。
此段所属施工队伍为十八军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工兵第五团和两个技工大队。冬季雀儿山铺满冰雪，地面冰冻深达两三米，施工极为困难。就在这滴水成冰、断指裂肤的严寒中，张福林所在的部队，在征服了二郎山、战胜了大渡河后，于1951年12月登上了雀儿山工地。
在峰峦险峻的雀儿山开凿石方，全靠人工用钢钎打眼、放炮。为把画在悬崖上的设计线变成实实在在的公路，战士们腰间系上粗绳，将粗绳的另一端固定在山顶的岩石上，双腿反复蹬崖壁，将身体在空中荡来荡去，荡到设计线的位置，尽量保持身体稳定，手执铁锤、钢钎在崖壁上打炮眼。这就是当时称为“悬空打炮眼”的作业法。
尽管上级千方百计改善部队生活，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向部队提供高山炊具，米饭还是煮不熟，面条仍旧是煮成面糊糊，难以下咽。水烧不开，喝下后肚子咕咕直叫。加上高山缺氧，过度的劳累，人体出现了入不敷出的“赤字”。张福林一连几天腹泻，后来又发高烧。可是强烈的责任心让他躺不下去。他想，每一斤炸药，运到雀儿山来都不容易，万一放“冲天炮”（放空炮），国家要受损失。
部队收工了，张福林总是主动留下来装药、点火，直到放完了炮，才顺着雪路滑回驻地。夜里，大家都入睡了，他还在清理和整修全班的工具。
那天中午收工后，张福林照例在工地上检查炮眼及装药情况。他正逐个检查完本班战士打的炮眼深度，计算装药量，丈量导火索长度。正当他聚精会神作业时，突然，从山崖上方坠下一块两立方米大的巨石，他来不及躲闪，巨大的石头砸在了他的右腿和腰上。当战友们闻讯赶来搬开石头时，张福林已昏死过去，鲜血染红了冰雪……许久，许久，张福林才睁开眼睛，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怕是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衣服口袋里还有四万五千元（旧币，折合现币4·5元），请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卫生员要给他打针，他哑着嗓子拒绝：“不要了，替国家节省了吧！”战友们要抬他上担架，他拒绝道：“我不行了，你们赶快上工去吧！”
张福林是河南扶沟人，1948年8月入党参军，参加过太原、秦岭、成都等大小战役十多次，是一个在五百米内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在川西剿匪中，他曾通过房东瓦解土匪杨万贵部，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修筑康藏公路。
张福林牺牲后，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一个小包，有他荣立五次战功的记功证，还有他进藏之前用自己的津贴在四川买的几包菜籽，他一直带在身上，准备撒在西藏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张福林的精神，鼓舞着筑路部队，他们以张福林为榜样，战冰川，斗恶水，将公路不断地向拉萨延伸。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学习张福林忘我精神》的短评。张福林牺牲十八天后，雀儿山段公路修通。他生前所在的炮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他被追记一等功，并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李学文是筑路部队中的一名普通战士。1951年6月，他跟随部队参加修筑马尼干戈草地到昌都一段的路。路长四百公里，全线都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要通过拦在公路线上的雀儿山、甲皮拉、达马拉等七八座大山才能到达昌都。上级命令要在十四个月中分五期施工来完成，其艰难程度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雀儿山终年积雪一两米厚，一刮大风，雪堆起一人多高。可是，没有一个战士被困难吓倒。大家骄傲地说：“山顶架帐篷，睡在云雾中，树枝铺在雪地上，好像睡的钢丝床。”上级命令部队要在大雪封山以前打通雀儿山，把冬季的粮食运到前方去。临近冬季，连里的工地已泡在冰水里，脚伸进去，就冻得不能动弹。李学文首先跳进冰水里去，接着，作业小组全连都在冰水里干起来。许多战士患上雪盲症，眼睛痛，头痛，手上、脸上裂了一道道血口子。李学文浑身浮肿，脸肿得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指导员要他下山休养，他回应道：“雀儿山年前要劈开，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力量，我要战斗到最后胜利。”
12月初，部队提前五十多天完成了劈开雀儿山的任务，粮食可以运过山了。李学文所在部队又承担起在零下40度雪线上保证运输、保护路基的扫雪任务，保证每天汽车能顺利地通过大雪山，把粮食等物资及时运到山西面的兵站去。
大风呼呼地吹着，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战士们守着道路，不停地扫着，满是冻疮的双手几乎握不住扫把。每天从山上回来，战士们的鞋子都湿透了，次日早晨冻得硬邦邦的，穿鞋都很困难。每天晚上，李学文趁大家熟睡，把大家的鞋子、衣服烤干后才去休息。
扫雪持续了六十多天。一次，天晴后洪水突然上涨，眼看大水就要把路基冲垮，大家焦急万分。李学文奋不顾身，率领大家跳入水中，排除险情，保住了路基。
战士们说，我们和险恶的自然环境搏斗近两年。在这条公路上，每一块石头、每一方土，都经过我们仔细地抚摸过、敲打过、摆放过。
“一炮轰开一万八千多石方，等于两万人忙一天！”如同神话般的奇迹流传在筑路部队的连队里。创造奇迹的是青年英雄杨茂武。
在安久拉山西面的山脚下，一条湍急的河流旁边耸立着一座七十多米高的石岩。这石岩形状奇怪，上面向前倾斜，下面向里凹陷，好像巨大的野人陡然伸出个大脑壳，要把河水一口喝干。这是某连在石方作业中遇到的第一个“劲敌”。连长皱着眉头，派人先上去探路。上去的几个战士像蜗牛一样，爬一下，挪一步。这样，即使能开出一条小路，零敲碎打，到哪一天才能劈开这座石岩，让路通过呢？
杨茂武独自坐在石头上，看着湍急的河水。鸟儿在河面上飞来飞去，忽而钻到岩底，忽而掠过水面，又忽而展翅鸣叫着从他头上飞过去。他灵光一闪：“如果岩下有天然洞，就能设法打出一个合适的洞，多装炸药轰它个底朝天！找连长去！”
阴天，风大，胳膊粗的麻绳一头拴住大石，一头拴在杨茂武的腰间。指导员再三嘱咐：“小心啊，不行就赶快扯绳上来。”杨茂武用上那套在猛烈炮火下练就的攀墙技术，顺着陡岩一寸一寸地往下滑。手上刚愈合的血口子裂开了，鲜血顺着手背流下来。冷风吹得钻心，棉衣剐破了，大团棉花在空中飞扬。奇形怪状的岩石像长着无数颗尖牙不断撕咬着他的衣裤。
杨茂武左腿上连皮带肉被磨去了一块。下了二十多米时，岩石突然向里凹陷，杨茂武没有了着力点。他悬在半空，连转了几圈，急忙放开嗓子向上喊：“放呀！放呀！”低头望去，河水汹涌澎湃，浪花一冲老高。岩石上面，连长、指导员，几乎全连的人都紧张地守在麻绳旁，默不作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下面，岩石的突起遮住了视线。大家只能侧耳细听。
风刮得更猛烈了，挂在绳子上悬空的杨茂武被风吹得不停旋转打圈，头晕目眩，浑身上下全是伤。随着绳子逐渐下放，他终于落到了一块石岩上。刚刚站住脚，杨茂武就发现在他身旁有一个洞口。他俯身捡起一块石头，往洞里扔去，瓮声很大。终于找到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岩洞。杨茂武和战友们就在那个大岩洞里装了一千二百公斤炸药。1953年11月9日，随着震天撼地一声巨响，小山一样的巨石被炸开了。
今天，只要你经过怒江大桥，在那边的人，都会指着一个单独立在江边的桥墩告诉你：“当年，有个战士建怒江桥时掉进十多米高的、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谁也没办法把他救出来，他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桥墩里。”如今，怒江上已经架起了新桥。当年修建的怒江桥只留下这一个桥墩，像是一座特别的纪念碑……
1953年间，最难修的是怒江天险和然乌沟石峡这两段公路。
怒江天险，即冷曲河汇入怒江前后的峡谷地带，两岸多是“抬头掉帽”、仰头望不见顶的狭窄石谷，数十公里长的陡壁峭崖，直下江边，平均落差达一千九百米，被当地藏族群众称为“猴子难攀，野羊不敢下山喝水”的地方。
1953年6月，筑路大军到这里时正值汛期，怒江江水暴涨，流速达每秒八九米。浪击石壁，吼声如雷，两人面对面讲话都听不清楚。踏勘队员虽历尽千辛万苦，也未能渡过江去，只好在工程线路设计图上画下一条七公里的“飞线”。
筑路部队被阻挡在咆哮的怒江东岸。跨越怒江、揭开西岸之谜的开路任务落在战士李文炎和他的战友们肩上。
参加过劈开二郎山、跨越大渡河和金沙江等激流工程的先遣营营长张保德，是位身经百战的英雄，但面对着这湍急奔腾的怒江，他却显露出焦急的神情：自己的营如不能跨越怒江，就挡住了所有怒江筑路大军。他再三叮嘱李文炎：“我们一定要强渡过去。现在全师都在看着我们。”
1953年7月14日清晨，江雾未散，李文炎等六人分两排坐上一只旧橡皮船，把准备拖过江去的两根电线绑在船后的一个皮扣上，一个人把舵，高喊着：“一二！一二！摇桨！”向惊涛骇浪里冲去。全营的人在岸上紧张地注视着他们。
橡皮船像一片树叶似的在巨浪中起伏，一会儿被巨浪抛起，一会儿又跌落到水凹里。电线就像是一条长尾巴一样，在船后摆来摆去。他们用力地划着。没想到垂到江底的电线，被石头挂住，船在激流中打着旋。一连三次失败。一个巨浪压下来，船翻了，电线断了，糟糕的是船被激流冲走，一眨眼的工夫，随江水转过山脚不见了。所有人都傻眼了：“这只船和船上的战友是我们全营的命呀！”落水后，被激流冲回东岸的李文炎迅速爬上岸，冲向山顶，却不见船的踪影。
李文炎下到江边，沿着江边跑起来。在江边一个大回水湾里，李文炎终于看到那条如黑色大鱼般的船，他脱下衬衣一扔，不顾一切向激流游去，终于抓住了船。这时，一条绳子忽然甩到他的面前——支援他的崔锡明赶到了。第四次强渡终于成功了。当李文炎他们爬上西岸时，东岸所有的人都举着手向他们欢呼，他们也举着木桨欢呼起来。
下午5点多钟，两根长木棒扎成的木筏，绑着一根12号细钢丝从东岸顺水漂过来，电线慢慢放，船慢慢向江心走，终于和那木筏碰了头。
木筏上绑着一个布包，是什么呢？打开一看，六人都愣住了：十八个馍馍！大家知道连队是没有面粉的，一定是首长特意送来的。馍馍已被江水浸湿，但战士们心怀暖意，都舍不得一下吃完，只吃了两个，留一个保存好。夜晚江风刺骨，他们只穿了渡江时穿着的裤衩背心，连鞋也没有，生起篝火取暖，围坐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李文炎和战友们拖着钢丝向上游走了二三里，到了他们坐船起渡的对岸，把钢丝固定在一块大石头上，顺着钢丝，江对面的战友们滑过来衣服，滑过来食物，又滑过来一个小风箱。怒江再也无法阻挡两岸英雄们的联系了。对岸滑放物资，这边只有六个人用手拉钢丝，粗糙的钢丝把十二只手磨得通红，肿得像馒头。晚上，疲惫不堪的他们睡得很香，无论风怎样吹，气温多么低，都没能把他们冻醒。一觉到天明，他们一睁眼，发现江面变宽了。原来昨晚上游暴雨，江水暴涨了两米，离他们睡觉的地方只有一米远，放在江边的小风箱也被水冲走了，幸好橡皮船拴得牢实，还漂在水面上。
不久，从钢丝上又滑过一个麻包来。原来是部电话机。安装完毕，六个脑袋都挤到电话机跟前。大家静下来了，“喂，喂，你是谁？”从耳机里传来一个有点陌生的声音：“同志们辛苦了！”“谁呀？”崔锡明轻声问着李文炎。对方又说话了：“我是干炎林，我来给你们贺功！”崔锡明拿着耳机跳了起来，大叫着：“是师长，是师长！”果然，大家看到，对岸人群中一个穿着蓝衬衫的人挥着帽子在示意。“啊！师长！师长！”大家都连喊带跳，激动不已。
滔滔怒江被勇士们征服了。关于这一壮举，还有这样的记述：
7月14日，五十四师师长干炎林带领第一六二团参谋长朱庆华、工程师张天翔以及该团少数人员，来到江边实地勘测，先选定在怒江上架设便桥的位置。架设便桥先要将钢丝绳拉过江对岸。六连班长李文炎和几名熟悉水性的战士，乘橡皮舟在奔腾咆哮的怒江激流上，冒着生命危险试渡了几次，终于到达对岸，并拉上钢丝绳，为架设便桥奠定了基础。第四连副排长崔锡明在实地查看怒江西岸桥址时，攀缘爬行陡峭石壁八百米，完成了实地查看桥址任务。工程师张天翔同战士们一道，攀山越岭，找藏族同胞调查，为选定线路和怒江桥址做出重要贡献。随后，第一六二团团长郝洪基、工兵第五团团长解养仁分别率部在怒江两岸投入施工。经过二十八天紧张施工，11月1日，一座长达八十七米、距江面三十三米高的“贝雷式”钢架桥终于跨过怒江。
现在过怒江大桥时，还能隐约看见石壁上当年十八军战士书写的“同志们，干吧！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标语；峭壁上还插着一根当年打入岩石中的钢钎，这根取不下来的钢钎，就成为那段史无前例的修路史的最好见证。今天，只要你经过怒江大桥，在那边的人，都会指着一个单独立在江边的桥墩告诉你：“当年，有个战士建怒江桥时掉进十多米高的、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谁也没办法把他救出来，他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桥墩里。”如今，怒江上已经架起了新桥。当年修建的怒江桥只留下这一个桥墩，像是一座特别的纪念碑。它告诉我们：谁都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
当年筑路大军进入怒江工地之前，先要打通昌都以南海拔四千米的年拉山。那是座石头山，山上没有一滴水。生活和施工用水都要从山下的江里取用。一六一团三连副连长陶书运回忆说，每次上工前，都要背很多水壶上山。
“打钢钎，大锤可以连续抡几百下，当时的‘千锤英雄’真的可以连续抡上千下；开石方，不放心战士，我就自己来放炮。”陶书运说，当时雷管是圆的，导火索很细，要把它拧紧，没有工具怎么办？“就用牙咬紧，成千上万次地咬呀。没有掩体，点着了以后必须赶紧跑，使劲儿地跑，跑得越远越好。”
然乌沟，海拔三千九百余米。从上清卡沿河而下到然乌沟，长八公里。两岸石壁陡峭，悬崖平均高达四十多米，谷深沟长，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天”。当地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降水量大，雪封、雪崩为患，是地质、气象灾害多发区。这里，同样没有人走过。工程的设计方案，就是要在峭壁半腰的悬崖上凿出一条石道。
“这一段特别难修。由于终年不见太阳，山两边都挂着很厚的冰棱，紧贴着悬崖峭壁。八公里路，投入了三个团的兵力，我们一五九团承担了四分之一的任务，牺牲了三十多人。”杜琳回忆说，因为线路在半山腰，战士们只能在自己的腰上拴条麻绳，悬挂在半山腰，用钢钎在石壁上打炮眼。有一个班因为连续作业时间太长，腰间的麻绳磨断了，整个班掉进了怒江里。“现在想起来还想掉眼泪，这跟打仗是一个道理，这些战士都没留下名字。后来，我们在然乌湖边给他们建了纪念碑。”
那段日子，每天黄昏时分，全团集体放炮，团长和政委就站在沟口，直到所有人报平安了才肯吃饭。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儿：“不打通然乌沟就不过1954年元旦！”
1953年12月31日的晚上，然乌沟还没有完全打通，大家就真的直到1954年1月4日才补过元旦。其实所谓的“过元旦”，就是在沟边燃起篝火，休息一下。
凿通然乌沟，一眼望见然乌湖，“那风景美极了！”怒江天险打通，南线决定性的一战获胜！人们内心的欣喜可想而知。
可是，沿着修好的道路巡视一遍时，也不无遗憾。按照当时的进度要求，这只能算是一条军用道路的水平。路的弯曲半径小，在深山峡谷中显得过度弯曲。一些“飞线”未经过精测，道路的陡坡也不够舒缓流畅。有的路段临近河边，流速强劲的冷曲河水浸入路基，会使正在行进中的车辆掉进河中。有的地段塌方不断，行车者提心吊胆；有的绝壁路段，崖高路窄，稍有不慎就会车翻人亡，只有最勇敢沉着的驾驶员才敢大胆通过。几十年后，这里依旧被称为“中国公路最险峻的路段”。
1954年夏，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将军向筑路部队、民工赠送写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题词的锦旗。
这段旷世奇路是由解放军一万三千多血肉之躯筑成的。它体现了决策者的巨大魄力、筑路指战员的勇敢和智慧。为了它的开通，战士们劈山填谷，披荆斩棘，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牺牲：有的年轻战士累得吐血，许多人落下终身残疾，还有的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整个筑路部队仅1953年就牺牲八十一人。所有人都知道筑路对西藏解放、建设事关重大。数十年后的今天，许多“老西藏”一闭上眼睛，那些年轻、淳朴的身影还会出现在眼前，永生难忘！
1954年初，后方筑路部队开始了实现康藏公路全线通车前最后一年的“冲刺”。偏巧这一年，波密地区的雨季来得早，持续时间长。5月份部队施工到这一地区时，线路上最大的冰川突然山洪暴发，泥石流铺天盖地涌来，沿帕龙藏布一线的六十余处路基和桥梁瞬间被冲毁。
时隔几十年后，当时亲眼目睹过这一场面的李俊琛说：“汶川特大地震那种山崩地裂的场面对我们来说，一点不陌生。”她永远记住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一刻：原本晴空万里、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的天，顷刻间变得那样恐怖，“那天我们文工团没有给筑路部队演出的任务，大家看天好，就说说笑笑地到小河边去洗衣服。突然听到一阵像飞机轰炸的声音，又像是坦克开过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怖。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不好！快跑！’转头一看，像房子那么大的石头带着泥沙滚下来，呼啸而过，真是山崩地裂的感觉……”
转眼间，泥石流峰过去了，只剩下冲下来的泥土和它散发的腥味，四周是可怕的寂静。当大家从惊恐中清醒过来，互相招呼时发现，一个叫陈德昶的男演员不见了。“大家一起喊他的名字，喊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听到他的回答。”李俊琛说：“20岁的陈德昶一下子就没了，大家哭喊都没用……我们刚修好的小桥也被冲走了。”
这场1954年5月8日突然暴发的泥石流，冲毁路段达三十多公里，损失标准工日四十万个，各种筑路物资损失严重。正在“老虎嘴”施工的一五七团六连二排也随着路基的突然塌陷坠入江中，包括副排长邬贵相在内的九名战士被滔滔洪水吞噬，另有八人负伤，部分工地被迫停工。在洪水、塌方、飞石袭击下，部队总计牺牲五十四人，重伤三十八人。因道路中断，还曾一度断粮。
意外发生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路毁人亡，很难不使大家的情绪受挫。修建司令部当即通报“责任在领导”，总结教训，并研究部分线路改道，坚定年底通车拉萨的决心。
就在这时，五十三师《战旗报》社论提出了“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这是我们师指战员提出来的，一下子成了后方整个筑路部队的冲锋号角。”说起这句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口号，77岁的杜琳还像当年一样豪情满怀，“后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全党鼓足干劲时，还提到这个口号，说这句话很好。从那以后，这句口号传遍了全党、全军、全国！”
按照修改后的路线施工，额外增加了许多工日。筑路大军苦干加巧干，在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战士们创造出山字形挖土法、双燕式排土法、梅花爆破法、集团爆破法等许多新的作业方法，工效提高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座崭新的大桥巍然横跨在怒江之上，整个施工只用了二十八天。
人们在工地坚石上刻了“英雄阵地”四个大字，在桥上搭起楹门，上题“深山峡谷显好汉，怒江两岸出英雄”。1953年11月1日，怒江桥举行了通车典礼。筑路架桥的军工、民工，两岸的藏族同胞，都兴高采烈地挤在桥头空地上热烈庆祝，一辆辆满载各种物资的卡车稳稳地向西开去。怒江两岸人民世世代代隔江相望却无法来往的历史被画上了句号。
藏族民工们每天都编新歌。有一首是这样唱的：“金珠玛米（解放军）没来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拿过银圆。我们去问我们的父母，父母也说从来没有看见。金珠玛米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劳动中拿到了银圆。我们不但看见了很多很多，而且还亲手花几百、几千。”藏族人民把解放军叫作“金珠玛米”。“金珠”是解开锁链的意思，“玛米”是军人的意思，合起来便是“解开锁链的军人”……
如果说东线（由东向拉萨）的筑路大军一开始是由军队和汉族百姓组成的话，那么西线（由拉萨向东）筑路大军则一开始就是由军队和藏族百姓组成的。
修筑康藏公路的大军向拉萨挺进的同时，西藏工委和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商定：军区负责公路勘测、设计、施工指导和施工工具购置、维修；噶厦地方政府负责从拉萨、山南、工布等地的四十八个宗（县）、溪（庄园、小宗）调集万名藏族民工参加施工，并提供民工所需口粮，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支付粮款，还给民工发工资。
1953年1月18日，西线筑路委员会成立，下设西线筑路指挥部。指挥部下辖三个工段：一段由拉萨河南岸至墨竹工卡，二段由墨竹工卡至敏拉，三段由敏拉山口至巴河桥，全长三百二十三公里。
康藏公路临近通车时，师战地记者焦东海到阿沛桥采访筑路功臣华振和。华振和是一名战士，他围着一条白围裙，油乎乎的两手在上面擦来擦去，看来正在忙着做饭。顺着焦东海的提问，华振和说起了他的故事：
我带的是朗宗（今朗县）藏族民工四、五两个班，一共四十个人。3月9日，我们带民工的第一天，我一走进五班帐篷，民工们都站了起来，我很想给他们说点什么，可我的藏话还很差劲，说来说去大家听不明白。我看见一位六十多岁（他实际才五十来岁）的藏民，叫扎西次仁，面孔又黑又瘦，颧骨突出。我不禁想起了父亲，顿时觉得特别亲。我向他身边凑了凑，想和他说话。谁知他猛然站起来，弯下腰，伸出舌头：“拉苏，拉苏（是的）。”紧张得浑身打战。一个年轻的藏民尹希，赶紧把垫子给我移过来，毕恭毕敬，一句话也不说。原来，这个班的藏民见过解放军的人很少，免不了有些顾虑。扎西次仁老人和其他民工一样穷苦，只有一件羊皮袄，白天穿在身上是衣服，晚上就地一躺又是被褥，再除去一小袋糌粑、一个木碗，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一次，华振和打算把修路中的“木轨滑运法”推荐给藏族民工，以提高工效，便满有把握地把觉本（班长）洛桑和扎西次仁叫来，向他们介绍这个方法如何好。谁知他俩只是摇摇头，看着他光笑，解释了半天也不愿采用。华振和莫名其妙，问洛桑：“你们为什么不愿采用这个施工方法呢？”洛桑说，担心采用“先进方法”万一工效降低，工资少了，“我们吃什么呢？”华振和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提议由洛桑安排给他们几个民工试一下，满意了就干，不满意可以不干。洛桑同意了。
于是，华振和与八个民工到山上砍了几棵树，铺在工地上，一头高高垫起成了“木轨”，八个人把石头撬上木轨，轻轻一推，一下就滚到河里去了，震得整个山谷轰轰作响，民工们乐得叫起来。洛桑还不大相信，唯恐是偶然的，扎西次仁老人却想通了，主动跑过来帮忙。一连试验了几次，洛桑才信服。全班采用了这个方法，结果十五天的任务五天半就完成了。扎西次仁老人笑着对华振和说：“我以为你打仗行，干出力活不一定胜我们，谁知你有这样多窍门呢！”全班民工一起哈哈大笑。
华振和对焦东海说：“同志，你可不要以为藏族群众笨，连那样简单的施工方法都不能顺利接受。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公路，其中有些人是牧民，活了几十岁没摸过铁镐、铁锹，第一次拿起这些工具就能修路，这就不简单。你说是吗？因为运输困难，银圆运不上来，工资不能发放，藏族群众都能体谅我们的困难，一声不响地埋头工作。他们说，解放军帮助我们修路，修到大门口来了，再大的困难也能忍耐。”
一次，华振和无意中看见扎西次仁挖稀泥时，脚踏在铁锹上一用力，眉头总是紧皱一下。原来他的鞋底早磨掉了，脚被铁锹磨得红肿。华振和忙拿出自己的球鞋给他，老人说啥也不要。他说华振和是“奔波”（长官），指挥老百姓修路，没鞋不行。华振和发现有很多藏民都是这种情况，二十个人中就有三个没鞋穿，就算有，鞋也很破。他回到连里，用一些旧牛皮缝了几双鞋。扎西次仁接过新鞋，眼泪唰地流下来。老人紧紧拉着华振和的手不放，不住地亲吻，黑瘦的脸上泛起了红潮。很快，工地唱出这样一首歌：
筐子破了柳条编，鞋子烂了“玛米”（军人）连。
解放军呀，解放军，你们个个都有一颗菩萨的心。
华振和给藏族民工发工资。四、五班的民工们远远躲着他在一边叽叽咕咕。一会儿，四班女工嘎玛背着一小袋银圆，跑过来往他面前甩下便跑。华振和忙拉住她问：“这是干吗？”民工们笑着一齐拥上来，四班的觉本伍洛抢先说，我们每人每月领这么多大洋，还不是多亏你的帮助。她们都愿捐出几块银圆送给你。这是大家的心意，收下吧！话还没落音，只听“收下吧，收下吧！”民工们乱哄哄地嚷起来。
华振和告诉大家，工资多，这是党和国家给大家的报酬，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今后藏族人民的生活会更好的。
华振和永远不会忘记和藏族民工分别的那天。一列长长的队伍在新修的公路上挺进，一个个熟识的笑脸在眼前掠过。藏族群众戴上鲜艳的大红花，举着耀眼的红旗，带着党和军队给他们的荣誉，带着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走上了回家的路。人群中，有人唱起这样的歌：
亲爱的解放军呵！我们一块儿修路六个月，公路通了，你一定要到我们家去一趟呀！你不用走路，我们有快马；你不用怕雨淋，我们有漂亮的帐篷给你住；要是吃饭，我们给你磨最细的糌粑。亲爱的解放军呵！你千万要到我们家里去一趟呀！
记者顾工骑着一匹栗色的马到筑路工地采访，刚刚跃上一个土岗，马缰立时被几双热情的手给牵住了。正在施工间隙休息中的民工都围了上来。有披着花格子布的脸色红润的女孩，有穿着粉红绸衫带须的中年人，有赤裸着臂膀露出酱色肌肤的青年。他们紧握着顾工的手，也把手举到没帽子的额前敬礼，问道：“同志，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往哪里去的？”一位在溪边烧茶的藏族少女，用桦木制的小碗舀了一碗浮着浓浓酥油的茶，捧着递给了他。顾工被这许多亲切真诚的举动和暖烘烘的问话弄得局促不安，不知如何对答。
上工的哨子吹起来，藏族群众又匆忙地去背土、垫路了，一路走，一路回头向顾工不断地招手，微笑着。有人即兴高唱起来：
在给自己家乡修路的时候，从东面的山岭上来了一匹好马。马背上骑着一位解放军“奔波”，他带来毛主席的心，也带来毛主席的话。
顾工找到工段指挥长问：“为什么对我这样的陌生人，他们会这样喜爱和欢迎呢？”“因为你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穿着绿色的军装呀！”指挥长快活而简洁地回答着，“别以为住在冰天雪地、荒山野岭的藏族人民性格都是孤僻的。正相反，他们热情奔放，坦率，合群，喜欢结交真心相待的朋友。”
“你能告诉我，我们部队是怎样用实际行动赢得藏民的心吗？”指挥长笑了：“举不胜举呀。不过很主要的一点我要说，就是我们的战士耐心地教会了民工，怎样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来改善生活。”藏族民工们每天都编新歌。有一首是这样唱的：
金珠玛米（解放军）没来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拿过银圆。我们去问我们的父母，父母也说“从来没有看见”。金珠玛米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劳动中拿到了银圆。我们不但看见了很多很多，而且还亲手花几百、几千。
藏族人民把解放军叫作“金珠玛米”。“金珠”是解开锁链的意思，“玛米”是军人的意思，合起来便是“解开锁链的军人”。
每到星期日夜晚，每个工地上都会燃起一堆篝火，火光照亮了整个山野，甚至挂在松枝上的松果都可以一个个地看得分明。民工们换上过节时穿的服装，在火光下显得耀眼夺目。他们整齐地挥着长袖，有节奏地踏着脚步，一圈圈地转着，唱着，转得越来越快，唱得越来越动听：
明亮的铲子啊！能够铲出幸福的花朵。
坚硬的镐头啊！能够锄出美丽的田园。
要是我们今天不织帐篷，明天就会没有住的地方；
要是我们今天不修公路，明天就会尝不到好的果实。
一个戴着功臣花的姑娘，被推到歌舞中心，她甩动垂着丝穗的辫子唱道：
让我们的歌声传给金珠玛米吧！他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的笑声传给毛主席吧！他是我们最慈爱的领袖。
月亮从这个峰顶移向那个峰顶，越升越高，篝火熄灭一堆，又燃起一堆。喜悦的歌声越来越高扬，欢快的舞步越来越振奋。
南京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杨星火，参军进藏，分配在十八军后方政治部文工团，跟着部队修公路，更身兼随军记者、文化教员等重任。上大学的时候，她还自认为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学生”，可来到高原的悬崖陡壁修路时，她却发现自己“笨得要命”！那开山炮炸过的筑路工地，其实就没有路。那些腰间拴根绳子在悬崖峭壁上悬空打炮眼的战士，看得她头晕眼花。爬上去吗？她不会。既然是来参加修路，来体验筑路大军生活的，怎么能老站在悬崖下面呢？
杨星火下定决心踏着岩石裂缝一步一步往上爬，蹭两步，摔下来，又往上蹭，两腿直抖，又摔下来！就在这时，一个战士顺着保险绳从崖壁上“哧溜”下来了，冲她笑笑说：“来，我引你上去！”他两只脚掌蹬着陡壁上的石缝，再伸手把她往上拉，让她把脚放在他的脚背上。杨星火踩着他的脚背，就像踩着梯子，终于爬上了陡岩绝壁！
筑路部队都住帐篷，一个班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的地铺上。杨星火正发愁自己会“挤”在哪个帐篷里呢，小通信员来了，接过她的背包，取下她的方块雨布，加上自己的方块雨布，转眼之间搭起了一个“人”字形帐篷，这就是她的“单间”！晚上雨下得很大，帐篷漏雨。她连忙爬起来，衣服还没扣好，突然发现不漏雨了！奇怪，外面的雨仍旧很大。她钻出去一看，啊！一件雨衣搭在帐篷顶上！杨星火向岗哨望去，淡蓝色的闪电中，哨兵只穿着一件单军装，浑身淋得透湿。这个画面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让她终生难忘。
一天下午，杨星火跟着战士们上工地。指导员命令她：不准劳动，只准写稿。她坐在一旁编稿，忽听山顶上响起哨兵呼叫声：“山顶上滚石头了！山梁裂口了！”指导员立即吹起哨子，高声命令：“撤出工地！按三、二、一排次序，人与人之间拉开距离，尽快撤到安全地带！”
转眼工夫，一、二班迅速撤离，轮到三班撤出，滚下的石头更大、更多了。班长高声朝大家喊：“快跑！拉开一米的距离！”
轮到杨星火时，突然间她紧张得腿想迈也迈不动了，大家焦急地大喊：“大石滚下来了！小杨，快跑呀！”可她竟然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星火突然觉得身子飘了起来，她定睛一看，天啊！她被人背起来了！她流着泪大声喊：“放下我！别管我！”喊声越急，那人跑得越快！听着他急促的呼吸，杨星火忍不住哭起来。她恨自己，怎么这么笨呢？在这危险的关头，怎么呆若木鸡？竟让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背着自己跑。
当他们跑到安全地带时，那战士由于跑得太急，高原缺氧昏倒了。“我扶他起来的时候，透过泪水，认出他是三班班长！我沉默了。我能说什么呢？救命恩人？感谢你？我觉得这些话都不能表达我的感情！”第二天杨星火上工地时吃惊地发现，她昨天发呆的地方，一块巨石深深地砸在土里。
还有一次，杨星火正在波涛汹涌的帕龙藏布江边采访。江岸是流沙泥石塌方区，特别是进入雨季以来，乌云低垂，狂风呼啸，暴雨冲刷两岸悬崖峭壁，随时都有山崩落石的危险。那天下午，杨星火跟着连队刚刚走上工地，开山炮手们系上粗绳正在悬空打炮眼。突然，在“叮叮当当”的铁锤打钎声中，传来了一阵惊呼声：“快到江边救人啦！工兵团的一个排掉进江里了！”人们立即向江边奔去，江水的咆哮声和紧急的呼救声，震撼着帕龙藏布江岸的高山峡谷！
当杨星火从人群中挤到江边时，不禁惊呆了！暴涨的山洪恶浪排空，吼声如雷！只见白浪翻滚，水雾喷涌，哪里看得见一个人影？环顾四周，战士们有的搓手顿脚，有的热泪满眶，有的放声痛哭！杨星火边拭泪边转身向工兵团的工地跑去。沿途刚刚放过炮，陡崖巨石，高低不平，她摔了几跤，才跑到工兵团八连三排的工地。天呵，往日的三排工地哪里去了？
一位小战士手里捧着一根粗绳，边哭边诉说：“我们正在石崖上打炮眼，突然山摇地动，我们脚下的岩石轰的一声落到江中！全排的同志都被恶浪吞没了，只剩下我和排长拉着这根从山顶上垂下来的保险绳。我让排长赶紧攀绳上去，排长瞪着眼吼道：‘你快上去！执行命令！’我攀绳爬上山顶，回头一看，只见排长也已落入江中。他在激流中冒出头来，高呼了一声：‘把公路修到拉萨去！’一排巨浪就把他……”当天晚上，杨星火一夜没能合眼，排长惊天动地的“把公路修到拉萨去！”的呼喊声久久在耳边回荡。
1954年年底，康藏公路通车前夕，杨星火随着第一支汽车队，满载着大米、盐巴、茶叶等物资和筑路战士的欢乐，从巴河桥向拉萨疾驰而去。汽车所到之处，沿路的藏族民工挥锹欢呼致意。村庄、牧场里的藏族群众，闻声跑来观看这不吃草又跑得快的“铁牦牛”！他们惊喜地指点着，啧啧地赞叹着，跟在汽车后面跑着喊着：“金珠玛米，呀咕嘟！（解放军，好！）”
在太昭山谷里，有几个藏民站在路旁招手搭车。一位头发花白的藏族阿妈被两个年轻人扶上车来。年轻姑娘对杨星火说，阿妈是拉萨人，她和哥哥陪阿妈回娘家去。姑娘问，三天能到拉萨吗？回答：太阳落山前，汽车就可以到拉萨。话音刚落，阿妈突然放声大笑起来，接着又放声大哭。杨星火正想问个究竟，汽车开动了。那天，人们都坐在货车顶上，迎着阵阵风沙，老阿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指山，一会儿指水，简直像个年轻的疯丫头第一次出门旅游。那个激动、惊喜劲儿，把杨星火看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太阳还没下山，车队就到了拉萨河南岸，拉萨河水是那么清亮，那么碧蓝。杨星火趁着过河的时机，采访了老阿妈。原来，老阿妈娘家在拉萨北郊的一个村庄，18岁时嫁给太昭的牧民。从拉萨到太昭，她骑着牦牛走了九天，才走进新郎的帐房。山遥路远，从此再也没回过娘家。如今她58岁了，坐着“铁牦牛”回娘家，跑起来跟飞一样，眨眼间就回到了拉萨，怎能不悲喜交加？她问道，这到底是梦还是神话？
老阿妈一番话，令杨星火激动了。是啊！过去在藏族人民心中，也许有过这样的神话和梦想。然而，从文成公主进藏到现在，一千三百多年过去，神话仍然是神话，梦想仍然是梦想。莽莽世界屋脊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竟没有一里真正的公路！如今，共产党和解放军来了，神话和梦想变成现实了！康藏公路如同一条神奇的金桥，把藏汉人民连接在一起，把拉萨和北京连接在一起，它连接着各族人民的心！
1954年12月25日，拉萨大桥落成了！全长二千二百五十五公里的康藏公路通车了！那天从清早到傍晚，人们如流水似的涌到拉萨大桥，来回地走呀，看呀，摸呀！有一位藏族老爷爷捧着一条洁白的哈达走来，伸出双臂向大桥弯腰致敬。他颤巍巍地把哈达系在大桥栏杆上。看着他的小孙子激动得在桥上跳舞，他突然吼了一声：“扎西！跳什么？别把这宝贝桥踩痛了！”扎西迷惑地望着白发的爷爷，稍停，似乎懂得了什么，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大桥栏杆，就像抚摸着金驹宝马似的。老爷爷满意了，俯在孙子耳边轻声说道：“对，要爱护它！它是架在我们心上的金桥啊！”
“历代政府都被‘世界屋脊’这句话吓倒了，连一份像样的地图也没有留下。我们自己的专家没有去过，外国的探险家糊弄我们，胡说青藏高原是生命禁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通过青藏高原胜利到达拉萨了，怎么能说是‘生命禁区’呢！”……
1952年国庆节前夕，邓郁清奉命从拉萨携带勘测资料回内地汇报。临行前，中央代表张经武约他谈了自己对修建青藏公路的想法。
张经武说：“工程师同志，我们朝夕相处已经大半年了，你是进军西藏以来第一批返回内地的同志，这里的一切情况你都很了解。我们远离后方，交通不便，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十分困难。数月前，少数人发动未遂叛乱，你也是亲眼见到的。他们硬的比不过我们，就想利用我们的困难，还强迫老百姓不卖粮食和任何东西给我们，妄想用这种方式卡我们的脖子，逼我们退出西藏。现在，我们带来的粮食确实不多了。尽管中央正准备从西南、西北组织力量赶运粮食进藏，但路途遥远，损耗太大，而且费用昂贵。从西南由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骆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趟，其运费加损耗，确确实实，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我们是在吃银子过日子啊！”
张经武这番话，邓郁清听得惊心动魄，十分难过。虽知粮食来之不易，但从来没有算过这笔账，更不了解当时粮食已经不多的危险处境。张经武有些激动，他接着说：“你是搞公路建设的工程师。我认为从西北向西藏修路还是可能的。倘能避过泥沼和草地，相信不难找到一条理想的路线。从国防、军事、政治、经济和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考虑，很希望从西北修出一条进藏公路来，哪怕先修出一条大车路也好嘛！希望你回去后，向西北交通部门领导和专家们呼吁，再派几个勘测队来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盼望得很啊！”
张经武是在强烈要求开辟“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是众望所归。
邓郁清于12月上旬到了重庆。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穰明德得知后，特意请李昌翔工程师代邀邓郁清到他家做客。一见面，他就说：“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互通过电报，是老朋友了。你到了重庆，为什么不来见我？路费不够，可以到我这里来解决嘛！为什么还要打电报向西安要？”话锋一转，穰明德就提到筑路问题。
穰明德坦言，康藏公路工程艰险、进度慢，迫于形势曾派出几个勘察队进行踏勘，希望能找到一条施工简易的路线，也想到从西北进军的路线，因此才给拉萨发电报，征询从西北修公路进藏的可能性。
当天晚上，邓郁清接到西南军区通知，军区副司令员李达要接见他，“准备谈一天”。
李达谈话的核心仍然是筑路。李达告诉邓郁清，既定的方针是边进军，边勘测，边施工；“从国防安全着想，最好先从西北修一条公路入藏。那是从我国腹地伸向西南边疆最保险的大动脉，任何敌人也破坏不了。但是，历代政府都被‘世界屋脊’这句话吓倒了，连一份像样的地图也没有留下。我们自己的专家没有去过，外国的探险家糊弄我们，胡说青藏高原是生命禁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通过青藏高原胜利到达拉萨了，怎么能说是‘生命禁区’呢！虽然你们在路上遇到许多困难，遭受一些损失，但我不相信那样辽阔的大草原就找不到一条理想的公路线！你是筑路行家，我很想听听你对从西北筑路入藏的前景和看法。同康藏公路比较一下，哪里困难，哪里容易施工？”
李达的问话，使邓郁清心里很不安。1951年那次他随十八军独立支队从西北进藏时勘测路线，只能跟着走，根本顾不上管脚下地质情况的好坏。别的地方他没亲自走到，没法进行比较，因此在不久前的复电中特别写道“在没有勘测其他比较线之前，此线不宜采用”。
邓郁清回答，客观地看，西北进藏路线上的地形比较平坦。翻越的山垭口，一般落差最多也只有五百米至七百米，坡度较为平缓；所经几条大河，多接近发源地，流速、流量都不太大，容易跨越。如能绕避沼泽地，从西北筑路进藏是完全可能的，工程量不会大。应该再派一支强大的勘测队，在武装部队保护下进行勘测，必能完成这一使命。“倘有机会，我一定主动请求参加。”李达高兴地插话：好嘛，那时英雄就有用武之地了。
李达说：“我们是管军队的，军事活动一刻也离不开交通。我们进军西藏，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是要长期固守边疆，就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弹药，要装备，不能饿着肚子、光着膀子去打仗，去建设。这就需要你们交通部门的配合。希望你回到西北后，代表西藏，代表我们军人，向你们的领导，甚至是向你们的部长呼吁，尽快从西北修一条进藏的公路出来。你也是军人，你现在还穿着军装嘛！难得你和我们谈了一整天，我们既感谢又高兴。”
邓郁清二次进青藏高原的时间是一年半后的1954年6月。
1953年8月，青藏公路指挥部成立，慕生忠为指挥长，任启明为副指挥长。
从香日德至格尔木，沿着柴达木盆地的南部边缘前进，三百多公里都是戈壁荒滩，偶尔可见红柳沙丘。解放前，军阀马步芳曾在这段地方修过一条简易公路。
格尔木至黑河一千多里的广袤地区，对人们来说是个“谜”，听说的许多地名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探路如何分辨走向呢？他们决定沿着从西藏回来的骆驼队所走的路线前进。上路后才发现沿途总有成群的老鸦和秃鹫，正所谓“天上老鸦叫，死驼当路标”，“远看老鸦，近找死驼”。
外国探险家曾断言，从可可西里到唐古拉山口的数百里地带，人类无法生活，是“死神主宰的地区”。
唐古拉山脉的山峰自西而东，逶迤排列，看上去不高，但全戴“银冠”，沉睡着的亘古荒原在阳光照射下交相辉映。仰望高翔雄鹰，耳听叮咚驼铃，原野是那样的寂静，景色是那样的迷人。虽然不长树木，不长庄稼，但水洼处生长着苔藓地衣，山沟里有枯黄低矮的茅草，野驴、野羊出没无常，高山湖中有数不清的天鹅、黄鸭和成群的鱼类。看来外国探险家们所说的“生物禁区”，大可不必深信。
11月，慕生忠带着二十个人，吉普车、卡车各一台，组成探路队，从香日德开到了格尔木。一路上哪里不通，就下车修一修，三百公里的路四天开到了，路也算“修成”了。亲身实践，慕生忠对修青藏公路的想法更明确：青藏高原“水越往上游越小，山越往高处越平”。虽地势高寒，但地形开阔，山坡平缓，大部分地区只要稍加平整，就是一条以“平、直、近、硬”为原则的“急造公路”。
当时，地图上的格尔木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并无居民点存在于昆仑山北麓的这片荒滩上。慕生忠回忆说：“当时，格尔木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一顶帐篷，没有一棵树，有的只是枯草和大漠戈壁。向南望去，昆仑山巅白雪皑皑；向北看，山丘一座连一座，恰似一片破败的墓葬群。那时候，大家问我：‘格尔木在哪里？’我说：‘格尔木就在你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我们要做第一代格尔木人！’”他提出口号：在柴达木盆地里建起一座美丽的花园，在世界屋脊上开出一条平坦的大道！说到做到。第二年春天，在慕生忠率领下，探路队伍就栽下了几万棵树。
1954年1月23日，探路队伍终于到达藏北重镇黑河（今称那曲）。远望黑河，屋舍不多，但对于探路队来说，无异于从戈壁滩来到了乐园。大家情不自禁地喊：“到了！到了！那就是黑河！”黑河这个名字，萦系着多少人的心啊！
准备修筑的青藏公路终于被他们探通了！
慕生忠和二十四名干部、一千二百名强壮驼工，加上西北军区派来的十名工兵，共一千二百三十四人组成一支大军；编了六个工程队，每队两百人，每队一百峰新补的骆驼作为搬家、供应的运输力量。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正式开工了。
从格尔木向南，海拔大都在四千米以上，千里不见人烟。第一段艰巨的工程是格尔木向南不远的艾家沟口和雪水河两岸。前者是格尔木河边陡崖上的一个沟口，蒙古语叫“艾吉勒”，公路须通过此沟口，才能从崖上下到河滩。后者是格尔木河的一条支流，河床成了深沟，路要下到沟底再上到对岸。两处都要劈崖修出坡路，两处地质都是坚固的沙碛石，放炮炸不成，只能用镐刨，一镐下去“啃”不下核桃大一块。
6月，邓郁清受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派遣来到工地，负责修筑青藏公路的工程技术工作。慕生忠对他说，你跟我们修路不要怕丢面子，我们不能像正规工程那样按部就班去搞，而是要哪里好走走哪里，先通车，后测量，再重建。
正值夏季，夜里很凉，白天却烈日如火。筑路工地上，大个儿蚊子成群。民工膀子晒脱了皮，脸、手都被咬肿了。开工不久，就病倒了九十多人。每个帐篷里都有人哼哼，听着叫人心里难受，什么病谁也搞不清。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公路修进了昆仑山区。
拿下了雪水河工程，队伍向南一线推进，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派出最远的第一工程队到了昆仑山以南，距已通车地方一百七十公里处。出发前，慕生忠向队长马珍交代：“你们带二十天口粮，到时我把汽车开到你工地。”就是说，二十天内必须修通一百七十公里。
格尔木河流经这里，地形突然变成了一条陡崖深谷，如同大地裂开了一道大缝，有种身临“地之边、天之涯”的感觉。“大缝”宽不过八米，深却有三十多米，站在岸边只听谷底水声轰轰如闷雷，向下看黑乎乎令人头晕。河对岸有个石嘴子挡住去路。
邓郁清经过勘测，苦想，设计了一个巧妙、简易的方案。在最窄处两岸崖上打出石槽，然后插上桩木架桥，同时把石嘴子打掉。但等到从兰州买来的九根木料运到时，距二十天的期限只剩三天了。慕生忠告诉邓郁清：“三天内必须通车，不然前边的人就饿肚子了。”邓郁清带着民工干了三天三夜，按时把桥架通。
当汽车通过“天涯桥”时，前边小南川、西大滩、昆仑山口的工程也都完成了。一向被称为我国“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到这里变成平缓的丘陵。运粮汽车开到昆仑山南第一工程队工地帐篷前时，马珍一看见慕生忠就笑了。慕生忠问道：“你们没挨饿吧？”“今天正好二十天，我们还有六天口粮呢！”“为什么？”“我怕到时你来不了，节省了一点！”慕生忠笑了：“好样的，说到做到！”
过了昆仑山口就是不冻泉，这里有一股泉水，终年不冻。再向前就是楚玛尔河。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到这一带分成了四条河，楚玛尔河是最北面一条，水色赤红，水面广阔，河道稍修一下就可通车。工程队从黄河源头又一下到了长江源头。
从楚玛尔河向南五十公里就是地图上的“可可西里”，外国探险家眼里的“人类生存禁区”。这里有五道缓坡起伏的山梁，名为“五道梁”，设有运输站。再向南过通天河上游第二条支流——东卜勒纳木河，就到了乌丽。
过了乌丽，是沱沱河，通天河上游第三条支流。河鱼特别多，可以吃。人马走过，踏死的鱼漂上水面，人们吃够了鱼再前进。向西越过了通天河上游第四条支流，便是一片茫茫大荒滩。路越修越开心，慕生忠叫它“开心岭”。这一带狼多，晚上成群结队的野狼，眼睛远看如同一片闪烁的灯光。
在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的广阔地带，被称为“神秘之区”，山势平缓，河流水浅，地面多是坚硬的沙砾戈壁。修路抢时间，堆起一个土堆作路标就是路，工程队有时一天前进几十里。
开上唐古拉山时已是10月初。唐古拉天低云暗，整天下雪，天特别冷。大风吹得人站不稳脚，帐篷也常被刮翻。鸟到山口飞不起，只能跳着走，有诗形容：“风大飞鸟难展翅，跳跃越过垭豁前。”
当年运输总队的骆驼到这儿死在了山下，粮食就存放在这里，因此供应不成问题。眼看胜利在望，大家拼死拼活也要拿下唐古拉工程。大家忍受着缺氧反应，奋力抡起大锤。这个累倒了，那个又上。一个个脸色黑紫，嘴唇干裂，人也干瘦了，皮肤干燥得似乎都能擦着火柴。慕生忠总指挥和民工并排抡大铁锤，一口气打八十下。大伙说：“总指挥眼都红了！”
10月20日下午，终于把通向唐古拉山顶的路打通了。车过唐古拉山口，慕生忠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转中央：“中央：我们已战胜唐古拉。在海拔五千七百米以上（当时按气压表测的高度，未修正）修路三十公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现正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
1954年11月11日，公路修到了黑河，二十天前进三百公里。13日从黑河出发，23日到了羊八井，十天前进两百多公里。不要说修路，就是一路摆标记，前进速度也够快的。
羊八井到拉萨，要穿过二十公里的石峡。谷窄沟深，石崖夹道，石方工程量很大。光靠这支由拉骆驼的民工组成的修路队伍不行了。慕生忠回忆道：
还在这年7月下旬，公路已修到可可西里以后，我到北京第二次找彭总要钱。彭总说：“钱的问题不要再多讲了，你说要多少吧？”我提出要两百万元，还要一百部汽车、一千名工兵。彭总当即答应，就从西北和拉萨分别派出了两个工兵团，从羊八井石峡两头加紧施工。这两个工兵团是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又有空压机、钻孔机等设备，二十多天就把石峡打通了。我们12月15日把公路修到了拉萨。从格尔木算起，七个月零四天修了一千三百公里。
1954年12月26日，慕生忠收到从格尔木发来的电报，说格尔木到敦煌一段也通车了。这样，青藏公路从拉萨到格尔木后，既可东到西宁，又可北到敦煌，和在建的兰（州）新（疆）铁路直接相连。
1957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邀集一些同志到中南海研究西藏边防和供应问题。主席问：“如果打起仗来，你公路上的桥怕不怕炸？”慕生忠说：“青藏公路上没有什么桥。”他向主席解释了青藏高原“越上游水越小，山越平”的道理。主席问：“你怎么想出来的？”慕生忠回答：“按照主席教导，调查研究出来的。”“你说几千里极少人烟，向谁调查？”回答：“向大自然作调查。”主席听了很高兴，连连说：“科学！科学！”就是这位青藏公路的开路先锋、筑路英雄，四十年后病故在兰州后，人们根据他生前的意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昆仑山上、沱沱河畔。
川藏公路（康藏公路加上成都至雅安段后称为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到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交通的历史。这两条公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帮助西藏各族人民、开发祖国边疆的两项伟大工程，是我国公路建筑史上的两大奇迹。
川藏公路全长二千四百一十六公里，始建于1950年4月，1954年12月25日通车拉萨。它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出发，经雅安、甘孜、昌都到拉萨。途中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十四座，先后跨越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十多条水流湍急的河流。这条公路建成后，又继续修建了由康定向西，从新都桥经巴塘、邦达到拉萨的川藏公路南路，全长二千一百六十一公里。昌都至邦达段一百六十九公里的支线，成为川藏公路北路和南路的联络线。川藏公路里程之长、海拔之高、工程之艰巨，为世界公路建筑史所罕见。
青藏公路全长二千一百一十五公里，是一条高原公路，全线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它从青海省省会西宁向西穿越戈壁草原至格尔木，折向南行，横贯连绵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过那曲抵拉萨。这条公路动工于1950年6月，1954年12月25日与川藏公路同时建成通车。
1954年12月25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40分，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隆重的通车典礼开始了。整个拉萨在狂欢，此时此刻，人们心潮澎湃。张国华、谭冠三等军区首长心情更加激动。为修建这两条公路，十八军参加筑路的部队为五十三师和五十四师两个整师、五十二师一五六团，还有工程队和民工约二万五千人。
数万名各民族筑路人员和高原上的恶劣气候、雪山冰河搏斗了五个年头。五年间，许许多多的指挥员和工程师头上增添了无数白发，许许多多的解放军战士和筑路工人积劳成疾，因伤致残，其中康藏公路上有三千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八军，这支曾转战大江南北的部队，在康藏公路施工中伤亡的人数，竟然超过了渡江以来历次作战伤亡人数的总和。
筑路英雄“张福林班”班长李春义率全班应邀参加了通车典礼。他们站在拉萨城头，遥望雀儿山，捧着滚烫的酥油茶，以茶代酒，祭奠英灵，他们默默地念道：“班长，你放心吧，公路通到拉萨了！”
孙占文从他的骑兵包里掏出那五十万分之一的藏北地图摊在地上，程永康端着蜡烛，牛青山蹲在地图前，三个脑袋逐渐变成一大堆脑袋凑在一起研究第二天的行程，把地图上的山脉、河流、湖泊位置与他们当天走过的地形对比，找出当晚宿营的位置。沮丧的是，他们发现他们到达的地方在地图上大都是空白或者是虚线……
现在想要自驾车进藏的旅行者们都知道，从外界进藏，主要有五条线路：第一，青藏公路：从西宁、格尔木到拉萨；第二，川藏公路：从成都到拉萨；第三，滇藏公路：南接昆明，北与川藏公路南线汇合；第四，新藏公路：从叶城到普兰；第五，中尼公路：从拉萨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我认识的一些自驾车穿行过西藏境内的朋友们，谈起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往往却对另一条鲜为人知的公路有着很高的评价，那是从那曲到阿里的黑阿公路，用他们的话说：“这是最富诱惑力的一条路线。”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就是这条充满诱惑力的神奇壮美之路，在十八军进藏的20世纪50年代，那里几乎全部是荒无人烟、野狼出没的茫茫旷野。
当英勇的人民军队在高原上修筑了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后，为西藏修路筑路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为了打通西藏区域内各地区的联系，十八军勘察队的军人们又踏上了探险的新征程。
1956年藏历新年，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又一支踏勘队组成了。这支踏勘队将穿过羌塘11腹地，探寻出一条从黑河通往阿里的公路线，这是中共西藏工委酝酿已久的计划。
藏北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脉基本上是东西走向，山系之间有比较平坦的高海拔平原。青藏公路提供了在这类地区探路和筑路的经验。那么，在黑河和阿里之间迅速开辟一条可供行车的公路线，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此之前，西藏工委财委副书记、西藏贸易总公司经理牛青山于1955年11月，曾带领贸易工作队，用汽车把一批货物运到班戈湖。他说，外地人也能在羌塘生存！羌塘虽然海拔高，但地势平坦，雨雪量不多，大部分地方土质坚硬。虽然徒步踏勘困难大，有危险，但开着汽车估计可以通过。
西藏工委决定以熟悉贸易工作的牛青山为队长（人称“探险队队长”），组成黑（河）阿（里）公路踏勘队，踏勘和修路同步进行，并且兼顾原本职，开展贸易工作。踏勘队员中除原班戈湖贸易工作队的一部分成员外，还增配了电台、机要、测绘、医务和电影放映人员，加上驾驶员和修理技工，共八十多人。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林田和《西藏日报》记者倪潜随同踏勘队前往藏西北采访。
踏勘队出发前一天晚上，全体队员聚在一起听“探险队队长”训话。牛青山面庞清瘦，目光炯炯有神，他说：“同志们！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世界屋脊的屋脊，我们要走的路是前人没走过的路，雪山呀，冰河呀，没人烟的草地呀，空气稀薄呀，大风雪呀，都不是假的。困难危险都不小。但我就不相信在那里不能生存，不能通过。我们带了四个月的口粮和足够的汽油，不够，走不出那个大草原，退也退不回来，那就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了，反正那里有大群的野羊、野驴，我们有枪，还有修路工具和炸药。”说到这里，他像孩子般天真地嘿嘿笑了。
1956年2月12日将近中午，高原初春的阳光照着拉萨古老的街道，使石砌的楼房、五光十色的货摊和熙熙攘攘的行人都发出一种令人感到亲切的光彩。大昭寺前的街道上，一字排开了十几辆大卡车和两辆小吉普车。包括驾驶员在内，人们都穿着厚厚的棉军衣，还有人披着老羊皮大衣，有的还穿着过膝的长筒毡靴。
林田的妻子南新前来送行，眼里含着泪花，舍不得分开。他们只能再次体验前年夏天在北京相见不久就匆匆分离的滋味。新婚不久，林田主动报名参加此次探险采访，说心里不乱，才怪呢。
拉萨平原气候转暖了，青草发芽了，大雁和黄鸭在融冰的沼泽滩上逍遥散步。车队向北，又折向西，几十公里后，羊八井石峡两侧的山岭上，冰雪的折光刺人眼睛。过了石峡，遍地是灰黄色的衰草，远处是重重雪山。队员们不禁在想，羌塘会是什么样呢？
林田第一次知道羌塘，是初到拉萨时采访藏族爱国学者、著名诗人阿旺擦珠时听到的。阿旺擦珠向林田解释“唐古拉”山名字的来历：“唐”，藏语平原的意思；“拉”，意为山；“唐”这个字古时的读法尾音读为“唐格”，“唐古拉”，即由“唐格拉”而来。（现在的字典和地名录上解释“唐古拉”是“阶梯山”的意思。）顺便又讲到“羌塘”，“羌”即北方，羌塘意为北方的大平原。大平原上有许多大湖，有的大湖出盐、碱和硼砂，拉萨吃的盐就是盐湖里出的，那里有成群的野驴、野羊、野牛。羌塘北部叫“羌东”，意为北方空地，是无人烟之地。老诗人的话激发了林田无限好奇和向往。羌塘、阿里探险，为什么不去呢？
1956年2月20日，林田在日记中写道：
（在黑河）下午来了五十多名藏族民工，他们来自附近各部落，是由探路队通过头人雇请随队参加修路的。他们个个面色黑红，头戴狐皮帽，有的耳朵上戴着小手镯般大的耳环。西藏地方政府派到探路队的甲本（藏军连长）格桑占堆当民工领队。他把民工分成几个组，向他们分发了帐篷、炊具和口粮、酥油、茶叶等。民工们很快搭好帐篷，做好大米饭、酥油茶，边吃喝，边开玩笑。晚上到分工委听广播，内容是布尔加宁关于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四天后，负责打前站的程永康带十几名民工提前乘车出发，民工家属来送行。一个名叫次吉多杰的民工上身穿件大皮裘，下身却穿了条黑布单裤，脸有些黑瘦，临上车时，他的老妈妈，一个蓬头的脱落了牙齿的老婆婆，在他脖子上挂上哈达，抱住他的头亲了又亲，嘱咐了又嘱咐。上车后，哥哥也赶来给他挂哈达，他从车上伸出头亲了亲。车子开动了，送行的人们喊着“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红山包脚下海拔五千五百米，是黑河至班戈湖途中二百八十公里的最高处。车队刚刚停下，牛青山便招呼两位记者快去拍照片，“天气好得很！”只见湖岸线有十几公里长，像鱼脊背一样，由粗砂和石子组成，坚硬平坦。牛青山说，这天然路面太好了！那边，再往那边，还有二三十个小湖，都产硼砂和芒硝。他指指北面和东面。这些湖有的已经干到底了，有的是高浓度的盐质水结了冰，还有的在白霜似的盐碱上长着稀疏的黄草。也许在远古，这一带是一个大湖吧。
牛青山兴奋地边走边说，这地方太好了！你看，我们脚下是第一湖，西面特别白的是第二湖，再过去那个灰黄色的是第三湖，走到跟前，白得刺眼，都是硼砂。这地方气候不错，据说每年4月到8月还暖和，种点菜，养点花，该不成问题。上次我来时就想，建个硼砂厂，我来当厂长，在这里搞一辈子。
两位记者转到一个小泉水边，牛青山用手抠开冒水的泥土，水就从两指粗的泉眼中涌出来，他盯着泉水说，这水多好呀！粗粝的羌塘高原，在牛青山的眼里，处处都是好东西。
林田二人走着走着，来到一座石头堆砌的“房子”前。一个瘦脸大眼的青年掀开布门帘，出来拉住他们的手，用地道的北京话说：“快里边儿坐！我们多盼望常有客人来呀！”另外两个年轻人赶紧倒茶，递烟。三个小伙子头发和羌塘牧人一样蓬乱，棉衣一样油光光。
林田问：“你们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不错呀！”北京人回答。他叫王开基，是贸易公司从北京调来专门收购皮毛的技术员。这三个小伙子在这里安营扎寨，组成了最简单的贸易小组。
“这里几乎与外界隔绝，差一点把日子过忘了，多亏老刘做了个日历牌。”一个硬纸做的圆牌，有两个指针，分别指向周边的日子和星期数字。他们刚来时，十几天工夫就把日子忘记了，三人争论，计算了数次，谁也说不准。幸好懂藏语的胖子刘鸿勋向牧民请教藏历日子，又从藏历推算出了公历日子，才算是知道是几月几号。
年龄较大的王作德是管账的。他说，他们是去年（1955年）12月中旬随牛青山率领的班戈湖踏勘队来的。那是藏北草原最冷的日子，湖上天天起风暴，天昏地暗，附近几十里内见不到一个牧民帐篷。头三天去找水，谁也没能找到可喝的水，只好把湖冰化成水煮饭吃，难吃得很。后来发现了小泉水，就搬到这泉水边扎营，他们给这个地方起名“甜水泉”。
牛青山见牧民迫切要求和他们做生意，贸易小组可以供应粮食、布匹、茶叶、烟酒等日用品，同时收购牧民的羊毛、皮货等。决定留下王开基这三个小伙子和一卡车货物，正式设立了甜水泉贸易小组。临走时怕他们被大风刮走，把人冻坏，连夜炸石头垒起了石头房子。
第二天，大队人马就走了。这个乱石做墙、帆布做顶、炮眼似的窗户的石头房子，简直是个小地堡。三个青年以此为家。白天常有牧民来，到了晚上，湖滨风暴怒吼，狼群嗥叫，真有点怕人。他们夜夜抱着步枪值班，渐渐和牧民成了朋友，路途遥远的牧民回不了家，就住在这里。
林田和王开基等五个年轻人正说得起劲，一道亮光射进石屋，一个高大的牧人掀起门帘，伸进乱蓬蓬的大脑袋，喊了声“夏保啦（嘿，朋友）！”一屁股坐在床上，从胸前皮裘里掏出一张带血的皮子。王开基接过来用手揉揉，叫刘鸿基用藏语说了它的等级和价钱，牧人点点头，刘鸿基就领他去挑想用皮子交换的货物。石头房子外有两顶帐篷，一个作门市，一个作仓库。
下午，为了慰问贸易小组的三个小伙子和附近的牧人们，牛青山下令放映两场电影。通知牧民来看电影的马本回来了。他们卸下马鞍，把马赶到山梁北坡草地，在山梁上的大风中点起一堆牛粪火化冰煮茶。他们不怕寒冷，在这高处露营，既可看到放在坡上的马，又可使夜间赶来看电影的牧人们远远看到火光。银幕就挂在卡车车篷的后端，大家席地而坐。夜深了，牛青山又安排在山梁上架起帐篷供来看电影的牧人休息。
第二天一早，又有十多个牧民赶来买卖东西，看电影。他们有骑马来的，有赶着牦牛来的。老人的胡须和妇女的羊皮帽上结着冰霜，几个大点的孩子下了马就瞪着迷糊的眼睛看汽车，揣在妈妈皮裘里的婴儿还熟睡着，“看样子他们是赶了一整夜的路来这里。”王开基说。
晚上，为这十几个牧民放映的电影是《光明照耀西藏》《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青山他们一边放映，一边给牧民们讲解故事情节。牧民们说，草原上的祖祖辈辈没看过这么好的“热闹”（指电影）。
七天后，踏勘队抵达班戈湖。班戈湖的海拔为四千三百八十米，是从黑河出发以来地势较低较暖和的地方。说是比较暖和，那只是和寒冷低温的羌塘大部分地区相比而言的。班戈湖恶劣多变的气候，还是让探险队领教了它的厉害。
探险队在那里遭遇了铺天盖地的狂风，混白色的硼砂粉和芒硝粉被大风搅得遮天蔽日，翻腾着向东南方向弥漫开去。湖南岸是灰黄色的茫茫沙丘，从湖上腾起的白粉和沙丘上腾起的尘沙冲撞到一起，形成高速移动的旋风，渐渐把南面的群山都笼罩住了，这就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草原风暴。
林田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黄昏时大风停了。夕阳照得白色湖面一片粉红色，远山是微紫色的。归牧的白绵羊和黑山羊都镶着光亮的边。好迷人的羌塘景色啊！”
半年后，当林田他们在归途中再次路过班戈湖时，湖边夜里已是灯光点点了。那里设立了气象站，地质部的考察队、西藏地质局的硼砂勘察队，还有天文工作队都到了，搭起一片帐篷。王开基的贸易小组比以前更忙碌，每天都有牧民来买茶叶和其他日用品，还能收几千斤羊毛。
在辽阔荒凉的大草原上，哪里是行车的正确路线？连向导都迷糊了。帐篷里，孙占文从他的骑兵包里掏出那五十万分之一的藏北地图摊在地上，程永康端着蜡烛，牛青山蹲在地图前，三个脑袋逐渐变成一大堆脑袋凑在一起研究第二天的行程，把地图上的山脉、河流、湖泊位置与他们当天走过的地形对比，找出当晚宿营的位置。沮丧的是，他们发现踏勘队到达的地方在地图上大都是空白或者是虚线。是呀，他们现在究竟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呢？研究来研究去，搞不明白，一群人拥在一起议论，头都大了。牛粪快烧完，夜更深了。是不是快天亮了？有人太困睡觉去了，帐篷外大风吼叫起来，牛青山站起来，使劲跺着大毡靴，果断地说：“向西北插！”
太不容易啦，终于看到一个老牧民。踏勘队向老人打听路，老人说，翻过前面的山，就出伯多部落，进入出产沙金的赛巴西加。车队在一条河边停下，孙占文带着翻译去拜访头人。天黑时，赛巴西加部落的头人曲桑和一个中年牧民来到营地。
头人曲桑是个快活老头儿，他的头发按拉萨风俗梳成一根，不像羌塘人是梳两根。刚下车他就热情地和大家握手，无拘无束地吵吵嚷嚷：“我们是老朋友啦！我到过拉萨！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两路会合拉萨通车时，见过不少解放军长官啊！欢迎你们来！”“我这个部落可是与其他部落不同，是直属达赖喇嘛的呀！哈哈！”他告诉踏勘队，赛巴西加是羌塘的纳仓和阿里之间的一个独立部落，早年地盘很大，后因人口减少，草场被别的部落占用了一些。十六年前，哈萨克土匪流窜至此抢劫一空，部落衰败了，现在只有二十来户。
“你们这里有金矿吗？”“当然有啦。我们这里就是以产金著名的呀！我们不向噶厦政府支差纳税，我们只向孜恰列空12交金税。”
曲桑说，此地名为赛巴雄元，离他家不远。由此向北是当炯部落，那里的牧民是色拉寺的百姓；东南是伯多部落；西面是邦巴部落；西北是改则羌玛部落，归阿里。正北一湖，名扎西错；西北一湖，名为洞错，都是咸水湖。这里距噶尔雅沙十二马站，距神山冈仁波齐十二马站。他说，踏勘队走的路太靠南了，如果靠北一点走，路就平得多了。他答应让他的女婿当向导，希望踏勘队从阿里回来时还经过这里。
“你们到阿里去干什么呀？”曲桑问。牛青山说，做生意。曲桑摇头笑，表示不相信。
曲桑又到旁边的帐篷拜访藏族官员。甲本格桑拿出噶厦的命令给头人看，命令大意是，凡沿途官员、头人、百姓等，都要支援踏勘队。
3月13日午后，风势更大了，粗大的砂粒和碎石像雨一样横扫大地，车窗玻璃好像随时会被击穿。林田所乘的汽车在大风中与前边的车队失去联系，驾驶员伸出头大喊了几声，听不到回音。车上的三人都下了车，背风弯腰伏下身子找地上的车印，可是地上如同山洪冲刷过一样，什么痕迹也没有。正在着急万分的时候，小于一边吐着刮到嘴里的砂粒，一边喊：“那不是小李的车吗？”原来几步之外，一部小车正在等着他们呢，风沙太大他们居然看不见。
又前行几十公里，傍晚，队伍进入一个干涸的湖底，沙丘里长着一丛丛灌木，半人高。再前行，红柳更多了，远看黑乎乎一大片，驾驶员高兴地大喊：“发现森林啦！”这是他们踏上藏北草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树木。
一个名为“多伦”的地方，属阿里地区日土宗的丁杰区，从新疆派出的阿里修路队的帐篷设在那里。这天，踏勘队的车队开到了这里，头车上挂着国旗和毛泽东主席像。
天空飘着雪花。路边，阿里修路队的几十名指战员冒雪在这里等候了两个多小时。踏勘队队员们激动地跳下车，大家握手，拥抱。起初，人们只是笨拙地拥抱着相互摇来摇去，重复简单的问候：“你们辛苦了！”然后咧着大嘴呵呵地憨笑。忽然，大家不约而同举起双臂，激动地高呼起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热烈气氛迸发上升到顶点。
进了帐篷后，一个从新疆进入阿里的老战士拉着林田的手说：“这几天我们真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你们来啊！昨晚一个同志睡梦里听到什么呜呜响，穿条单裤就跑到帐篷外看。真没想到汽车会这么快开来呀！”
踏勘队的汽车，阿里修路队的马匹，静静地停在丁杰区的营地四周。帐篷里，牛粪火烧得暖暖烘烘。牛青山告诉修路队的指导员，在羌塘中部时，收到他们的电报，得知他们组成了修路队，打开冰河修路迎接我们踏勘队时，信心就更大啦！“自古以来，极少有人横穿整个羌塘，党叫我们走出一条路来，今天我们真地走来了。”
隔壁帐篷里，修路队的一个战士说，我们连队正在日土宗冬训，忽然上级调我们去迎接汽车。大家又高兴，又奇怪，还没听说修路，汽车怎么来了？后来又听说，汽车是从羌塘大草原上开过来的，大家更乐得不行。“狮泉河上游两股水都冻着。我们要在河里修一条过水的路基，只能打破冰层向河里填石头。那天正下雪，把冰砸开后，大家脱了棉裤，拍拍大腿，背起石头下河，干吧！那可真是砭骨冰凉呀！一想到汽车很快要到了，劲头就来了。噗噔噗噔地在冰里干开啦！下巴不听使唤，磕牙，把牙咬紧嘛！干了一天，在狮泉河急流里修出了过水路基。上岸后，许多人大腿上冒出血珠，是冰块划的。在冰水里没感觉。”
1950年进入阿里的老战士插话：“几年没见汽车了。前两年见到从拉萨来了个骡帮，我们都高兴了好多天。这次上级说汽车要到，吃点苦算什么！前几天碰到一个老牧民，问我们，你们修路干什么？我们说，汽车要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哪能通汽车，汽车是从天空中来的吗？”原来，噶厦驻阿里噶本和阿里的上层人士曾断言，在“飞鸟难过”的羌塘通行汽车，无疑是神话。
高原边疆的战士们是多么盼望公路通车呵！
林田钻进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的藏族民工帐篷。满脸胡子的老民工递给他一大碗浓茶，冲他挤挤眼，原来是民工一组组长泽仁彭措和四组组长正在演家乡的说唱“对口调”。两人伸直了脖子，眯起眼睛，这个说一串，那个唱一句，每当一人如同说绕口令地咕噜一阵，然后作着怪样拉长尾音唱完一句，就引得人们哄堂大笑。每说一段，煮茶的便给每人斟上热茶，吃些白面饼子和牛肉，唱的唱，听的听。唱的人越唱越得意，二人用各种古怪的比方和新鲜词挖苦、挑逗对方。听的人捧着肚子笑得喘气。人人精神焕发，陶醉在同乐之中。
晚上，阿里分工委的朱副处长与二位记者聊起来。他说，这一带的牧民是几户聚居在一起，而他们走过的羌塘深处的牧民是一户户孤独地分布着，除支差纳税外，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半原始生活。将来可考虑建立初级市场和文化站之类的设施，以改变他们孤独、封闭的生活方式。
3月24日下午5时，在噶尔昆沙城里唯一的礼堂举行庆祝黑阿公路试线通车大会。远道赶来的藏族官员、八大牧区的头人、寺院代表、男女牧民以及解放军驻阿里的部队官兵和中共阿里分工委工作人员，共四百多人出席。这天，整个噶尔昆沙一片欢腾。机关、部队和广大牧民在草原上欢歌狂舞，一直持续到深夜。
从踏勘队离开拉萨，到3月13日抵达噶尔昆沙，四十天时间，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横穿荒无人迹的羌塘，越过纵横交错的山岭和急流，完成了黑阿公路的试线通车任务，揭开了神秘的羌塘草原之谜，成为西藏交通建设事业中的又一创举。
1956年4月2日，西藏工委电报指示踏勘队，由此继续探寻到新疆的公路路线。牛青山队长在会上宣布后，大家顿时欢呼起来。被安排留下的人有点情绪，晚上找到牛队长要求同去。探险，冒险，艰难困苦，真是意犹未尽呢。
5月初，牛青山率踏勘队部分人员和汽车取道阿里到新疆叶城的骆驼路，前往乌鲁木齐。踏勘队其余二十余人分乘十多辆汽车由程永康带队从原路返回。其间，汽油、粮食均将告尽，遭遇十八天断粮危机，幸而得到牧民的帮助和救援，于6月27日胜利返回拉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