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延文先生在《鲜红的诗歌:永远书写在中国大地上——贺敬之访谈录》一文中写道:“贺(敬之):‘这个问题是范围辽阔的理论命题,我只想谈谈个人的见解。我觉得,自己每写一首诗都是灵魂的重新”炼,情感的高度释放。对于和民族历史同步的诗人来说,昂扬的政治激情不是天外来客,而是民族精神和人民革命的土壤所赐予的。我们“鲜红的生命”,是“写在鲜红旗帜的皱折里”的。它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革命,我们的历史。作为诗人,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而是我们用语言用声音多少写出了一个民族的振兴,多少从某一个方面写出了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同时,真正的诗不是升官发财的工具,往往倒是所谓“诗穷而后工”。在从事诗歌创作几十年,表面看,我没有经历的灾难,像艾青那样的流放,以及胡风集团其他成员被逮捕。但是,极“左”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造成的精神磨难,却是难以计数的。也许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我是因与胡风的关系受批斗,背着处分,写出《放声歌唱》。这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奇怪,无论革命道路的崎岖,或者个人的任何委曲,我都要求自己——决不失掉对革命的信心和热情!!!我的感觉是——能够打垮诗人的只有自己;不能遏制的是他为人民歌唱的热诚!'”(《诗刊》2001年6月号,第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