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颂》_电影《秦颂》中的一些细节

戴伟敏

《秦颂》我是和《大辫子的诱惑》一起看的，立马有一种从甲B到甲A的感觉。镜头运用、导演技巧、摄影、灯光都有脱胎换骨的表现。但是《秦颂》并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和它宣传的高度。太史公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把“荆轲刺秦王”那一幕写得何等壮烈，片中却拍得这等草草，一开头就令我大失所望。它也就是国内甲A的水准，离意大利联赛还差得远，在戛纳碰了个闷炮也理所当然。

纵览全片，说白了也就是反映了“人性”二字（当然专家们可以这个“主义”那个“架构”发掘出许多我们肉眼凡胎看不见的东西）。这个所谓“人性”可说是第五代导演们的“保留节目”。从《一个和八个》到《红高梁》、《五魁》、《炮打双灯》、《菊豆》等片已把这个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到周晓文手中真的已成了一块别人嚼透嚼烂了的“二馍”，实在没什么新鲜了。

关于这部影片对历史的“戏说”与人物性格设计的先天不足已经有很多文章指出，这里我不再重复。对于历史我还是赞同金庸的论点——历史事件可以虚构，但人物的行为和性格的变化必须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他在《鹿鼎记》后记里也说过，“韦小宝”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但在清朝那时的条件下，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包括他的经历）是完全可能的。金庸的小说中写过不少皇帝，如康熙、乾隆、铁木真等，读过的人都感觉写得很真实。他在《碧血剑》中写的李自成有专家认为要比姚雪垠的长篇巨著《李自成》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其实他写的并不是历史小说，情节大多是虚构的，读者觉得真实可信是因为他严格按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和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虚构”，没有抱着“气死历史学家”的态度。（其实《秦颂》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有些相似，都描写了一位开疆拓土又杀人如麻的、颇有争议的、挺可亲的“暴君”。高渐离得到一位公主的垂青，巧的是小说中郭靖也有一位华筝公主，并做过一段“金刀驸马”。《秦颂》中高渐离对秦始皇的暴政大放厥词，小说中郭靖也对铁木真大谈原始的国际和平与人道主义精神。最雷同的是小说和电影中都有主人公为阻止“大屠杀”而向皇帝求情并牺牲自己某些利益的情节。）

从这一点来看《秦颂》的荒诞就显而易见：《巴马修道院》中的克莱莉娅爱上囚犯法布利斯是因为他是贵族，又长得英俊高大，栎阳公主会喜欢又丑又脏的囚徒高渐离就令人费解。秦国时三从四德那一套虽没诞生，“男女授受不亲”还是讲的。堂堂大秦国公主会口喂囚徒食物，这惊世骇俗的一笔便是港台“戏说”片也编不出来。只重“效果”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是本片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对《秦颂》最不满意的是它的语言。国产历史片始终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一是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或是如《三国演义》般儿戏似的举着兵器乱划拉，或是港台工夫片式的高来高去太夸张，不像国外的一些古装片如《第一骑士》（First Knight）的战争场面那么真实，真实到近似血腥和残忍；第二就是语言，要么之乎者也一股酸气，要么全是现在的大白话，像电视里的名人访谈。

但本片的语言更失败，三位主要演员全是一股浓郁的“京腔”。这个所谓“京腔”是我的杜撰，不是指老舍《茶馆》时的那种老北京话，是指北京演员中流行的一种语言，具体说来就是以王朔式的文字为基础结合北京的土话，发音上飘、浮，语气上总带着一种玩世不恭和调侃的味道，就是用普通话时也改不了那种“味儿”。这种“京腔”以《编辑部的故事》等为开端流行起来，在北京的演艺圈中似乎十分时髦，上海的王志文和马晓晴都已被“同化”。

这种“京腔”在反映北京的影视中用用倒也无妨，可是《秦颂》反映的是千余年前的古代故事，用这种“京腔”就说不过去了。三人中葛优还好，许晴最明显，虽说拍秦国故事未必要用陕西话（不然老谋子可当顾问了），但堂堂大秦国公主一开口一股“戈玲”味，就不像话了。作为导演没能尽力纠正演员这方面的失误，周导是难逃其责的。

当然作为中国的导演还是有优越性的，可以说除了钱和技术外，其他方面并不缺，甚至有西方导演们没有的“特权”，可以为了某种“效果”而为所欲为。《悲情布鲁克》可以残忍地把一匹马活活摔死（这两位导演倒是应该去拍一部反映“人性”的电影），《秦颂》可以把一大堆假编钟扔进河里。注意，扔进的不是臭河浜而是天下名胜壶口瀑布！我不知道当地的环保部门有没有因此找周导的麻烦，我倒很想知道假如若干年后考古学家有幸捞起这堆假古董，不知作何感想。