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

    乔治·奥威尔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1984》(1949)可能是本世纪最轰动的一部小说。

    奥威尔显然不是一个寻常的人。20世纪更不是一个寻常的世纪。这神奇的结合也许是使读者，至少是知识分子，为《1984》神魂颠倒的主要原因。

    据英国作家拜莱(John Bayley)说，像所有的被虐狂(拜莱特别声明，这里指的不是性方面的被虐，而是指巴望受到某种方式的惩罚)一样，奥氏一面想干坏事，一面还想被逮个正着。奥氏的为人和政治立场就是这样交织着浪漫主义和被虐狂。这种交织贯穿在他的作品之中，使它们既受欢迎又受痛诟。

    从19世纪开始欧洲便是政治上和文学上双重浪漫主义的道场。华兹华斯在《序曲》(1805—1850)中所说的“活着经历这黎明是何等的福气”道尽了这个浪漫世纪的不知愁。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狂热和冲突更助长了它的波澜。不论奥氏经历了多少挫折和幻灭，他始终不能摆脱这浪漫主义的召唤魔力，没有为之献身的承诺他就会失去生活和工作的凭依，一如一个中古时代的思想家不能没有信仰和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纷争而生活。

    《1984》里的温斯敦是奥氏的自我写照。他对思想警察头子奥别林无任景仰。后者对他则时而横虐时而温颜相向，根据奥氏的理论，这是极权国家里官员的常态。温斯敦本人完全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他的生活方式永远在两条主线之间摆动:一方面他全然顺从奥别林的野蛮的命令，虽然心底对奥别林所肯定的每件事都暗暗抵制;另一方面陶然于“无产者”还能幸存在这可厌的社会而引起的怀旧的欣慰，他始终认为无产者是这个斯大林化了的世界里唯一的希望和向善的力量。小说里一个最令人感动的场面是温斯敦和他的女友发现了一块维多利亚时代的镇纸而大喜过望，但奥别林立刻下令把它摧毁。在把这对恋人折磨够之后，他恩准他们离境，这时他们已经失去了感受过去的爱情的能力了。

    

    乔治·奥威尔

    奥威尔出生在苏格兰，本名叫Eric Blair。他的祖先曾是小贵族，但家道逐渐中落。他父亲是个严肃但平庸的人，曾在印度当过殖民地官员。奥氏的这种出身使阶级感十分敏锐的他常常自称是中上层阶级的尾巴。但这样的出身已足以使他进入伊顿公学就读。

    从学童时代起他就不喜欢他的时代。他在学校里表现平平，从未赢得过老师们的注意。他对英国也没有任何好感，因此当他父亲劝他去缅甸当警察时，他立即欣然启程。

    在缅甸时他就开始尝试写作，梦想有一天成为一个作家。但他似乎没有多大的天分，几经摸索，始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出众的写作风格。这样说并非对他不公。他的父母和熟悉他早年的朋友们都对他的作家梦不抱厚望。露丝·匹特尔(Ruth Pitter)，一个早年曾在伦敦照顾过他的(如今已被人遗忘的)诗人，就说过:“他是个糊里糊涂的年青人，抛弃了颇有前途的职业，妄想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作家……”因此后来奥氏能够名动天下，甚至被作家普里切特(V.S.Pritchett)誉为“我们这一代人凛若冰霜的良心”，或许得力于他的一些偶然经历不少。

    他的一个主要的偶然经历是参加西班牙内战。他的这一壮举与其说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还不如说是出于他对所处时代所怀的一股错综复杂的感情。他需要受苦，就像古代的圣徒一样，即使这苦是自找的或自己酿造的。而这个时代可谓待他不薄，给他碰上了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刻。他在前线受了伤，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的首府)经历了更多。他目击共和国一方的左翼阵营中的自相残杀，他的同道，无政府主义分子，被斯大林派杀戮殆尽，(内战以法西斯主义者佛朗哥的叛军获胜告终。)他所感到的不仅是幻灭和义愤，更有一种迫使他反思的力量。

    对于政治体系的反思把他引向后期的三部主要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动物庄园》(1945)和《1984》(1949)。《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他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但其出版却遭到不小的困难，因为当时伦敦的知识阶层中充斥着或隐或显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同情。

    《动物庄园》的出版同样屡受挫折，左翼的出版社柯朗西(Gollancz)对它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在战争仍在进行期间，任何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可能削弱苏联的盟友(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共和国受到斯大林的支持)的行为都应该避免。另一方面主持法贝尔(Faber and Faber)出版社的保守派T.S.艾略特则谨慎而委婉地拒绝了书稿，认为全书的精神过于消极。不过艾略特多少有点顾左右而言他，这使奥氏的刚出版的传记《奥威尔:一代人的凛若冰霜的良心》(Orwell: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的作者大为抱不平。

    《动物庄园》和《1984》确实是消极的，甚至比之伏尔泰通过在《天真汉》中所说“我们必须种好我们的花园”所传递的厌世情绪犹有过之。但这两部作品的可贵在于它们的预言性。

    它们预示了我们当今社会的心态:对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的冷漠。它们也适时地提醒世人，不仅苏维埃式共产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它的国际威胁值得警惕，推而广之，在战争期间得到助长的英国和美国教育的一些秘密和专断的做法也非世人之福。而这一切他都以人人能够想象、理解的平白语言(甚至有时过分平白)出之，影响之巨，远远超过了连篇累牍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巨著。

    出自良心的，总是两面不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