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社区矫正的关系

    三、社区参与——社区矫正志愿者与两个社会资本的恢复和培育

    尽管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三个代表性人物，即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在社会资本的界定上观点不一，但提炼他们的观点，其中都包含了这样一些信息：社会资本具有有用性；社会资本与人际关系网络有关；社会资本包含了信任、互惠与合作的价值取向。其中，信任和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两个关键内容。根据社会资本的一般理论，一个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构成和性质，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个体和集体行为，也影响着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和治理模式。尽管“社会资本”一般在集体与社会意义的层面上使用，但微观的社会资本理论也关注社会中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当谈到社区矫正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时，这种影响在社区的社会资本培育和被矫正者个体的社会资本恢复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

    （一）社区矫正志愿者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吉登斯认为，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社区建设中的广泛民主参与和互助合作，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公正和改善街区的生活质量。^[8]然而，将社区作为罪犯矫正的场所，有时也会破坏这种地方团结形式。罪犯的存在，往往被视为社区关系网络不和谐的分子，是对既有社区关系的“入侵”，至少是一种威胁。犯罪的危险意象和监禁措施在心理距离上的安全象征以及罪犯身份本身所释放的不安全信号，导致社区成员潜在的忧虑和不安，甚至是外显的怀疑和不友好；社区成员对被矫正者产生的抵触、排斥情绪会扩散到其家庭或更广泛的范围，导致邻里信任弱化、对社区整体的安全感下降。这往往会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资本产生负面的、消极的影响，甚至造成社区社会资本的下降：怀疑和保持距离的心态破坏了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社区矫正制度之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质疑影响到社区治理和社区矫正的绩效。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司法行政机关的引导和宣传，很难将不安和忧虑转化为信任与合作。这时，社区志愿者的参与通常会起到一种打破心理禁忌、普遍示范的作用，会慢慢带动其他社区成员扭转态度，走近和认识被矫正者，在了解与接纳的过程中逐渐获得对被矫正者的社区身份认同，确立社区责任感和对被矫正者本人的社会责任感，重新弥合因被矫正者的介入或存在而受到影响的社会关系网络，重建矫正与回归的共识性规范，进而实现社区内社会资本的恢复和增加。

    （二）社区矫正志愿者与被矫正者社会资本的恢复和增加

    由于社会资本在个体行为选择方面的制约作用，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与个体犯罪生成和犯罪控制之间存在直接相关的关系。^[9]即使是在刑罚执行阶段，个体的社会资本依然对犯罪者当下与未来行为的选择起着约束作用。从实施犯罪到刑罚执行，犯罪者的形象和身份已经外化为一种标签，不断提醒着其他社会成员关于犯罪事实和犯罪者人身危险性的存在。国家的否定评价往往与社会、社区和家庭对犯罪者的否定评价紧密相联。由此，犯罪者往往会被排除出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不被信任和给予互惠的机会。罪犯所拥有的个人社会资本存量大幅减少，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急剧缩水，进而成为犯罪者重新社会化的客观障碍。这既增加了矫正的难度，又潜存着犯罪者不被社会接受、重新沦入犯罪的危险。

    社区矫正的区位特征决定了矫正措施的实施场所即为被矫正者的生活场所，矫正措施适用的环境即为被矫正者的生活环境，矫正的“场”被牢牢嵌入社区。被矫正者与社区发生联系的方式与联系的程度，决定了其个人社会资本在社区中增减的动态及其发展趋势。与国家机关政治意味浓厚、强制力特色鲜明的监管措施相比，社区矫正志愿者由于不具有“官方”的正式身份与背景，与被矫正者接触与沟通方式灵活，易于创造宽松、平和的矫正环境，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矫正活动，能够有效化解被矫正者的抵触和敌对情绪，弱化被矫正者“犯罪分子”的印象和影响。同时，因为“在其再社会化进程中，绝大部分受处置人虽与司法部门达成交易，他们真正在意的却是普通人的态度，他们更愿意在社会工作者的行为中了解规范含义，感受人性化的东西，而不大信任政府或准政府形式的‘功利性宽容’”^[10]，被矫正者更易于与志愿者逐步建立信任的、良性的人际关系，引导正向学习和沟通机制的形成，为进一步与社区其他成员互动、接受、融入甚至内化社区规范提供了可能性。由此，志愿者成为被矫正者逐步融入社区、培养社区归属感和共同意识的桥梁，成为恢复或重建其与家庭、社区成员的关系网络和信任机制的人际基础。由此，社区矫正志愿者便构成被矫正者个体社会资本恢复和增加的“原始积累”，不但有利于被矫正者社会化机制的顺利启动与发展，还有助于他们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与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