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展经济学诞生、演变至今，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流派。它们各抒己见，在不同时期，各有消长，在不同范围，各有影响。我们认为，论证经济发展问题，有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激进主义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四种基本思路。
(一)结构主义
发展经济学兴起之时，统治西方经济学讲台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持结构主义观点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人们还不能根据价格信号做出理性选择。价格的相对变动对资源配置(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推动作用很小，供求不能自动达到平衡。供需结构刚性，各个部门间结构不均衡。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生产率差异大(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结构差异)。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边际的、增量的经济调节，更需要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规模的巨大扩张，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凯恩斯经济学是静态的、短期的分析，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发达的动态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学，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学。
结构主义思路在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特点，提出了不少特殊理论。
(二)新古典主义
自19世纪末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经济思想中的正统，被视为一种与结构主义相对立的世界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有效地调节企业的生产和个人的经济行为。由于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在企业和个人追求自身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同时，社会也达到了和谐。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市场价格机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机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标准化的分析方法，但对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不予研究。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持“单一经济学”观点，认为他们的理论既适合于发达国家，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观点逐渐占了上风，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中许多结构主义观点受到批评。此后，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应用新古典分析方法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也因此而得到了扩展。
(三)激进主义
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同时，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涌现了一批较为激进的发展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有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巴兰(Paul Baran)和卡尔多索(F.H.Cardoso)等。他们一般持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是由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他们的学说通常被称为激进主义，或依附学派。普雷维什提出，世界经济体系呈“中心—外围”状态，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有很大差异。首先，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中心国家通过殖民统治或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强加于外围国家的，外围国家未发生摧毁封建主义基础的资产阶级革命，前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崩溃，也未形成成熟的资本家阶级，因此外围国家处于受中心支配的封建领主和买办的控制之下。其次，外围国家经济的主导部门是出口部门和奢侈品生产部门，这两个部门的发展既受到国外需求的约束，又受到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从而使外围国家经济受制于中心国家。
以中心—外围论为基点，激进经济学家提出了“依附论”。他们认为，低度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以前的落后状态，相反，却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依附是一种决定性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的制约。某些国家能够通过自身的动力进行扩张，而其他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其扩张只能是处于支配地位国家扩张的反映。这时，两个或多个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便成为一种依附关系。
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把经济制度(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
(四)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中继结构主义思路、新古典主义思路和激进主义思路之后出现的一个重要思路，这一思路的显著特点在于把制度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结合制度分析的观念和新古典方法论，探索经济发展的源泉，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一方面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充分运用新古典分析工具，另一方面充分重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等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传统。但它并不意味着重新强调斯密所倡导的自由经济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对配置资源和促进发展的巨大作用，而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们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纯经济分析思想的束缚，重新恢复了对政治、法律、历史等非经济因素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